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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斯大林、毛泽东对陈独秀错误的评论问题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11日作者：徐承伦【编辑录入：多声】

发表日期：2003年4月29日出处：陈独秀研究简报作者：徐承伦已经有196位读者读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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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几十年来，翻开历史著作陈独秀总是被写成反面人物，陈独秀研究成为“ 敏感”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突破陈独秀研究的“禁区”，并且把戴在他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右倾投降主义者等政治帽子一一摘掉。但是，由于错误的传统观念长期灌输，要真正恢复陈独秀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深入开展陈独秀研究，正确评价陈独秀，必须彻底清除错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斯大林、毛泽东对陈独秀错误评论的影响。本文侧重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彻底摘掉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强加在陈独秀头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二是坚决纠正毛泽东建国后对陈独秀评论的种种不实之词。
〖HTH〗一、彻底摘掉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强加在陈独秀头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HT〗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为推卸自己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强加到陈独秀头上，因而使陈独秀的后半生历经磨难，命运坎坷。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以后，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国际主义原则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彼此是平等的。但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控制共产国际后，把它变成了苏联的外交工具，使联共成为凌驾于各国兄弟党之上的“老子党” 。1923至1925年，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转变，最后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和共产国际的权威，竟然指责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1］。7月12日，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驻中国代表宣布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等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根据斯大林定下的调子，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 ”的帽子，说他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2］。从此，陈独秀就背上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革命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以瞿秋白、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由此引发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分歧，以致发展到公开对抗，最后被开除出党的结局。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的指示。第一次，1927年7月，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代表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时，鲍罗廷就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当即遭到陈的拒绝。第二次，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李维汉两人前往陈独秀住地， “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第三次，1927午10月，党中央由武汉迁到上海，陈独秀也迁居上海，瞿秋白和李维汉“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 ［3］。第四次，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通知他去参加大会。他又一次拒绝了。并且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4］。
如何看待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陈独秀明智的抉择。六大期间，王若飞讲了几句公道话，认为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他参加会议是不对的。他据此不出席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因此，他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提议未被接受，有人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双方在会下争吵起来。王若飞后来在列宁学院俄文班学习，几乎被开除党籍(后受严重警告处分)。有人说：“陈独秀若去莫斯科出席六大，会有怎样的遭遇，他还能回来吗”［5］?正如胡绳指出：陈独秀“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6］。
第二、陈独秀不听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劝告，毅然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
托洛茨基与列宁是领导十月革命的两大领袖，十月革命后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分歧。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认为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场争论在联共党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分为两派。斗争结果斯大林派取得了胜利，联共中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并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托”运动。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也被开除学籍并遣返回国，他们回国后继续进行活动。正在反思大革命失败问题的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对失败后形势分析与失败原因问题上，两人不谋而合，因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虽然陈独秀知道自己转向托派的严重后果，他还是沿着托派立场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进行对立。
中共中央反对托派是与共产国际同步进行的。l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严重注意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党内活动的事实，把反托派斗争规定为党内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并规定了对托派“予以在理论上的排斥，在组织上予以制裁”的斗争方针。不久，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观点，与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终于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等罪名。
如何看待陈独秀转向托派问题?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大家是不清楚的。陈独秀走上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来几乎成了铁案。文革中，有关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有的学者收集到陈独秀与托派活动的绝密档案资料，经过认真研究，写出了专著《中国托派史》、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 ‘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7］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公开宣布为30年代所谓“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案 ”彻底平反。
第三、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批评中共中央的决议，连续写信反对中央的政策。
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挑起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指示各国共产党兴起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号召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并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写信给中央常委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批评“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 ”。中央复信对他提出严厉批评。但是，陈独秀坚持已见，并于8月5日、11日和10月10日、 26日连续向中央常委发出4封信，重申自己观点。10月10日，陈在信中还将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决策。并对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他谈话，责备他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提出批评。“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不同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 ［8］11月15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这个决议还需上报共产国际最后审定。1930年2月8日，共产国际电邀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审查开除他党籍的决议的会议。17日，陈独秀复函断然拒绝。这样，陈独秀终于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党开除出党了，这不仅是陈个人一生的悲剧，也是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悲剧。
