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思想视野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世界大势（包括中国抗日战争），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从1938年至其1942年5月逝世，他以论文和书信方式，发表了许多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见解。这些论文和书信，在陈独秀过世后，经友人收集、整理，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为名，结集出版，通称“最后见解”。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生前死后都曾招来对他的责难和批判。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见解，更是不容与对手。参加批判的，有早期中共媒体，也有他所称的托派朋友。比较严厉的批评是：政治上背叛马列主义；思想上倒退到“五·四”时代。笔者在研究了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后，却不是这样的结论。不仅不认为他的见解是“背叛”、“倒退”，反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的一种充实与发展，是对“五·四”道路的进一步高扬。特别是从新世纪的视角来看，他的思想见解能与世界潮流与时代主旋律融为一体，更显得壮丽与辉煌。兹就这一问题作些探析，以就教于诸位专家和学者。

一、     陈独秀晚年何以发表“最后见解”

        陈独秀晚年是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生活上遭受困苦，病体上遭受折磨的境遇中度过的。但陈独秀以其坚强不屈的性格，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压倒，停止他上下求索的脚步，而是以深邃的远见和锐敏的洞察力，观察着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书写自己的见解，抒发胸怀和抱负。引发陈独秀书写这些论文和书信，有以下两个直接原因：

    一是与托派“朋友”“论战”的需要。

        陈独秀对国内托派“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在抗日战争和国内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极左的观点，搅的托派内部士气下降，工作“衰萎”，很是气愤。他在《致托洛茨基》信中写道：“他们认为谁要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1]但陈独秀不怕担当机会主义的“罪名”，拿起笔来，同托派极左派进行辩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问题上，托派也有许多“荒谬见解”，陈独秀也都一一予以驳辨。1941年12月他在《致郑学稼》信中说：“此提纲或短文，乃为托派国内以至国外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 ^[2]

   二是总结苏联建国20年来的经验教训。

    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在国内开展的整肃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1936年至1938年的莫斯科三大审判案，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包括列宁同时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杀害。1940年制造卡廷森林事件，枪杀了5000余名投诚的波兰军官和士兵；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两件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当权者干的）。对苏俄执政20年来的问题，国内外托派只是把斯大林个人说得如何坏，而不从制度上找原因，美化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陈独秀则不然，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认为苏俄出现的问题，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而与制度有关。陈独秀写道：“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3]因此，他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 ^[4]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5]

    二、    苏共党及斯大林为什么会发生蜕变

    在深入讨论此问题之前，不妨先摘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关于斯大林搞大清洗的一段话：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共选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人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十七大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一半的人被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1921年俄共十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去世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死，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外（托在墨西哥定居，1940年被克格勃派的特务用利斧砍成重伤，翌日死去—笔者），只剩斯大林一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布哈林被处决。1934年初，党的十七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波夫、古比雪天、加里宁、科西奥尔、楚巴尔、基洛夫等11人，其中，基洛夫被暗杀，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科西奥尔和楚巴尔被处决。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米高扬，彼得洛夫斯基、什维尔尼科、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夫、埃赫等6人，其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夫、埃赫三人被杀。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人，其中有8名被处死，一名被逐出苏联。在军队中，6名元帅有4人被处决。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库利克、布柳赫尔，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195名师长被清洗了110名；229名旅长中被清洗了186人。海军舰队司令员只剩一人，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几乎全被清洗。”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还说：

“仅从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1份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以及经济部门的活动家的名单由叶若夫交到斯大林手中，要求实行第一类判决。所谓第一类判决指的是枪毙。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名单。”

识者指出：赫鲁晓夫所披露出来的大清洗内幕，只是大海中的一座山尖，整座大山还潜藏在冰面之下。各中原因，读者不难做出判断。

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送至毛泽东案头时，连他都震惊了。他说：“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6]毛泽东的话，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英美法不能发生的事，却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发生呢？这一问题，陈独秀早在赫鲁晓夫报告前的18年，便已洞若观火，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是制度问题。他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下，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7]

那就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监督，只有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独裁制。陈独秀认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之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8]

