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惠同志是我国党史研究求真求实、与时俱进的开拓者,曾给
本会本刊许多指导和帮助。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刚刚答应参加本会老干部顾问团时,就匆匆离去。3月2日,本会会
长陈铁健、唐宝林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朱容基
夫妇、薄一波等人送了花圈。为表示我们的沉痛哀悼,现发表他的生平简介及他在医院中的
两次谈话如下:
郑惠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知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副主任郑惠同志,因病于2003年2月23日凌晨4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郑惠同志
1928年2月生于湖南省武冈县。中学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秘密开除。
1947年暑期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年6月在北大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
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11月进入冀东解放区,任《新唐山日报》编辑。1949年9月以后
先后在新华社新闻学校、新闻总署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刊编辑室学习和工作。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
以后,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工作,期间,积
极参加抵制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979年6月至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先后任文化组
副组长、室务委员兼文化组组长。期间,参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主持编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
1983年以后,郑惠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副主任,2000年2月离休。他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一章的撰写和修改,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主要统稿者,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初稿的编写工作。他曾
主持《党史通讯》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从1990年起,他参与主持胡乔
木同志回忆、谈话和著作的编辑整理工作;主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参与编辑《胡乔木
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著作。还参与了胡绳同志著作和谈话的编辑整理工作。在
有关报刊上发表多篇党史论文和评论。1994年至1999年,他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筹备和创办了《百年潮》杂志并兼任杂志社社长。他还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
成员。
郑惠同志在长期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党史研究工作中,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列
宁主义、坚决拥护、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郑惠同志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提倡开阔视野,独立思考,并身体力行。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能诗善文,讲究辞章。
病重住院期间,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编成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程门立雪忆胡绳》。
郑惠同志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不计个人得失。他严于律己,作风正派,
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他乐观豁达,平易近人,奖掖后学,关心、爱护和扶持年轻一代,深
受中青年理论和党史工作者爱戴。
郑惠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息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一生。
郑惠同志永垂不朽!
仗义直言话党史
——郑惠在医院的两次谈话
这两次谈话记录,本来是作为我个人资料收集的。没有想到郑惠同志走得这么快,所以对
于我来说,就显得特别亲切和珍贵。一个在“上面”与“下面”圈子中活动了许多年的
党史工作者,其思想历程与被他尊为良师益友的胡绳同志十分相似--晚年闻道
,死得明白。
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没有全面的展开。但即使如此,也使我受到极深
刻的教育。现在公布出来,一是表示我对这位尊敬长者的无限哀
思,二是与大家共享他的教导。不过要全面了解郑惠
同志对党史和革命史的新见解,请读他在医院中编写的《程门立雪忆胡绳》。
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看到他的“回忆录”。
唐宝林注于2003年3月2日参加郑惠同志追悼会后。
第一次
2002年12月27日,郑惠同志因患肝癌后期(朋友告诉我,他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与他接触,
不要谈这个事)住北京医院五个多月。第四次手术后,在病房里给我打来电话
,说他从去探望的朋友口中知道,我为新党史石仲泉先生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在《简
报》上,他还没有看到,问我是不是寄到他家里了。我说我知道他有病住院,要直接送到医
院去,但知道您这两天动手术,医生不让探望。于是约定31日下午3点,我去医院。
我如约前去,看到郑惠
同志气色还好,一个人在桌前写着什么?我与他互道新年祝贺后,就谈了起来。以下是谈
话记录:
郑:我从好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口中听到夸奖你文章的话,很想亲眼看看,今天还麻烦你跑
一趟。
唐:哪里,本来每一期都是要请您指教的。你们老同志也不要都说好,还应该说点不足和应
该注意些什么,这才是对我的最大帮助。
郑:石仲泉同志原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党史不太熟悉,你们这些专门研究党史的
学者,应该帮助他。可有的同志只知道无原则地捧他,这种风气不好。
唐:新党史中,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修改成这个样子,虽然有所进步,但还保留“右倾
机会主义”帽子,的确很遗憾。许多人有意见,我不说,别人也会说。不让公开说,私下里
也会叨咕,“不平则鸣”么。我想,公开说出来,总比在下面
议论好。虽然不一定管用,人家不会听的。现在不仅《百年潮》捧新党史,《中共党史研究》
更是拿出2002年第6期大量篇幅,来吹新党史。于是,我的文章压力就大了。
郑:现在形势不同了,只要你摆事实、讲道理,即便错了,也不会轻易给你扣上“反革命”
帽子的。至于你的意见管用不管用,看怎么说。这一次,他们的书已经出了,好象是马后炮
,不管用了。从长远来看,当然是管用的。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有道理。因为我还没有看,
不能作出评论。不过我从别人的反应中感到,你写得不错。多年来,我还没有碰到有这么多
人当着我的面异口同声夸奖一个人的文章。要相信历史,相信人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
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旧观念都改变了,以后还要变下去,所以,中央提出“与时
俱进”的思想路线。难道陈独秀问题,就会停止在过去?不会的!关于这次修改党史,我发
表胡耀邦谈陈独秀那篇文章(即《百年潮》2001年第9期《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
本刊2001年11月第3期转载--唐),就是说对陈独秀问题要大修大改,不是小修小改。结
果,他们还是小修小改,还给他扣“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求稳怕事,我也不知道他们怕
什么?