如何看待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中共中央没有洞悉其奸，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来号召人民，显然是不正确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中央的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实践证明，陈独秀的这种立场和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中东路事件也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 
1942年5月，陈独秀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派、反共产国际、反革命、汉奸等大帽子。在贫病交加中于四川江津含冤逝世。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老子党 ”还在，斯大林还在。“斯大林是一言九鼎，当年谁敢对他说个不字。特别是1945午4月20 日，中共六届七十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
“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最后一个时期内 (约有半年时间)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9］ ，这是中共正式《决议》，几十年来，成为评论陈独秀错误的权威结论，谁敢对此提出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陈独秀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好转。那时强调中苏友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苏联援助和借鉴经验。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同年的中共八大上也提出防止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不久中共就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反对批判斯大林。直到1963年在中苏大论战中，还认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党内还定了一个规矩，批判党史上的错误，只批判我党领导人，不批判共产国际，更不批判斯大林，更谈不到揭露斯大林对陈独秀错误的定性问题。
历史真相如何呢?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政府开放了过去严密封锁的绝密档案资料。199 7年、199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翻译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7)6卷，引发了学术界对陈独秀的重新研究与评价，集中表现在199 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并出版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论文集。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两篇：
一篇是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长篇论文，文章系统地探讨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该文指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例如，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即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实际上都不是陈独秀的主张，“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也是陈独秀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10］ 。
另一篇是唐宝林《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为制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掩盖或伪造的种种事件》的长篇论文。论文共分21个小题目，“可以说是为陈独秀全面翻案的文章。”例如，在“第一个小题目：大革命实际是由中共中央领导的吗?”中指出：“传统党史认为，大革命是陈独秀党中央领导的，所以要对革命失败负责。而从这批档案中看到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这次披露了1923—1927年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然后，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指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到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所以，在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小的。大量工作实际上是在‘国苏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篇文章在最后一个小题目“斯大林不只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里还指出：“被当作替罪羊的不仅是陈一个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批档案涉及与当年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有关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中，有164人后来被斯大林处决，其中有中国人熟悉的鲍罗廷、布勃诺夫、布哈林、加伦、达林、福京、穆辛、季山嘉、加拉罕、杨明斋、越飞、米夫等。托洛茨基则在国外被砍死。人们看到其中大部分是忠实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的，为什么被处决?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其中重要一条是了解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真相 ［11］。正如胡绳指出：“那时谈要中国共产党去帮助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12］。又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13］。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已经删去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传统提法，在讲到大革命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14］。在讲到向国民党妥协退让问题时说：“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妥协退让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15］。同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一书，也没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观念。
〖HTH〗二、坚决纠正毛泽东建国后对陈独秀评论的种种不实之词〖HT〗
1.毛泽东在青年、中年、晚年分别对陈独秀作出不同评论
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谈论陈独秀，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3种评价：
青年毛泽东(长沙时期)对陈独秀十分崇拜，完全肯定。把陈独秀当成他的学习楷模。例如，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16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谈起陈独秀，还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7］。
中年毛泽东(延安时期)对陈独秀的评论一分为二，基本肯定。把陈当成犯了错误的朋友。这一时期，多次提到陈独秀，讲得比较具体的有两次：一次是1942年3月3 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讲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8］。另一次是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讲话中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9］
晚年毛泽东(北京时期)对陈独秀完全否定，痛加贬斥。为了适应党内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的笔下和口中，多次提到陈独秀，但从未讲到他的功劳，而是将他打入另册，严加批判和谴责。据现有资料，毛泽东给陈独秀头上扣上以下种种帽子。
一是“著名的大叛徒”、“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一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20］。
二是“坏人”。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讲话中，批判高岗、饶漱石，“没有你也行后，”接着说“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21］。
三是“不愿继续革命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就如何对待犯错误同志的问题时说，一种是本人愿意革命，“本人也有不愿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22］。
四是“不可救药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23］。“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24］。
五是“反面教员。”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年 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从错误中学习时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25］后来，反面教员的名单也越拉越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又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26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27］。