托派理论家彭述之、王凡西都曾为前苏联的无产阶级独裁制作过辩论。彭述之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革命、最中心的内容。” ^[9]王凡西说：“一个阶级通过其政党实行独裁，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事实上经常有”无产阶级独裁“为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必需。” ^[10]可是，陈独秀却分辨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11]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企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12]

     事情很清楚，陈独秀所说“根本没有的东西”，乃是从无产阶级专政中剔除民主、用独裁代替民主的那个东西。独裁就是独裁，他与前德国的纳粹制度毫无二致（陈独秀说德国的独裁制也是从苏联学去的）。将独裁前面冠以“无产阶级”，将其美化，也不能改变它的蛇蝎性质。有的学者根据陈独秀上面一段话，断言陈独秀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此点，笔者将在后面论及。

        王凡西虽然美化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他对前苏联独裁制的演化过程，却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开始是苏维埃的代表的职权被限制了。他们不再能创制法律，监督行政，实行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他们仅只能够聆听‘首长们’冗长的报告， ‘全体一致’予以通过，并毫无异议接纳内定的下届政府名单。后来，这种形式的苏维埃大会都不召开了；甚至执政的苏维埃机关也名存实亡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实则集中于党的政治局，更进而集中于总书记一人之手。诸凡一切‘民选’的政府机关，简单只是办理一些总书记交下来的事务工作而已。真正的权力，无论属于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总书记经由秘密警察来实施的。” ^[13]

这就是苏联十月后及其解体前走过的道路。

三、    走不出误区的列宁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我国有一段称人民民主专政），本有双重含义，即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陈独秀对此曾明确表示过：“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践踏民主之过也。” ^[14]

    由此看出，陈独秀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反对那种加害到人民内部和党的内部的那种专政。然而，陈独秀痛苦地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践踏民主的制度，并非创自斯大林，却与列宁有关。

    本来，列宁在他早期革命生涯中，是比较重视民主并有过多党制实践的。如他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就曾有过不少的赞誉。他说：“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斗争中，有伟大的作用，”还说，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甚至胜利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是帮助无产阶级了。” ^[15]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说过：民主是对官僚制的消毒素。

    对于多党制，列宁既有理论，也有过一段实践。他曾说：“公开的监督绝对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成员的排他性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 ^[16]列宁在1917年起草的法令中，提出苏维埃实行“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 ^[17]列宁同时宣布，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需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 ^[18]尽管列宁这种说法比较简单，并不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规范，但十月革命前后，他是亲自搞过多党制实践的。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十月革命后，三党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批准布尔什维克为执政党，并组成三党联合政府。这种状况持续到内战爆发。三党政策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的对立，列宁遂将其余两党开除出苏维埃。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1921年3月间举行的联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禁止了党内派别的存在，联共党变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党，变成了禁绝一切民主自由的党。

    约比陈独秀早20年，波兰女革命家卢森堡就曾说过：“只给政府的拥有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19]然而可惜的是，在前苏联，拥护党、拥护政府的党员、公民也没有自由，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监禁、流放或被杀害。

    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的禁令，事实上不曾禁止派别，却给占上风的某一派别（自称正统）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合用非政治的手段消灭异已者，就像后来斯大林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列宁还在各种场合将其过去赞誉过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进行无情的抨击，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是虚伪的，欺诈性的，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苏维埃的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他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早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着重点为原著所加）。” ^[20]资产阶级民主自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这种“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的比狗屎不如的荒谬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 ^[21]其无穷祸害，已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证明，更被东欧崩溃和苏联解体所证明。