唐:怕创新!重复前人的观念,总比较稳当,错了,也是别人的;创新,弄不好,就会犯错误,丢掉乌纱帽。
还有一点,大家不服气,老石谈话总以他们的党史本子是最高真理自居,看不起别的部门、
别的单位和个人的本子。同时又动不动拿“上面肯定了”压人。
郑:胡绳主持修改党史时,几次告诉我们不要以“党史正本”自居,不要看不起别人的本子
,应该谦虚谨慎。说到上面肯定,看是怎么说。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中央的一个直属工
作机构,上面说肯定,只能说总体上肯定我们的工作,尊重我们的劳动。至于党史本子,中
央领导同志掌握全国的工作,日理万机,哪有时间从头至尾看大部头的本子。
唐:更不可能看那六大本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现在已经翻译出12本)。
郑:就是嘛!否则还要我们这些专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干什么。所以,关键还是要我们把
真实的史实和正确的论证向上面提供,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上面。
唐:为了维护传统观念,害怕看到事实真相。这是这次修改党史不能
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拿掉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本子毕竟是由他们拿出来的,而不是
由“上面”拿出来的。与国民党比,与联共、共产国际比,陈独秀当时只是一个小
党的领导人,在国民党和联共、共产国际的夹攻下(国苏合作),他能有多少作为?起多大
的作用?不少人说我们是为陈独秀恢复名誉,其实,我们是要恢复那一段历史的真实
,而且是一段重要的历史真实。
郑:可能不只是陈独秀问题吧!其它方面也有问题,比如胡绳同志生前说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那完全是王明1931年搞的极左的东西。只有工人农民的共和国,中间阶级都被排斥
,自我孤立。
唐:其实工人农民也不见得有多少人拥护。你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把“共和国
”的牌子扔在那儿,长征去了,国民党一来,遭镇压屠杀的还不是走不了的工人和农民。
郑:当时正确的方针,应该尽量隐蔽扎实地做争取群众的工作,扩大革命力量,夯实革命基
础,根本没有条件建立什么“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硬把它说得这么好,捧得这么
高。所以,这次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传新党史,几次要我去参加,我不去。我去了说
什么呢?说真话,他们不高兴;说假话,我不愿意。
唐:还好您没有去。现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如果让你发言,必须事先要审查你的发言稿,
由他们修改,临发言时才让你照念。上次我去参加一次关于另一本书的座谈会,一位70多岁
的著名学者,因临时得到被审查官大砍大改的稿子,在发言时,念了上句,半天才找到下半
句,而摄象机又对着他,更增加紧张气氛,于是他嗑嗑吧吧,弄得十分狼狈。我们听的人都
感到很别扭,而平时他发言是十分流畅的。另一位我们社科院的著名学者,也75岁了,记忆
力很好,把发言稿都背好了,但因为来不及审查他的稿子,干脆临时取消了。兴致勃勃去参
加会,弄得十分扫兴。
《百年潮》现在也不如您主持的时候,有些问题明显只顾需要,不顾事实,也不敢面对
不同意见。
郑:我主持《百年潮》时,与你们研究所的杨天石(主编)、杨奎松(副主编)、陈铁健(
革命史研究室主任)合作得很愉快。可是,“左派”攻了几下,他们害怕了,让我下来。现
在的中国,想干点事,哪能害怕少数几个“左派”捣乱。邓小平当时如果害怕他们就不会搞
改革开放。我下来,他们拿去办,办得怎么样,读者自有评论,我不去说。
唐:大家都说“平庸”了!您主持的时候,在求真求实方面,被
誉为“神州第一大刊”。现在落在《炎黄春秋》、《同舟共进》、《随笔》,甚至《文汇读
者汇报》的后面。
郑:现在你们陈独秀研究会的经费还是靠大家的会费和捐款吗?
唐:是的。你看每期都公布交纳会费和捐款的名单。
郑:够用吗?
