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面研究陈独秀，也即文化（学术、思想也属文化）研究。这种方法的内容与特点是：

        (1)、对陈独秀所处的时代的研究。这包括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的研究两大部分。是那个时代产生了陈独秀，时代很重要，没有那个时代就没有陈独秀！时代主题：中国的独立统一与现代化。陈独秀首倡的“科学、民主”精神与其毕生实践，是针对当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伦理道德和整个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当然“民主科学”是指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制度及自然科学。这就必然从形式和内容上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这是推进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互为互动、互相统一的两大纲领。时代的特征有四：（1）二元社会格局问题。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寻求中国出路的“体”“用”问题起，困扰中国的变与不变；保守与激进；超前与落后……种种由时代的迅速变化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在二元社会格局中相激相荡，陈独秀正是为寻求救国、建国之路而对它作出自己的回应的。（2）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冲突。陈独秀所处时代正是当时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又剧烈变化的时代。在当年各种社会思潮中，陈独秀属于新青年派，即革命派。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还有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又称西化派（陈独秀也属西化派之一种）；传统文化派即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流派；及学衡派（以梅光迪、刘伯明为代表）等等。必须把他们放在当时中国的整个反帝、反封建专制的时代中去研究。不能按今天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格局去扭曲历史时代。（3）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相互关系的研究。在陈独秀登临新文化运动之巅的当年，整个中国的封建统治已瓦解而封建思想体系未根本变化。我国大群留学生带回的新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思想伦理体系发生尖锐冲突。但学风传统中的精华则仍在继续发扬。如清古代自河间献王开古文学之门户，实事求是一语已成。至清世而朴学之士尤众。其说在得证据明事实以存所治之学之真相。这一治学传统，在安徽尤为深化。陈独秀也自幼深受影响。这与西学交汇交融，在20世纪20年代百家争鸣的当时，各学派通过办刊报、讲学、组织学会与社团，取得了各自的“话语权”，拥有各自的阵地与受众群体。他们之间又互有联系与合作，相互吸收转益。如陈独秀虽主革命，也不排斥胡适宣传的杜威实用主义和柏格森的实证主义哲学。陈独秀尤其对后者的创造进化论情有独钟。他不仅强调过新文化运动就是创造，乃至要将之整体推广于政治、产业和军事各业上去。这正是其深受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影响所致。在当时他在文化界还不成为主流派。不能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来要求与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不能模式化。（4）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后，群众运动热潮消退，俄罗斯革命道路的巨大影响，对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吸引与冲击。他们很快成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他由强调个性，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实即传扬自由主义与伦理革命，转到倡导革命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其中介与桥梁就是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广大底层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及苏俄劳农专政成功的双重启迪，主张有效而快速的改变国家制度，实现人民权利来拯救祖国于水火。正因此，他顺着劳农专政之路，必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改变所有制入手，即转向了社会领域的革命。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革命在建党前后，可否说是走了思想理论上的“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之路？从这儿可见，陈独秀由原来的依靠出版、言论自由的思想革命和政治民主，到伦理革命，立法与改革国家制度，是以知识阶级作依靠力量的，转而为依靠下层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即革命，通过暴力改朝换代。这种转变是巨大而迅速的。当然也是理性实用主义的（请注意，这儿的理性实用主义是好字眼。到五十年代批胡适才专指“实用主义”坏东西，成为贬义词）。即我们长期来所说的由思想家的陈独秀转变为革命家的陈独秀了。通常所说的1920年陈独秀已由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转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一元指导）的社会革命家和政治家了。这些都是时代特征使然。以上也可说是对陈独秀思想之源的横向研究。除此外，还有对其所处时代的纵向研究。

        按反帝反封建为主轴的思想研究，可分为前、中、后期。按政治可分为从事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革命阶段。后者又可分别从建立共产党前、后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其参加“左派反对派”的阶段等。还包括“陈独秀时代”即1915—1927年的两个阶段的研究：第一个阶段即社会动员的思想启蒙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2）。第二阶段是1923—1927年，包括国共合作、五四运动为标志，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即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转变与发展，对他作学术思想与文化的研究。必须将上述横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这不仅是为了掌握历史发展的坐标与脉络，更重要的是研究陈独秀必须从整体上对这段历史有了解与把握才行，而不是从枝节上对历史作管中窥豹式的肢解或割裂；是从历史的源头研究起而不至于割断历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要全面了解历史及历史人物，而不是以偏概全或仅用当时某一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与政治上的某些需要为立论的依据。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歪曲与阉割历史。所以这必然是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孤立的局部的单向研究。

（二）

        实证研究是对陈独秀进行文化探讨的前提。也是研究的出路。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研究对象的设定与研究主体的素质问题。以往封闭史学、权力史学的最大弊端是其思维方式的封闭与研究方法的单一与教条。说到底，实际上取消了科学研究，而只须演绎定于一尊的政治结论。这是造成文化探讨失落与薄弱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它至今仍为一些权威部门所采用。

