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記〕：本文曾投寄給本港兩本著名的雜誌，都被先後退回。陳獨秀是隻死老虎，有人還不敢正視他，連帶這篇紀念他的文章也到處被摒。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載有《正確反映黨的鬥爭歷史》一文，有云：「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的倡導者之一，是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從黨成立後直到第一次國內戰爭失敗，陳獨秀一直是中國黨的主要負責人。」國內現在正倡導實事求是的研究中國共產黨史，但還不敢將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發展，同蘇聯共產黨內部當時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聯繫起來，也不敢由此去說明何以在中國當時會產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為甚麼陳獨秀會成為托派的領袖？所以他們今天對於陳獨秀的平反，只能停留在陳獨秀的前段歷史，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後半段歷史。因此，他們即使想實事求是的研究正確的黨史，也決不可能恢復歷史面目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卻正在超越他們的禁區，把陳獨秀個人和歷史的真實，呈獻於讀者之前，作者相信，在十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會這樣做的。

（一）性格與生平

陳獨秀，這個與中國近代史關係重大的巨人，今年已是他百年祭了。他生於1879年10月8日，逝於1942年5月27日，活了62歲。從他18歲起，到死為止的45年中，是中國歷史激劇改變的年代，中經兩次革命，一次大戰，他的個人命運隨著時代而升沉，最後寂寞地死在四川省的一個小縣城——江津，人們簡直把他忘記了！

1896年17歲，進了秀才，院試時取了第一名，第二年，他赴鄉試，如果中了試，便是舉人了。可是他在試場中見了考生的許多醜態，使他「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經過一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他「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接二連三的做了康黨、亂黨、共產黨，和共產黨裡面的左派反對派（托派）。這是如何的奇特，因為他的鄙科舉而不為，並無其他先行的影響。

他做康黨大約四年，做亂黨大約十二、三年，五四運動前後作為啟蒙運動者大約五年，作共產黨九年，托派八年。他一生重要的幾十年，也可以說經歷了不斷的革命。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陳獨秀在他短短的兩章《自傳》中，最好不過的敘述了他的性格：第一，他生性崛強，不畏強禦，他受了祖父的毒打，總一聲不哭，他祖父罵他「長大成人後，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他有生之年，真是「不怕打，不怕殺」，對於橫逆，並不放在心上；第二，他自說秉承了母親性格的遺傳，並不「疾惡如仇」，「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前一種性格決定了他的行誼，後一種性格使他負了歷史上「機會主義」的惡名。

「不怕殺」，有二個故事流傳下來。據高語罕的記述：「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從安慶逃到蕪湖，被蕪湖軍人某逮捕。……已經出了佈告，要槍決先生。先生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吧！』，後經劉叔雅、范鴻僊、張子剛先生力救得免。」

第二次，他在1932年10月被國民黨逮捕，押解赴京時，他在火車上酣睡達旦；章士釗入獄探視，欲為辯護，他責士釗不識本末，且言「為人類奮鬥了十餘年，從此有個交代，可以撤手不管了，個人樂得借此作一安身立命的歸宿。」言畢微笑，態度安詳，而精神恬適，似乎一切都已放下。（見高語罕《入蜀前後》）

他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1927年後都被國民黨殺了。延年死在上海，喬年死在北京，死得都很慘，也極可惜。尤其是延年，曾是廣東共產黨的負責人，幹練誠篤之至，他被捕後，吳稚暉打電報給國民黨稱賀，認為除了心腹大患。獨秀聽了兒子被殺的消息，不下一滴傷感的眼淚，這時他已從總書記下了台。殺延年的人，後來成了民主人士，不僅在北京頤養天年，而且死後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二）從「新青年」到組織共產黨

辛亥革命後，經過洪憲稱帝，張勳復辟，政權落入北洋軍閥手中，陳獨秀放棄了革命工作，轉而做啟蒙運動了。1915年，他創刊了《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1917年，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請，做了北大的文科學長，《新青年》的影響遍及全國，他在近代政治與文化的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在康有為、梁啟超之上；他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兩個要求，即使在社會主義革命已達30年之久的今天，仍貫穿在「四個現代化」之中。

「新青年」的思想解放工作，在現實政治上直接引起了五四運動，這運動的主流是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和議上，帝國主義者無視中國人民的民族要求，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其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北京賣國政府。運動向前發展，又影響並擴大了《新青年》的內部矛盾，不久便發生分裂。誠如後來魯迅所說，「……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逐，身退』者有之，『身隱』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他這話，自然只適用於胡適之一流，卻沒有涉及更向左傾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更沒有說到自己的中立路線。