唐:维持会刊《简报》的印发是够了,别的活动很难开展,一是经费问题,二是陈独秀提倡
民主和科学,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党制和多党制等问题,都是敏感问题。搞
这种活动,有人会不高兴的。所以,也只能不搞或少搞。但是,由于陈研会十几年来的工作
,关心陈独秀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每年“五四”、“七一”,陈独秀的幽灵又总要出来游荡
一番,完全不搞也不行;既然要搞陈独秀研究,当然要发扬他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郑:我早就想给你们捐点钱,现在住院,身边带的钱不多。
唐:不,不,您现在生病住院,怎么能让您捐款!
郑:先捐二百元吧!以后我再捐。给你们捐款,是对你们工作的支持,这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心情高兴,是最重要的。现在像你们这样,只是为
着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仅没有报酬,还冒着一点风险,做了这么多工作,这种精神我很
钦佩。我是过来之人,知道做这种事情的难处和苦处。我年纪老了,又得了病,捐点钱表表
心意,请你不要拒绝。
唐: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代表陈研会谢谢您,并祝您早日康复!刚才进来时,我看您还在
写着什么,是写回忆录吗?
郑:是的。也谈不上什么回忆录,不过把我知道和经历的一些重要事情记下来。原来是请刑小群
来了几次,我讲,她录音,主要讲胡乔木的事情。后来,医生说我现在要全心全意治病,不
能做这样的工作。于是,我只好自己抽时间来写。
唐:我们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联系过不少老革命、老同志,“抢救
活史料”,可是不少人拒绝,愿意像周总理那样,把重要史料带走。
郑:周总理那时是四人帮不让他讲。他是有许多事要讲、要交待的,特别是那些被四人帮颠
倒了的事情。如果当时能安排一个可靠的人,帮助他记下来,他是不会拒绝的。
唐:除了讲胡乔木的事情外,您还知道其它重要事情吗?
郑:也知道一些,值得写的,我会全写下来,免得后人争来争去,说不清楚。
唐:在写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什么背景参考资料,您可随时打电话给我,我给您找。
(临别时,我请他加入我们的“老干部顾问团”,他欣然同意,并表示出院后找一些材料给
我。)
2002年12月31日,下午3:00-4:15 北京医院新北楼709病房
第二次
1月23日,郑惠从医院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把一本
新书派人送到我单位,让我去取。这是一本他住院后编写的新书:《程门立雪忆胡绳》,书的封面是一幅郑惠推着胡绳坐在
轮椅上的彩色照片,清雅夺目。书中夹了他送书给亲友的一封打印的信(见附件),落款是
他手写的签名。扉页上还有他给我的赠言和签名、印章,是十分郑重的。
信的第一句,就令人一惊:“ 我自去年7月经体检查出患有肝癌。”这说明,他本人完全知
道自己的病情,无须别人瞒他。他把生死置之度外、赶紧多做点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本人自选集《求真集》也在此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我在1月30日下午四
点半去医院再次看望郑惠同志,并送他此书。见他时,他正与吴敬琏夫妇谈话。
吴敬琏夫妇走后,开始了我与郑惠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我先问郑老如何与经济学家吴敬琏认识。
郑:我们办《百年潮》时,向他约过几次稿。他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中
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当时另一派主张还是搞计划经济,一个叫“有林”的人,常以此
名发表文章攻击“市场经济派”。于是,两个人成为两个阵营的代表,一个叫“吴市场”,
一个叫“有计划”。江泽民主席上任后,把他们请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四大
上,还有争论。
唐:这个问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不是已经解决了么,要搞市场经济!
郑:中国的事情就是那么怪,南巡讲话中已经解决了的事,在十四大上还要争论,虽然决定
了搞“市场经济”,但还是要在“市场经济”前加许多限制词。
唐:现在证明搞市场经济完全是正确的,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最有力的武器,也是解决争论
问题最公正的法官。
郑:是的,所以,有些问题,暂时争论不清楚,就搁一搁,让实践去解决,不必忙着由上面
下结论。你文章中提到的彭真同志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也是这个意思。我看了你的文
章,完全支持你的观点。本来这次是个好机会,党中央提出“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正好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说清楚,当初是怎样给陈
独秀戴上去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这顶帽子从陈独秀头上摘下来。我看上面不会不同
意。
唐: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郑:听说老石下来了,你知道吗?