列宁的思想转变和他为联共构建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有多方面的原因。在个人个性方面，有的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脱颖而出，名声大震，在国际范围内自视是主导学派，并将列宁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其它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卢森堡、倍倍尔，都已不在话下。列宁似乎忘记了赖有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他才成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多数派。列宁过于自信，好与别人争论，而且用语尖锐、刻薄、寸步不让，火药味十足，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叛徒”、“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列宁还不注意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几乎与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闹翻。列宁的这种性格，他的成功和他成功后所处的环境，使他不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具有容于他人的宽大胸怀。但是，笔者认为，前述列宁思想的转变，主要还是他理论上“左”的倾向造成的。如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便断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列宁这样强调国家的暴力作用，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产生了阶级，还因为生产有了发展。国家的职能，不光是统治工具，他还有社会职能（包括对外）作用。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和按照新的方式组织社会。” ^[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他领导的第三国际把无产阶级专政奉为最高原则，视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并以次划线，引发了很多争议，也给苏联招来了灾难。《共产党宣言》中根本无“无产阶级专政”一词。马恩只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23]《宣言》的理论，充分表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性。列宁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共生共存，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的道理。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而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政治上的过渡”。^[24]这个过渡的时间将是很短暂的，即使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不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到那样厉害的地步，对内对外都成了暴力统治的工具。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国家逐渐消亡的开始。废弃民主，一味强化国家机器。声言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样样都去砸烂，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南辕而北辙吗？

列宁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还有群众、政党、领袖的观点。列宁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把工人阶级视为是受所谓先进人物的控制、领导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巴黎公社领导人的公仆意识，都是格格不入的。卢森堡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个与列宁尖锐对立的观点，即究竟谁执行谁的意志？卢森堡说：“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7人或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 ^[25]

其它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的观点，今天看来，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去甚远，这里就不一一论介。仅据以上几点，即可看出，列宁主义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列，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发展的等等说法，是很值得深深思考的。陈独秀深思了，他根据他那时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得出结论说：苏联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列强”，他反对资产阶级，遂并连资产阶级民主也反对掉，谁去拥护“悬在空中”的苏联?所以他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重新评价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价值，将他以前受列宁、托洛茨基、苏共党、第三国际错误影响而形成的错误见解，彻底推翻。这些“见解”确实激烈、尖锐。但是不等于偏激；尖锐的背后，深酝着陈独秀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论上敢为天下先的深刻探索，以及他大彻大悟后的远见卓识。

公正的说，列宁逝世前夕已预感到他的失误，曾提出三条办法以防止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何止官僚主义——笔者）。如提出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并提高其权力；工会对政府机关独立等。这三条办法除“工会对政府机关独立”涉及实质内容外，其余两条即使实行了，也无济于事，也不能从制度上遏制住日益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斯大林的贪婪和强暴。而且列宁只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并没有认识到他构建的政治大厦的根本缺陷，因此，他未能像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认真采用民主制，为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26]列宁也就最终没有走出误区。或者因为他死得过早，使他来不及走出误区。而他建造的政治大厦的根本缺陷，却无情的导致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至在他逝世65年后，他亲自培育的十月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这确实是列宁史料不及的。

四、    陈独秀的民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充实与发展

    笔者上面曾经提到，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质言之，陈独秀的民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充实与发展。这样说的道理何在？

 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向人们描述了未来社会民主自由的美好前景。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们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7]恩格斯还说：“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甚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28]但是，这一美好前景，如何来实现呢？他的具体内容和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样的实践，他们无法回答。要求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不现实的。但是，陈独秀在六十多年前回答了，他的回答是：“保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29]这就是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民主观，这就是陈独秀根据苏联2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笔者的理解，陈独秀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包括如下一些基本要点：

首先，他将以往各时代的民主，称之为人类各个时代的旗帜，并不是某一个别时代的产物。他说：“民主是古代希腊、罗马以致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给西流的信》）

第二、对资产阶级民主，作了具体而公正的阐述。他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给西流的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给连根的信》）

第三、对民主的内容，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通用的解释。他说：“民主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给西流的信》）

“‘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合、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见》）

第四、独裁代替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根本的教训。他说：“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给西流的信》)

第五、指出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便没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逐并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度作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似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我的根本意见》）

“后期苏联，对内实行独裁，对外站在民族主义立场，“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踏社会主义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第六、强调苏联蜕化变质，是制度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他说：“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的发达。”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都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给西流的信》）— 以上所引，均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这里，陈独秀在马恩为我们描述的未来社会民主自由的美好前景的基础上，即告诉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继承性和必然联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由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必然途径和具体道路。陈独秀最后见解所阐述的民主观，不是应当完全有理由确切的认定是对马克思民主自由思想的充实与发展吗？