        我们所谓的文化研究的终极追求是从理性出发，对现实的文化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一步一步的实践，一点一点的进步，最后使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达到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达到追求科学真理之目的。这种转换唯一的途径就是靠对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实为文化探讨之最初也是最高标准，当然也是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至要。因为科学的方法即陈独秀所说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也即 “第一其推必定合于逻辑；第二，结论必定要求诸实证”。②

        求证即事实判断是实证研究的首要一条。以陈独秀的博大精深，要一气呵成固然不能，靠组织为之辩诬与解除“结论”也无济于事。他所处的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个性，包括多元的文化传统及上述的文化心态、心理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达到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达到追求科学真理之目的。这种转换又必然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这个文化系统就是中国的现实文化——有儒、释、道等家的东西，又有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当然要有多学科专家分别研究，从学术、思想与文化等不同层面作深入的研究，是要对陈独秀之所以成为陈独秀的东西的一种细仔而全面的研究，这不可能靠第二手、第三手的重复研究或炒冷饭、吃老本来解决，必须研究者对之进行有效的具体实证研究。这种要一代乃至几代人做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新。全国史学界，尤其是已故的向青，健在的张静如、林茂生、任建树、唐宝林、沈寂先生等众多学者们的艰苦创业，加之世界各地学者们的致力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就陈独秀的九顶政治帽子，逐一作出充分的事实判断，尤其近十年来，因前联共与共产国际部分档案的公布（中译本已出版六年），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作出了有力证伪，才足以让人信服地了解其不实（当然这还局限于学界，而非政界）。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一书中，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教授的论文《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功与过—再评陈独秀的政策与理论》那样，从大量的事实出发，运用对比、分析与综合的手段，把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中采取的革命战略问题，是否“城市中心论”者；是否“家长制统治”的问题；以及“二次革命论”是否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后者还涉及到他在二七惨案后是否轻视工人运动等问题。这三个长期加在他头上的帽子 ，经过实证研究分析，一个一个的被推翻了。这决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翻案”，恰恰是说明了原来的结论经不起实践的证明，即科学所称的“证伪”而予以否定之。原来所加在他头上的一套“右倾”罪名，经过这种论证，可以说是长期来以政治需要或是论战的对方所强加的。这正是与学者所追求的科学方法截然不同的。实证法的这种论证之所以具有无法不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是因为它通过事实与说理来进行的，其结论是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之后作出的。决不是强加或扑风捉影的。

        在方法上，实证研究要求操作的现实性。即：1、分析——重调查研究与数据资料，即重证据。尤其是档案的利用。对现实结论不仅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还要进行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不仅要进行反思（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书籍记载的东西）,更要深入实际寻找书籍上并未记载的新资料——真实东西。2、综合——既克服泛论，又掌握全貌——靠掌握资料而得的新观点与新结论。包括综合历史人物一生的言、行与果（结果）。3、比较——既进行对陈独秀在多元的文化系统内的比较，又进行中外文化的总体比较。拙文《论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初期的理论变化—兼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双向相逆》一文，是将列宁主义的中国革命论，即其民族殖民地思想理论与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作历史比较之作，尽管浅薄，但它决不是人云亦云之文。这种研究使我对长期来党史上的已知权威结论所谓的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之说，有了新的否决权（话语上的）。我个人的最大心得是：唯有此，对陈独秀的文化研究探讨才能够完成其应有的文化使命。那种把陈独秀只作为党史人物看待，所加在他头上的一套“右倾”之罪，和只希望学术研究能早些时候在政治上为之“平反”的要求，与我们的上述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虽可理解，但它们会对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轻则急躁浮夸，重则干扰研究。

        鉴于上述，我先后约请有研究成果的文、史、哲、政等学科的专家撰写论文（因为在江苏南京开会，以推动江苏作者为主），又吸收历次国内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已有的优秀论文，作必要的增删后编入文集，现在的这本书，就是我用以上方法所作的一种尝试，以期对拓展陈独秀研究领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十分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数。

（三）

       起源研究是科学研究之必需，不从起源看问题，本质就看不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写到了人类的起源史。恩格斯写《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是从起源研究人类社会史的经典之作。也如马克思著《资本论》，是从研究商品这个资本的原始细胞入手的。唯有这种研究，才能清晰地解剖剥削的奥秘。就象人类要战胜疾病，就必须弄清病源，才能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一样重要。同样，陈独秀研究也属“母亲型”的文化源头研究之一。因为只有从对他的研究入手，才可以弄清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前称中共党史，后改为“中国革命史”。1999年已在全国停开）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说陈独秀研究是中国现史研究的正本清源法之需。这种科学方法之重要，用人们俗话所说的叫做“三岁看八十”那样。因为人的天赋、秉性在三岁时就表现之故。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③。当年毛泽东所指是其功劳。当时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只给陈独秀及其领导的大革命“定罪”之时。当然不大可能给这位已故“托派”论什么功绩的。但我们今天要贯彻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要对这段历史负责任，即史料已公布的现在，作为史家，史德所系，就应当依据严格的治史要作新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修史态度。