唐:我也听说了,说是到年龄了,正常退休。不知道代替他的是个什么人。中国还是个人治
社会,什么人当领导,就决定什么样的路线和作风。希望再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开明的人上来
。对老石,我们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是与“左派”作了斗争的。特别是他长期主持编写党史二卷(1949-1976)功不可没,“左派”还要肯定50-60年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
路线,听说老石是与他们面对面地作了坚决斗争的,所以这二卷到现在还出不了。
郑:历史前进的潮流,谁也不能阻挡。现在党研室主要是课
题制,各人研究自己的课题,如果有人搞得太左,也行不通,工作还是要靠大家来做嘛。
唐:我看了您回忆胡绳的书,想起张劲夫同志与我的两次谈话,都谈到胡绳同志年轻时的情
况,说胡绳当时在上海是个中学生,就用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写文章投搞,很了不起。上海地下党夏衍说他是“神童”。
郑:张劲夫是知道不少事情的,应该帮他写一部回忆录。
唐:张劲夫到底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懂得什么是马克思
主义,具有“解放全人类”的人生观,没有“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农民意识——“地主、资
产阶级滚开,该轮到我捞一把了!” ××甚至说:“老子牺牲几千万战友,才得到这个天
下,谁要,休想!”这是什么话!简直是对几千万烈士的极大侮辱。张劲夫是党的高级干部
中最廉洁最明白的人之一。他的秘书说:每次到外面去视察工作,别的首长与随行人员,不
仅大吃大喝,还向地方上要这要那。跟他出去,连伙食费都要自己掏。
郑:可惜我们党像张劲夫这样的领导人太少了,再腐败下去,真要亡党亡国。
唐:“亡党亡国”的说法不科学,这是过去“党国论”的旧观念。陈独秀多次说过:党、政
府、国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亡党与亡国是两回事。政府垮了,也不是亡国。政府换届,不等于换国家。关键还是人民,人民如果愚昧落后,不觉悟,才真会亡国。所以,陈独秀总是把希
望寄托于人民,一生都做国民的启蒙工作,提高国民素质。孙中山很聪明,他提“民国”,不提“党国”。蒋介石后来搞“党国”,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背叛,所以,他最后失败了。
真正对党的专制和腐败有忧患意识的是晚年的陈独秀、1957年的所谓右派、1959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黄、张、周。左派动不动说他们讲民主是“反党”,其实左派才是真正的“毁党”、“反党”。
郑:理是这个理,可是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特别是那些处在高位而又颟顸的贪官
污吏,只知道无限制地满足他们的私欲,哪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哪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心情。
临别时,我请他审阅第一次谈话记录。他认真看后,改了几个字。然后,他又从床头柜中拿出一个钱包,抽出一大沓百元大票,足有一千多元,又要向我
们研究会捐款,说上次没有准备,捐少了。我说:“您的心,我们领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
要了。您在生病,上次就不好意思!”他没有再勉强我。我走时,他和他女儿还坚持要送我
到电梯口,看到他的气色和行动还好,心中暗暗为他祝福——早日出院,做我们的顾问,迎
接新的战斗。
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与他永别。20多天以后,他怀着诸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
界。但他又是乐观的:“历史前进的潮流,谁也不能阻挡!”他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附件 郑惠给友好同志的一封信
我自去年7月经体检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即住北京医院治疗。承蒙诸多友好同志关心问讯
,不少同志亲临医院探视,特别是老一辈同志殷殷致意爱护有加,使我深受感动。
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一次最集中最珍贵的革命情谊的激励,也是我住院后能够乐观自
信地战胜病魔的一大精神动力。经过住院半年、进行四次导管介入手术;现在病情已有好转
,原来的肿块得到有效控制,并受到削弱。我的饮食起居、精神状态都属正常。医生认为这
是适应我的年龄、体质(还有心脏供血不足、血糖高等症)较为稳妥的一种治疗方法。打算循
序渐进地做下去,以期身体不受太大痛苦、病症又能有效康复。我也愿意遵照医嘱,努力予
以配合,相信在如此好的医疗条件下,回春之日是一定会到来的。请释念。
在住院闲暇期间,除听听音乐、读读轻松的作品,与前来探视的朋友谈谈天外,也曾想做
点回忆往事、口述历史的工作,已经开始动手,但医生认为此事过于耗费精力,不利于治
疗,只得暂时中断。不过总算抽空将我近几年写的有关追忆、评价胡绳同志的文字整理、结
集,编成一本小书,于近日出版。2003年1月11日适逢胡绳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就以这本
小书略表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忆念之情吧。
在小书出版之际,我写了一首词抒发一点感慨。词曰:
浣溪沙
一册新书寄远怀, 广陵散去抚琴台,余音梁绕百千回。
学究天人先哲智,文惊中外大师才,眼空何识泰山来。
(注:末尾“来”字为语助词,翻成普通话可以说是:
“两眼空空如何识得泰山罗!” )
春节即将来临,谨奉上小书、小词,以供赏玩,并求指教,同时致节日的祝福!
郑惠拜
2003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