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几个部分，论述《新青年》的创办与发展

同陈独秀思想发展的关系。在《新青年》出版的10来年时间里，陈独秀以它为

基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革命由旧

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他自己也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自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指导革命实践。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陈独秀是

我国革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九十年前，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也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新青年》从1915年9月正式出版，中间几经变动，由双月刊改季刊又改不定期刊，编辑出版地点由上海到北京又回到上海再广州，1923年改由瞿秋白主编，至1926年7月出版最后一期，共发行9卷54号又9期，前后达10年零8个月。在这10年多时间里，陈独秀以它为基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促进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1933年，陈独秀在敌人的法庭上愤慨地辩诉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将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1）这段话，不仅磊落地说明了自己的主张，也明朗扼要地道出了陈独秀的经历和思想的发展变化。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并决定着《新青年》的办刊方向。《新青年》对社会广泛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又促进了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方面发展并日益成熟。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取革命成果，扮演帝制丑剧，一场复辟帝制维护封建专制与反对复辟，主张实行民主共和的斗争激烈展开。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深感有再来一次革命的必要，并认为这场革命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2）“欲识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3）于是，在友人的帮助下，办起了《新青年》（始名《青年杂志》，从第二卷一号起改名《新青年》）。

《新青年》一面世就致力于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为题，满腔热情地赞述青年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提出识别“熟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熟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4）思想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内容，贯穿着科学与民主精神。对违背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纲常名教，“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必须“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新青年》的发刊词，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号召书，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接着，《新青年》在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君主立宪；批判儒家礼教，反对封建道德；批判八股文，倡导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斗争，发表了许多文章，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大高潮。其中陈独秀写的文章最多，批判最深刻、最锐利，主张最鲜明、最前沿。陈独秀在批驳康有为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指出：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尊孔，违反思想自由与制度民主的原则。“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5）这些对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起来。反动统治者利用迷信，借鬼神之口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改革。陈独秀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猛烈的进攻。他撰写了《辟<灵学>》、《有鬼论质疑》和《偶像破坏论》等文章，指出那些假借鬼神之名或借古人的招牌“以自欺欺人”的人，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都是奴隶的劣根性的表现。提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要“破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反对迷信，提倡科学，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思想领域里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陈独秀坚定地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坚决捍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

发动“文学革命”是《新青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陈独秀指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6）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必须改革旧文学，发起文学革命。“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7）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刊登了胡适应约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陈独秀在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他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放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反封建反礼教反迷信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使运动蓬蓬勃勃地展开。

《新青年》对封建主义思想和种种行为开展猛烈而全面的斗争，大力宣场科学与民主精神，像春雷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特别是这一时代的青年。同时也引起封建势力顽固派的反抗，捏造种种理由，对《新青年》主张和宣传的新思想进行攻击和非难。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创刊三年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一个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决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答辩书”充分表达了陈独秀等人无所畏惧的坚决彻底打破封建樊笼的决心，是进一步唤醒青年摆脱封建约束，追求新思想，探寻新出路的号角。陈独秀成为坚决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旗手，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榜样。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1918年11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也象征着《新青年》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李大钊与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后又在北大同为教授，在革命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1917年陈独秀受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从1918年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流担任编辑。《新青年》是个双月刊，出版周期长，内容也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1月创办《每周评论》，侧重于时势评论、随感录、读者通讯和言论等，文章短小精悍，战斗性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协同作战。《每周评论》和《新青年》都用很大篇幅宣传十月革命意义和世界革命形势，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等人著作，报道中国劳工生活状况等。陈独秀在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这是他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他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接着又在6月8日发表了《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他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资产阶级所谓“立宪政治”，要把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这些观点与他过去迷信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崇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呼吁个性解放的思想立场完全相悖，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开始转变了。

五四运动爆发是陈独秀思想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催化剂。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和有关言论文章。此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7篇文章和33 篇《随感录》，揭露反动军政府的卖国行径，批驳其种种谎言，鼓励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积极开展正义斗争。陈独秀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斗争浪潮中。6月11日，陈独秀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军警逮捕。陈独秀被捕，全国震惊，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纷纷出面营救。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李大钊也避难离开北京，《新青年》 暂时没有出版，《每周评论》由胡适主编。胡适从26期接编后，更换了版式，改变了办刊方向，大肆兜售杜威的实验主义，并发表自己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样，李大钊等理所当然的给以坚决还击。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公开论争。这场论争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刊发的《新青年》上就已有反映。胡适在编辑《新青年》六卷四号就将自己写的《实验主义》一文做为首篇，由李大钊编的六卷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时，《新青年》内部也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分歧，就完全公开化了。