值得单独一提的事，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有一条他称之为“特别重要”的内容，那便是“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在探讨这个思想之前，我们不妨顺着陈独秀的思路，观察一下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政党运作的简要状况。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一举一动，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近300年来，美国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美国宪法允许结社自由，美国除民主、共和两党外还有几个小党，只有几千人的共产党便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小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不了多大作用。美国没有反对党联盟，代表民意的机关都集中在参、众两院。美国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的民主制度虽然还有不足之处，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民主内容和范围要比资本主义社会宽广得多。但就当今资产阶级民主来说，美国的民主，却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近届美国选举，因选票计算问题，使新总统的产生迟滞了一个月，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很顺利的使选举落下帷幕，并未产生任何社会影响和动荡。

英、法等国家也都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在法国，共产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时，曾一度执政。法共后来丧失了政权，不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而是因为法共丧失了选票，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其它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以及亚、非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日本、柬埔寨、印度、塞内加尔等，有的推行民主政治时间不长，不如西方那样成熟，却都有反对党的存在，有比较健全的宪法，国家领导人都经由选举产生。

回过头谈陈独秀的观点。反对党派之自由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呢？陈独秀在“最后见解”中并未详加阐述。笔者只是从他七十多年前以撒翁笔名，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等话语，联想到允许反对党派之自由（即多党制），乃当今世界社会发展之必然。因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人群的思想因利益的差异也是多元的。多党多派的存在，乃是一种顺乎常理的现象。从相互监督来看，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也是监督机制中最富成效的机制。从另一层面上说，国家非少数人的国家，乃是居于同一块土地上的全体民众的国家。一党（或多党联合）治理国家，他党根据宪法原则进行监督，可防止前苏联一党专制的许多弊端，亦可防止最后崩溃的悲剧。

写到这里，想起了陈独秀的老友胡适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作序中说的一句话来看，他说：“从‘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三十个字的短短一句话来看，独秀抓住了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不容反对党派之自由。” ^[30]

笔者引胡适的话，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也莫以人废言。过去大陆一直斥胡为反共分子，但早在十余年前就有了松动，胡适的书出了不少，因为胡适毕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物。他当年不参加国民党并一直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值得一书。1949年胡适远渡重洋，侨居美国之时，他也未忘记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51年蒋介石65岁大寿之际，胡适以祝寿为名，写信劝蒋“改玄更张”，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而使“众智、众能、众为”的人。蒋经国指斥胡适思想为“毒素”，“共匪的帮凶”，力主批判。蒋介石倒是多一点宽容，于翌年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冬去春来，斗转星移。就是这位当年力主批判胡适的经国先生，在他执政若干年后，真的改弦更张，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实行多党制，容许了反对党派之自由，并在他逝世后不太长的时间内，蒋氏父子领导七、八十年的国民党，竟在竞选中败在了民进党的脚下，实行了政权的和平交替。所以，胡适的主张，胡适的理想，绝不是像我们过去所说，都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历史的看，胡适是一位有理想并坚持其理想的值得尊敬的学者。

令人欣慰的适，陈独秀民主观的价值，在20世纪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了发扬。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玛蒂亚•森在《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一书中，评说20世纪的成就时写道：“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的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民主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20世纪的产物。”现在“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 ^[31]

国内曾有学者说：20世纪“五四”的世纪，陈独秀的世纪。我愿循着阿玛蒂亚•森的思路说：21世纪是陈独秀的民主观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开花结果的世纪。

五、    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走笔至此，拙文似不应再继续探析下去了，应当收笔了。但笔者仍觉得还有应当说的话而没有说。比如有的大陆学者和“托派朋友”认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背叛”和“倒退”等问题，就有在这里讨论一下的必要。

    笔者研究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后，并未发现有任何一处有背叛和倒退的嫌疑。首先说背叛问题。笔者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中，实在找不到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影子。陈独秀在《致S和H的信》中，明确地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联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 ^[32]陈独秀在《致Y的信》中又说：“H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我辈最好讨论实际问题（历史的及现状的），使之无可逃循。” ^[33]这可看出，陈独秀并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一条重大的介线，怎能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扣在陈独秀的头上呢？

