它至今仍静静地隐在曲里拐弯的箭杆胡同里。它已衰败不堪——门楼残损破旧，院内拥挤杂乱。它就是被蔡元培称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创刊时编辑部旧址今天已无从考证），主编陈独秀。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即随其北上。陈独秀租居的箭杆胡同9号是座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它同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新址。当年与此院东邻的是北大三院（今已成为一家机关的办公地）。《新青年》以北大为依托，因而在它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他们是：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那时，“《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鲁迅语）。这座今天看来极不惹眼的小院，当年由于他们的往来于此而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深深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也是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它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国人的精神与社会旧貌依然的中国，率先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攻击。它反对旧伦理、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并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是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它从1918年起几乎全用白话。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我国第一部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著），鲁迅的《孔乙己》、《药》等作品以及沈尹默、刘半农、胡适、陈衡哲等人的白话诗也都刊载于《新青年》上。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5月，《新青年》上还刊出了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引介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与资本集中说。《新青年》内部也存在对立的观点，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毋庸置疑，这本每期100页左右装帧素朴的学术刊物，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丰足的思想动力。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到：“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1935年为《新青年》重印题词的胡适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1920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自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近读《文汇报》，得知1959年即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旧址，在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又成为人们关注的地方。而北京的这处《新青年》旧址不仅未被列入任何一级保护单位，且连块标志小牌也没有，只能任其衰败下去。在我画这幅《新青年》旧址写生时，不远处的北池子大街正在大兴土木，真不知它以后的命运如何？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