向左的陳獨秀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提倡、研究與實行了。胡適之認為《新青年》已成了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魯迅和周作人贊成分裂，《新青年》移上海出版。據魯迅回憶：「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年22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戰場轉移了，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全國各主要城市，紛紛成立了同樣組織。僅僅過了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會議，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以後一直擔任到第五次代表大會，他負責領導了1925──27年的中國革命。

這一段彰彰在人耳目的歷史，共產黨在長時期內是加以抹煞的，他們抬高李大釗，夾硬捧魯迅，卻不提陳獨秀。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28周年》文章中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不提《新青年》和五四運動，不是陳獨秀，這當然不是無意的遺漏，而是黨見使他數典忘祖了。

（三）從「機會主義者」到「墮落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1925——27年中國革命失敗了，陳獨秀直接負了革命失敗的責任。中共在歷史性的總結文件中說：「革命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但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由於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選第三卷976頁，1953年版。）

這段話可說每一句都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要把歷史真相從頭敘述，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但是當時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是否英明，可以從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上見之。斯大林認為，國民黨不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即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的聯盟。因此主張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抱有很大幻想。在蘇聯，與斯大林等持不同意見的托洛茨基則認為國民黨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的政黨，所以反對加入國民黨，但他的主張在斯大林等所把持的共產國際裡得不到支持。所以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對。1925年托洛茨基提議退出國民黨，遭到否決；1926年3月12日蔣介石政變後，托洛茨基再次提議退出，仍被否決。

由此可見，無論是加入國民黨或在國民黨叛變革命時應該採取甚麼對策，都不是由陳獨秀來決定，而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相反的，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初，陳獨秀由於他對國民黨認識的本能，曾經加以反對，但他卻無法在理論上抗衡國際的指導，因為當時的共產國際是挾著蘇聯革命勝利的耀眼光輝，在指導世界各國的革命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又有誰知道，自從列寧死後，它已成為斯大林等在國內和國際範圍進行黨爭的工具。

當時在蘇聯共產黨內部，對於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代表左派的是托洛茨基，代表右派的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但鬥爭只限在莫斯科，並未影響到中國黨。所以陳獨秀在國際代表參與的八七會議上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後，他在上海渡過了兩年痛苦的日子，仍未能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他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機會主義路線有系統地斷送了1925──27年的中國革命，結果卻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的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是一個軟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齣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此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俾後者能抵擋住托洛茨基們的批評，那末，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引自《雙山回憶錄》」130頁）

1928年以後，莫斯科留學生中的托派，陸續有人回國了，陳獨秀和其他部分的老幹部，逐漸和托派發生接觸，陳獨秀見到托斯之間爭論的文件，簡直像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這點經驗，作者本人在1928年冬也是切身感受過的。

陳獨秀在國際上的地位太重要，他的傾向托派，引起了斯大林派的驚惶，國際在1929年10月26日訓令中國黨：「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裡暗藏的陳獨秀派。」這時候，八七會議上代替陳獨秀做總書記的瞿秋白已因犯了盲動主義錯誤（其實他也是國際政策的替罪羊）下了台，繼起的李立三正出色當今，於是按照國際訓令，於11月15日正式開除了陳獨秀黨籍，但國際不旋踵又對他發出了邀請，要他參加莫斯科會議，這時托洛茨基已被放逐至中亞細亞邊境阿拉木圖了。陳獨秀拒絕邀請，於1930年2月17日寫了《答共產國際書》，正式提議公開托洛茨基關中國以及整個國際問題的文件，交付黨內討論，這提議當然沒有答覆。過不多久，李立三又以「左」傾路線下台了。

1930年夏，陳獨秀領導的托派組織——「無產者社」正式成立，再過一年，四個分立的托派小組織統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這時候，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成立了托派組織，共產黨開除牠們，但托派仍自命為共產黨的左派反對派，直到德蘇協定以後的1938年9月3日，左派反對派才以獨立的革命黨資格，宣佈成立第四國際。

（四）從被捕到抗戰

1931年5月1日，由四派統一成立的左派反對派組織，不到一個月，除了陳獨秀以外，全體執委都被國民黨捕了去，搜捕的目標本是陳獨秀，國民黨決不會讓他漏網的。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果然被捕了，這是轟動全世界的中國歷史大事件，國民黨不得不公開審訊他，而且由於全國群眾的抗議，也不敢殺害他。他和其他同志公開在法庭上宣傳自己的政治理想，指責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軍事獨裁。他的老朋友章士釗替他義務辯護，但他聲明：「章律師的辯護，全係其個人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且亦毋須徵求本人同意。至於本人之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的辯護為根據，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