陈独秀在关押98天后被营救出狱。《新青年》由于编辑部内部产生分歧，又改由陈独秀一人编辑。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宣言》一开头就声明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全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治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作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个《宣言》简直是一份“政治”宣言，它坦诚地宣告《新青年》编辑部的政治观点，与“宣言”不同的观点就不能代表编辑部了。这说明《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已转向社会主义，也反映了陈独秀由急进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思想逐渐明朗，立场逐渐清晰。

1920年上半年是陈独秀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方面飞跃前进的时期。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20多篇文章，主张多办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等工人刊物，宣传工人阶级的重要社会地位，提高工人觉悟。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8）与此同时，陈独秀还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把自己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理解的还不够深刻，也马上传授给工人。1920年3月，他在《新青年》七卷五号上发表《本志特别预告》，公开宣布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并多方组织稿件，约请名人和工人代表题字。《新青年》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题字，其中有9名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有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有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和美、英、日等国劳动运动的介绍。还有大量的约占全部篇幅一半还多的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其中有上海、天津、无锡、唐山等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情况的报告，也有各省区和其他各城市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运输工人等的情况报告，有的还附有相当详细的统计资料。这些调查报告是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开始。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化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9）这一说法基本符合《新青年》的实际，也基本符合陈独秀的思想发展状况。在《新青年》的带动下，许多进步报刊，也纷纷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著作和苏俄社会情况的文章，掀起了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

             《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想学派纷纷登场，十分活跃。在纷繁的社会思想流派中，陈独秀根据他的切身体验和独立思考，认定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1920年2月，陈独秀被迫离京南下，在李大钊送他的途中，两人相约，坚信马克思主义，“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对这段历史，张国焘曾这样回忆说：陈独秀“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10）张国焘是李、陈的学生、“一大”代表，这些话可以应证陈独秀这时已由自发变为自觉，由认识变为行动了。不久，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会议“ 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新青年》便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登刊出《本志特别启事》，声明：“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第八卷一号起，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情况，使更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了解到俄国社会现状，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谣传和误解，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同时也抱着自由讨论、平等争鸣的态度，展开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大讨论。当时除继续对胡适的实验主义进行批驳外，较突出是同“基特尔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次大规模的论战。

1920年9月，梁起超、张东荪等邀请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他们跟在后面写文章鼓吹，兜售什么“基特尔社会主义”。“基特尔”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特尔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声称他“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只）有协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贩卖资本主义货色。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四号，汇集了张东荪等人文章和陈独秀给张东荪的来往信件以及陈独秀、陈望道等的批评文章，共13篇，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发动大家开展辩论。在辩论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如九卷1号上发表了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文章，九卷3号上的陈独秀的《独秀复东荪先生信》、《社会主义批评》等。这场争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深刻地批驳了张东荪等的改良主义。

在陈独秀等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又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流派纷繁，但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个人绝对自由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无政府主义者就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早就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过：“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正是这一核心。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如《新青年》八卷1号发表的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有的学者称之为“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剖析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2）他在《答郑贤宗》一文中还指出：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的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与非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为明辨是非，陈独秀还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辩论的往来信件在《新青年》九卷4号上，以总标题为《讨论无政府主义》集中发表出来。此外，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都写出文章分别在《共产党》月刊、《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将无政府主义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

这几场争论都是在思想解放的激流中，为澄清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避免的，它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几场争论，也使陈独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纯洁和成熟。1922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阐述了“剩余价值”、“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是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本书的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阶级斗争的。”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生与发展的一切，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点和出发点。陈独秀认识并把握到这个基本点和出发点。后来，他在《新青年》和其他进步报刊上还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序》和关于党的建设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许多文章，运用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处理革命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时，陈独秀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纵观陈独秀从创办《新青年》到《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这一时期，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跃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清晰的，观点、立场是鲜明的、真实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注意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的思想和所作所为有着鲜活的个性特征。无庸讳言，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之后，由于主观或客观种种原因，出现一些错误的认识、言论或主张（不包括已被推倒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反革命”、“右倾投降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极其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难想到其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同时又受着当时共产国际的制约，对马克思理论理解不深，对中国实际吃的不透，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抵制不力等等都可能引出差错。历史上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出现过失误，有的甚至是严重失误，但仍不是主流，仍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说：陈独秀“从来没有‘纯粹’过”，试问又有谁始终“纯粹”呢？凡是错误的东西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地说，从苏俄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未必“纯粹”。不然，从大革命失败到后来坎坎坷坷的种种教训又如何解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陈独秀是我国革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注：

（1）：《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315、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3）：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转引自《陈独秀大传》第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4）（5）（6）（7）：《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29、235、314、223页

（8）（12）（13）：《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28、158和164、355页

（9）：《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页，转引自《陈独秀大传》第210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

（11）：《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2页

                                               二OO四年十月于安庆

                                            作者单位：安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