    对于列宁，陈独秀也不是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1940年3月2日，他在《给西流的信》中说；“列宁对1914年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的结果。^[34]1940年9月，他《给西流的信》中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35]陈独秀过去即以高举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三面旗帜而著称，他在逝世前两年仍这样讲，怎能说陈独秀是背叛社会主义呢？就在他逝世前14天，他在他所写《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众，他还这样说；“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 ^[36]逝世前十几天还盛赞十月革命的道路，有这样的背叛者吗？

    至于说陈独秀所说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的价值，那是因为他看到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列、托为苏联人民构建的政治大厦，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实际上变成了一座格别乌（GPU）的大集中营。陈独秀从总结苏联20年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列托只要专政不要民主的错误，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背叛吗？如果硬说是背叛的话，也不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某些走了样、变了味的列宁主义。也就是说，陈独秀要抛弃的，是列宁主义中只要专政不要民主的错误的东西，是对反对者只知镇压并从肉体上消灭，而不善于做分化、瓦解、争取的高压政策。1921年列宁对付喀琅施塔得27000名水兵叛乱就是这样。27000人几乎都被从肉体上消灭。而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中也曾立有战功。1922年审判和无情镇压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也是这样。此事引起高尔基的同情与关注，曾致函列宁表示异议，被列宁斥为“卑鄙”，并受到托洛茨基组织《真理报》猛烈的批判。高尔基不得不一度放弃苏联国籍，避免国外。陈独秀要“推翻”的，也只是过去接受的列宁主义中极左的不正确的东西，并不是连列宁主义中正确的东西也一起推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讨论了背叛不背叛的问题，再来看倒退不倒退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一些学者所以给陈独秀扣上“向五四倒退”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始终认为，民主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从属物。他们还认为，民主主义只能在“五四”启蒙运动时谈，社会主义苏联已经建立，再谈民主主义，那就是倒退。其实，这种观点早已被我们前边引述的陈独秀见解完全驳倒了。因为正如陈独秀所说：“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37]

     还有的学者以“超阶级”“超党派”的评语来贬低陈独秀最后见解的价值。他们认为，谈任何问题，似乎只有站在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才能看清、看准、看正确。陈独秀则不以为然。他曾郑重声明：他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讲话、撰文不代表任何人；评说、立论重在“寻求真理，非求其利于何方。”陈独秀这种“用科学的态度，不依任何教派观点”看问题的方法，才能使他摆脱党派的成见，深刻地揭露苏联的独裁政制是一切黑暗与罪恶的缘由。如果陈独秀像“托派朋友”那样，不论苏联发生怎样的专暴统治，都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都认为只是斯大林个人不好，与苏维埃制度无关，那就没有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揭露了，人类将永远没有进步。最近，有位学者著文提出，陈独秀研究应突破几个格局，其中就包括党派的格局，这是很有见地的。党派成见也是一种迷信，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陈独秀是“两不取之”的。

2001年9月29日

作者简介：张同，河北丰润人，1926年生，大学文化，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教授，长期从事陈独秀研究并发表论文多篇。

注释:

〔1〕〔2〕〔3〕〔4〕〔5〕〔7〕〔8〕〔11〕〔12〕〔21〕〔26〕〔32〕〔34〕〔35〕〔36〕〔37〕《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31、528、565、528、553、555、554—555、560、555、556、556、567、539页。555页。607页。554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9〕彭述之《悼陈独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2期第7页。

〔10〕〔13〕王凡西(即连根)《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见《陈独秀研究文集》第248、250页。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14〕杨杨编《自述与印象》第1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5〕《列宁全集》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287至288页。

〔16〕《通报》第36期。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8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17〕《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3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9〕〔25〕《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20〕《列宁选集》第三卷65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2〕《马恩全集》第19卷第385页。

〔23〕《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

〔24〕《马恩选集》第3卷第21页

〔27〕《马恩选集》第1卷第273页

〔28〕《马恩选集》第3卷第405页

〔29〕〔33〕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92、513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0〕胡适《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序》。载台湾出版《陈独秀自述》第53页

〔31〕转引自《书屋》杂志2001年第1期。

〔33〕《陈独秀书信集》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