結果，他和彭述之一同判處十三年徒刑。

在他五年的監獄生活中，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幾件大事：（一）1933年，希特勒客觀上得到斯大林「第三時期」路線的幫助，奪取了政權，共產國際和德共不經一戰而降，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早爆發，並促進了無產階級世界組織——第四國際的建立；（二）1934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勝利，迫使紅軍長征，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中取得共產黨的領導權。（三）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甚一日，1936年，發生西安事變，東北軍要求蔣介石抗日，實行兵諫。

陳獨秀在獄中仍關心托派工作，1935年底，第一批被捕者已有人出獄，工作又逐漸上了軌道。他通過種種關係，不斷向托派領導提供意見；但他的主要研究，則是文字學，在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實庵字說》。他的獄中生活不同於其他囚犯，卻也加重了他的心臟病與靜脈炎。中日戰爭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釋放出獄。

（五）全世界共產黨對托派的瘋狂誣衊

陳獨秀山獄後在南京逗留期間，對抗戰工作非常熱心，臨出獄前，他起草了抗戰的七條根本意見，但托派並不全部同意。他的一個老同志羅漢拿給葉劍英看了，葉要他去西安找林伯渠，林又拍電報到延安，過了幾時，毛澤東有了答覆：「讓陳獨秀承認去錯誤，公開聲明反對托派，歡迎一起工作。」陳獨秀知道了羅漢的個人行動得到如此「招降」條件，大為生氣。這時京滬戰事已經終結，他不得不撤退到武漢去。駐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是董必武和秦邦憲，他們對老先生（陳獨秀）是恭敬的，對托派也並不攻擊。但在1938年初，真正能夠代表斯大林的王明到了漢口，我們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下台後去了莫斯科（王明應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去莫斯科的──編者），任中國駐國際代表，氣燄依然不可一世。1935年夏，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對全世界共產黨發出了向右轉的命令，提出「人民陣線」口號，代替了開始於1929年的「第三時期」哲學。王明緊接著擅用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名義，發表八．一宣言，勒令延安執行新路線——「抗日統一戰線」。據張國燾說，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似乎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改變了。」這種改變，以後在歷史問題決議案中，稱之為「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復活」，但在當時，王明不僅代表了黨，而且代表了國際，和國民黨進行統一戰線。

希特勒一上台，使斯大林驚惶失措，他在西方訂立德蘇協定，瓜分波蘭，在東方一面和日本修好，一面命令中國共產黨盡量對國民黨讓步，免得在抗日戰線中嚇跑蔣介石，以此拖住日本帝國主義的後腿，避免蘇聯兩面作戰。

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首先得堵住反對派——托派的批評之口，於是在全世界進行一次規模巨大的誣衊工作，在蘇聯內部則進行血的清洗。

清洗工作長達三年，過程如下：

1936年8月，舉行「托齊聯合中心」審判。25日，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等16人被殺，托洛茨基父子缺席判處死刑。

1937年1月，布哈林、李可夫、賴可夫斯基被捕。23日，「反蘇維埃托洛茨基中心」案審判拉狄克、畢亞大可夫等17人，托洛茨基父子列為主要被告。30日，畢亞大可夫等13人處死刑，拉狄克徒刑10年。6月11日，紅軍將領杜哈契夫斯基等8人被捕，第二天槍決。

1938年2月16日，托洛茨基兒子西道夫在巴黎為斯大林特務毒殺。3月15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審判，旋被處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獨秀之被誣為漢奸，乃是毫不足奇的了。這工作是王明一手佈置的，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的康生，首先在延安的《解放》報上，寫了一篇題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說「早自『九．一八』日本駐滬偵探機關，經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

王明一到漢口，《新華日報》就連日宣傳這個誣衊，陳獨秀誠默不答。3月16日，大公報、武漢日報登載了王星拱等九人的公開信，為陳獨秀辯誣；17日，新華報用短評答覆他們，利用蘇聯黨獄中捏造的文件，反證托派勾結德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短評竟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好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這就露出了中共誣衊的真正意圖，陳獨秀至此不得不加以回答了：「……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從前我因為反對盲動政策，被中國共產黨以取消主義而開除，此全世界週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開聲明脫離『赤匪』，我曾以為這是畫蛇添足而拒絕之，我現在對於托派，同樣也不願做此晝蛇添足之事。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王明的誣衊在政治上是沒有效果的，因為1938年的漢口究竟不是莫斯科，新華日報也不能起真理報的作用，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一個有歷史地位的革命家的。但挾有國際背景和共產黨軍事力量的狂妄小子，他的胡作非為，終不得不在現實上使陳獨秀陷於孤立，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當然不敢再和「老先生」來往，民主人士也立刻和他疏遠；流寓在一起的年青托派，都從事實際工作去了，以後，甚至他的文章，也遭到國民黨的禁止，原因並不是受了王明們的指使，而是因為他雖自稱不再代表托派，卻仍然是一個真正的會主義者的緣故。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