六是“反革命分子”、“分裂派”、“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说：“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 ［28］。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现在的彭、黄、张、周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
［29］。
上述毛泽东对陈独秀三个时期的评说，哪种评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呢?应该说，在延安时期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可惜这个重要讲话，长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81年7月1 7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条位置全文刊载，大家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据一位知情人在一篇文章中透露：“1981年6月，党中央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也就是表明确认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功过的评价”［30］。
应该指出，陈独秀虽然犯了右倾错误，拒绝党的批评，搞小组织的宗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但从来未向敌人屈服过，更没有向敌人投降，即是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也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与中共的分歧，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因为在反帝反封建、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等大的方面，他和中共的主张还是一致的。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他是大叛徒，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反面教员?这些评论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否定了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期几次对陈独秀的评价。
2.晚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错误评价，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和学术界对陈的正确评价。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崇高地位的基础。他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成员的权威，因而他对陈独秀的错误评论，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对陈的正确评价，也影响学术界对陈独秀研究的开展。
1951年，经毛泽东审定出版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写到五四运动时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陈独秀被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时，也要强调“ 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意为全党“错误的选择”。根据这本书的基调，党史及有关著作，均按照“统一口径”的指示，提到陈独秀的名字，就要进行一番批判，谁要讲陈在五四运动和中共早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会被扣上“美化叛徒”或“为陈独秀翻案”的帽子，受到批判。
特别是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左”的思想日益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气氛，也越来越浓烈。讲党史从党的建立开始，就要突出毛，突出路线斗争。陈独秀作为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首当其‘批’，只有挨批的命，那有论功的份”［31］ 。伴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逐步升级，学术界失去了活跃的讨论和创造性思维的气氛，权威人士所作的评价和论断，成了无可争议的真理，知识分子只能加以解释，不能进行争呜。 
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后，有人说陈独秀“至多是党的同路人”。十年“文革”开始，有人甚至说陈独秀是“尊孔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开始了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前进途中还不断受到“左”的干扰。直到1984年3月，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中，仍然强调 “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3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陈独秀研究大气候进一步有了好转。标志之一，权威部门明确否定了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传统结论。这在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注释中体现。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1951年注释是：“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33］ 
毛选第二版注释把上述那段话统统删去。新注释道：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没有再提“反革命匪帮”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提法，新增注释道：“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34］ 。这条注释，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说也为托派是“汉奸”、“反革命”，非正式地平了反。
毛选第二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陈独秀”名下的注释，也作出了相应的修改。在写到1927年以后陈独秀时，原注释的“投降主义者”、“取消主义者”、“反动立场 ”等提法都删去了，改写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35］。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按照中共党的章程规定，提出并坚持宣传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是不允许的。所以，执行党纪定陈独秀为“反党”，并开除出党，别人无权干预。但不能因此说他是“反革命”。所以毛选的这条注释是可以视作为陈独秀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非正式地平了反。
第二，突破了“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的规定。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打破了陈独秀不能被看作党内人物的禁令，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第三，陈独秀研究机构和学术研讨活动进一步得到开展。1989年3月北京成立第一个陈独秀研究会以后，江津、安庆、安徽、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陈研会，并召开了七次全国性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安徽省陈研会1996年成立以来，已召开6次学术研讨会。研讨内容已由政治转入到文化、思想、学术等各个领域。
〖HTH〗注：〖HTK〗
［1］〓《斯大林全集》第9卷309页，人民出版社。
［2］［10］〓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4］〓转引自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下)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5］〓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6］〓《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47、48、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32］〓唐宝林：《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纵横》杂志2002年9期。
［8］〓《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9］〓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3页，1991年版。
［11］〓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40、73页，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6、19页。
［16］〓《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7］〓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出版。
［18］〓《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9］〓《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卷43页。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2页。
［22］［23］［25］［26］［2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207、299、446、478页。 
［24］［2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95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452页。
［30］〓王洪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31］〓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百年潮》2001年第7期。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1952年版。
［34］［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0、238页，1991年版。〖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