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延续的时间很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思想家都触及了这个问题。从改造国民思想入手进而改造整个社会，以达到国家富强目的的思想，一个时期内占据许多人的心灵。因而争论国民之弱点，比较中西国民性格之不同，激励国民精神的文字比比皆是，成为我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集中体现了思想家们迫切希望改造国民精神，塑造新的国民形象，以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历史事实。因此分析国民素质状况,追寻国民素质形成的原因,探究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成为陈独秀以及一大批思想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

近代中国国民性,是在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孕育而成的,即是由分散的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及道德体系所构成的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由于中国国民性与西方各国有许多不同之处,所以陈独秀为了救国,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有以下几点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越是有钱的世家,越是只知保守家产,越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即使是有“澄清天下之心”的“硕德名流”,一遇艰难,也只知激流勇退,“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毫无为国保民之心。无近代国家观的人民,必是不能团结,不能御敌的“散沙之国民”,既无识别国家之智,又无救国、建国之力。只有当国民有了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并为救国而斗争,国家才有希望。

二．“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陈独秀说:“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何事,都是听天由命,不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的。”总以为“世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个天命作主,人不用费一毫心,用一丝力的,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力,也是枉然。”对此,陈独秀批驳说:“人类以技术征服自然,利用以为进化之助,人力胜天,事例最显。”而宿命论主张“人生一世,安命知足, 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级动物反不如低级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

三．“沉迷于利禄”,“诈伪不诚”。中国“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汉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踌成。”为了获取利禄,不择手段去钻营官职;“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的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之生利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仅北京一地,求官谋事者,不下二十万之众。其实这些人中,不乏“有学识经验之人”,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但为求一官半职,跻身于“摇尾磕头之列”,“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这是一种严重的“官迷根性”。贪图金钱,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朝野上下“贪声载道”,“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陈独秀还指出国人不诚之心,到处可见。“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

四．“惰性过强”,“昏聩糊涂”。国人只知中国是开化日久的世界古国,认为环绕国境只是一些蛮夷小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闭户自大”风气,虽经数百年中西文化的冲撞,无奈“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不懂得引进西方民主科学、政治伦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识智,两无可言”,因无感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见智识,既不知此,亦不知彼。

五．“无常识”,“信鬼神”。陈独秀认为,中国人的科学思想十分薄弱,“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由于无科学常识,在科学领域闹出了许多有悖常识的笑话。对哥白尼早就提出的日心说,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是抵毁天地二大,日月并明,有违三纲之说。对婴儿在母腹中是脚向天头朝地,认为有违“男女向背端坐腹中”的中华传统。

六．“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志”,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恒武之志”。时虽青年,但已过“头童齿豁之期”,艰难辛苦之事,力不能胜。“朴茂青年,等诸麟凤”。因此,“人字吾为东亚病夫之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陈独秀的这些指斥,是不无根据的。

七．“囚首垢面,污秽逼人”。不讲卫生,不爱整洁,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坏习惯。他说:“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沫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有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因此,中国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常受侮辱,虽与国力不强,社会落后有关,但“不洁之习惯”、“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也是原因之一。

（二）

陈独秀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并且有一个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但综合起来看,其核心则是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特别强调未来适合于世界新潮流的国民,在品格气质和精神风貌等方面,必须是全新的。

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改造国民性的关键是还给国民一个自主权,恢复其所应享有的人权。以往的历史造成了国民劣根性的泛滥,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严重“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从而培养了十足的奴性。国民若想摆脱奴隶地位,必须脱胎换骨,彻底“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任何人都“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为了增强国民的主人意识,陈独秀在何者为“国”的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一个国家即使“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只要一国的土地、利权、主权等全被外国占夺去了,即使没有外国人来做皇帝,这国也是亡了。所以,“不但亡国和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因此,全体国民必须增强主人意识,不能听任皇帝一人胡为。

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大千世界,“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人类社会莫不如此,“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如果世世代代只念祖传的一本经,必然被人类社会所淘汰。所以,国人万不可固步自封,“不作改进之图”,既然存立于万国之林,必置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中国只有善变以求竞进,才有希望。否则,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历朝历代已经证明,“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馀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然而,“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少数觉悟者必须奋起呼号,唤醒国民自觉奋斗,培养国民的积极进取精神。

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闭关锁国”是古代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综合因素形成的一种治国之策。这种政策并非完全取决于国民或皇帝的意愿,即使进入近代也是如此。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都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为此陈独秀特别强调:“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互有交流,不管国家大小、强弱,都“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虽然国情有别,风俗各异,但是“朝流所及,莫之能违”,这是客观规律。因而,只有主动打开国门,放下唯我独尊的大国狂态,积极吸取世界知识,引进先进文化和技术,才能重振我中华雄风。

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陈独秀是重实利讲实效的人,对虚文和空谈历来厌之切齿。他指出:“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力倡务实精神,主张废除虚玄名教,号召国民自觉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充分尊重个人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努力增强综合国力。

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并举,这是前人和其同时代的人所不能相比的。他认为,在科学飞速发达的时代,士、农、工、商、医等无不“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万不可“超脱客观之现象”,“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凭主观想象武断行事。此外,他还特别强调科学对于净化人们思想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崇尚科学,“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可见陈独秀是把科学法则即科学思想看成是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的天敌,因此,陈独秀号召国民学科学用科学,还要研究科学,发展科学,“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第七,“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之行为”。在陈独秀看来,为卫国保民而血染义旗之烈士是可贵的,是值得民众崇拜的,所以“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但是这种可贵的爱国烈士并“无救于国之亡”,也无救于“吾种之灭”。因为“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陈独秀认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

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六字格言”,力求国民性质得以改善。

(一)“曰勤”:必须以勤勉改变“吾华惰民”之习惯,从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看,“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所以“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否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爱国君子,必尚乎勤”!

(二)“曰俭”:如果每个人贪食渔色,奢侈成瘾,必然“堕落人格”。倘若国家奢侈成风,必然“国力虚耗”。所以,陈独秀大力提倡勤劳节俭,主张“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其金”。

(三)“曰廉”:陈独秀对那些强取横夺,贪占国家或个人钱财的赃官贪吏,历来都是恨之入骨。由于贪官当政,大小官员贪得无厌,形成贪风四起,贪额暴涨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反贪倡廉,惩贪奖廉。如果贪官不除,“有何爱国之可言!”

(四)“曰洁”:我华人“外观之污秽”太甚,“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陈独秀极为厌恶这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所以,他提倡全社会既要搞好公共卫生,也要改善个人的心理卫生,真正做到凡我“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五)“曰诚”:无论是“人而无信”,还是“政府无信”,都很可恶,对国对民都很有害。所以,人要言而有信,国要取信于民。

综上所述,陈独秀对改造国民性所进行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较为系统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在陈独秀设计的方案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对国有的“三纲”伦理、封建迷信及种种恶俗的抨击,也是无情的。他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之时,对是非、好坏、优劣、强弱等能够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在抨击和否定“三纲”等道德方面,他并没有全面否定孔子和儒学文化,而是把许多传统伦理中的美德作为改造国民性的良方加以保留和借用。因而,由陈独秀所设计的改造国民性方案,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建树国民一代新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