愚以为，讲其建立共产党的功劳或不足，还应当包括对陈独秀时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断裂层的研究。这样才能为建构与再铸21世纪我国人文科学的辉煌起积极作用。

        思想断裂问题的提出，早见于陈独秀的挚友与同志郑超龄先生的回忆录。他叙述自己的思想演变时提出了一个有趣又很严肃的问题。他说：“欧洲思想革命，从抛弃天主教神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中间经过三四个世纪，经过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在中国，我则认为抛弃孔子道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也不能够经过这么长久的完整的阶段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④楼子春（一丁）在陈独秀逝世后写的悼文中又称：“陈独秀的一生及其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和轨迹。以其一生遍历卢梭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变迁，即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 ⑤ 由此可见陈独秀研究所独具的代表性了。郑超麟前一句话说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的一个思想断裂层问题；楼子春说的是思想轨迹问题。两个合起来，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的艰苦历程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之源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即代表了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时代（1915—1927）的种种辉煌，也同样代表了这时期的种种不足与断裂。例如：众所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就陈独秀思想而言，在这几年里至少就包括：（1）他从法兰西文明转向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道路中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断裂。也就是其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思想理念的断裂。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动力源的变化与被取代问题。（2）俄国革命的影响问题。以往一般只从反帝反封建政治制度之需出发看这问题，如郑超麟所强调“当时推动我们抛弃孔子道统的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推动我们抛弃民主主义的力量。我们切勿忘记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他说“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则几乎是有机的进化的。”他解释中国所以没有稳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之晚，已经来不及赶上前进国，如日本和俄国资产阶级所做的。”⑥这种解释是可商榷的。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因，也是决定性的原因。但同样面对此基础，在如何救国的问题及对传统文化与国粹，胡适与陈独秀不同；学衡派与陈独秀，乃至无政府主义与陈独秀，钱智修、杜亚泉与陈独秀各有不同。陈选择了以开明专制救国，而又以激进民主主义和以苏俄模式建党，其时主要的参照系是独具排他性的俄罗斯模式。这时候陈独秀的直线思维在其思想上起了决定的作用。而这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相合。它们的排他性很大，尤其是列宁。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又被开除出“托派”的思想根源也在此。用哲学的表述即思想方法论上的绝对化与极端化原因。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方法并非科学的。但应承认有其历史合理性。历史不能苛求，也不是人们事前能预计到的。但历史可以反思与总结，这就是说，对陈独秀主持的一段中共党史，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通过反思才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来认知，确是当代史学界义不容辞之责。因而，这要求高度的学术民主精神与理性，要讲究科学性。这样的研究，就是用陈独秀当年首倡的，也是他躬身实践的方法来研究陈独秀。还是一句话—民主与科学。

（四）

     综上所述，对陈独秀作文化研究，其特点有三：首先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献与文本（包括对陈独秀在各种领域的全部著作及其全部社会改革实践的研究两大方面）。以发现其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线索。其次要对陈独秀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贡献作客观的估量而非主观随意的否定。尤其是他的推进中国现代化思想，包括其顺应历史发展的现代化思想而非主观的要求；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的总体构想及其发展程序的思想；他的关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建构等。而他领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直接为现代化开发了民众资源。他提出的“人的现代化”为社会实践的深度变化起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三，以文化批判的立场，重新审视陈独秀在二十世纪思想、学术与文化领域的贡献及其对历史发展的社会意义，更深入的探索其历史底蕴，反思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达到理性思维的本质高度来俯瞰。这种研究无疑只能是事后进行的，并且要对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俗话说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不能被政治左右。因为政治讲利害，以至可以伪造；而历史讲是非，强调科学。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也只能是集相关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们共同进行。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创新之举。它需要学术的良知、勇气和学者的人品与胆识！

     上述三者的统一，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文化研究的方法。毫无疑问，掌握这种方法，将人物所处的时代、思想、活动的源（从他文化思想的大背景大视野上着眼），与流（研究其学术、思想、文化等全部活动及其轨迹）。加以站在今天21世纪时代高度的深入的思（反思）熔于一炉。这本身就是科学态度与求真实精神的统一。这必将集国内外及我国许多学科的学者于一堂，使我国的陈独秀研究学术水平及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只有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给陈独秀定位才是科学的。也只有这种研究才能吸引老、中、青三代学者。

 这次南京会议较以往历次会议有明显不同的是中青年学者开始成为主要群体，（全部代表62人，占37人，为60%），改变了以往研究队伍单一与老化的局面，则预示着更具有发展的后劲。对陈独秀乃至相应的历史研究具有新的重大意义。

注释：

①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134页。

          ②罗家伦：《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见《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学卷》，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19页。

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26页。

      ④ 、⑥《郑超龄回忆录》1996年香港版第41页；42—43页。

“道统”指从天道开始而推衍出的一个知识系统。公元前4—5世纪，渐渐出现为古道者之学。后世所谓“老子”之学。其思考的中心是通过宇宙之道的体验，追寻对天道、世道、人道的全面而终极的理解。

⑤见《陈独秀研究动态》第  期  页。

（本文于2002年5月27日在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究会上作大会发言,2003年4-5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