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1940至42年寫給托派的信和文章，由他的學生印成一本小冊子，胡適之見了如獲至寶，立刻加上長序廣為發行，這就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一書。

陳獨秀與托派的討論，多半屬於策略性質。在武漢時，他對托派同志再三聲言應該改變工作方式，否則，「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決不會有甚麼結果的。陳獨秀是非常敏感的現實的革命家，他在策略上與其他托派有很大距離，特別對於民主主義的解釋，很難為托派所接受，但綜合他的意見，可以歸納之如下：

（1）戰爭期間（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革命，除非民主國戰勝軸心國，才能形成革命形勢，所以社會主義者首先應該支持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戰爭；

（2）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沒有質的差別，後者只是前者的擴大，他把民主主義看成超歷史的範疇；

（3）戰爭的根源是資本主義，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消滅戰爭，他仍堅持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

（4）民族解放鬥爭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應該連接起來，才能促進社會主義革命。他沒有進一步主張民族解放鬥爭應該是不斷革命，反對自己國內的資產階級；

（5）他分別出列寧時代的蘇聯與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具有不同性質，但沒有指出斯大林的蘇聯，是甚麼性質，這是他死前十四天的意見，他不可能進一步得出結論了。

（6）由於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的民主對立起來，所以列寧應負斯大林罪惡的一部分責任。（世界上反對斯大林政制的人，無一不把斯大林的「原罪」推論到列寧身上，認為列寧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原則，造成斯大林的個人獨裁。）

（7）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是這樣的一種革命：人民的民主權利，應該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被尊重與擴大，否則便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主張在中國革命勝利已30年的今天，益發證明其正確。

陳獨秀的意見，經過歷史的證驗，其錯誤與正確之點，我們都可從中獲得應有的結論。一般地說，他在1941年德蘇戰爭之前的文章，與德蘇戰爭以後寫的文章，精神完全不同，陳獨秀深深痛恨德蘇協定和殘殺十月革命元勳的斯大林黨，認為法西斯與斯大林獨裁是雙生子，所以他要擁護資產階級民主，打倒「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政治」；德蘇戰爭以後，他在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已不再擁護英美的民主主義，而一般地主張民族解放戰爭，有打擊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步意義了，甚至更進一步主張：「我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現世界，任何較弱小的民族，若企圖關起門來，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國主義的侵入，以實現這種獨立的民族政策，是沒有前途的。牠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以分工互助的國際社會主義新世界，代替商品買賣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舊世界，民族問題便自然解決了。」

這樣的國際革命觀點，仍然是托派的基本觀點。他和托派的距離，是對蘇聯的立場不同，他非常正確的分析了列寧時期的蘇聯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兩者之間的不同，但他反對稱後期的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德蘇協定之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中，不少人改稱蘇聯為帝國主義國家（比毛澤東早了幾十年），托派之中，甚至為這個問題造成分裂。托洛茨基堅持這樣的立場：蘇聯是墮落的工人國家，但托派要保衞十月革命的成果──國有財產制度。他以瓜分波蘭為例，蘇聯不得不在蘇佔區實行沒收大地主的產業，並將生產工具國有化。「這並非由於官僚集團還忠於社會主義的政綱，而是因為官僚集團不情願，也不能夠與佔領區中的舊統治階級分享政權，以及政權必然帶來的種種特權。」他以拿破崙第一為例，拿破侖第一用軍事獨裁停止了法國革命，但他一侵入波蘭，就簽發第一道命令：「廢除農奴制度」，這並不是由於他對農民的同情，也不是由於他遵守民主原則，而是由於他的獨裁建立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上面，所以必須反對封建的農奴制度。

由此得出來的結論，應該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世界革命，打倒斯大林！」

可惜陳獨秀僻處在閉塞的四川小縣城，孤立而寂寞，且受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誣衊與封鎖，寫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之後的第十四天，就與世長辭了。

陳獨秀留下來的思想的閃光，我覺得有兩點也是超過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不能存有和平主義的幻想，這是勝於斯大林毛澤東的「和平共存論」多多的；（二）他把世界集團分為四類：同盟國、半殖民地、被保護國、殖民地；這種按照實際情況的分類，遠非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所能及。

（八）歷史地位

在戰爭的年代，陳獨秀的死訊，只佔報紙上不重要的幾行地位，除掉幾個親近的人送他入土，沒有甚麼「哀榮」。世界彷彿早已忘記了這個人，中共過去一向有意抹煞這個創始人，但歷史還是公正的，今天，經過了五十多年以後，人們終竟打破了長期的沉默，重新把他在革命中的功績提到了應有的平面。

「平反」還剛在開始，還只恢復他在五四和組黨初期的地位，人們不敢提到他1927年之後的發展，間接地，已有人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說他在1936──38年誤把左派反對派視作敵我矛盾，擴大了肅反之不當。（見1979年8月22日光明日報載「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幾個問題」）。不久之後，或許不會再罵陳獨秀「墮落為托洛茨基分子」了吧！

陳獨秀的歷史地位，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不僅僅因為他是自成立以迄1927年末的總書記，也不僅僅因為他是1925──27年的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的意義應該比這些還要多些，還要大些。陳獨秀的最大的歷史作用，應該說是中國思想近代化過程的一個最完整的代表者。

在「近代化過程」這一意義下面，我們所了解的是：從啟蒙思想一直到社會主義。這個過程，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像英法的歷史上，先後延續了約有一、二百年。從盧騒到羅伯士比爾，從羅伯士比爾到聖西門，從聖西門到馬克思主義者，在法國是走了兩百年的。在俄國，從倍林斯基到普列哈諾夫與列寧，也走了七、八十年；可是在中國，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若從運動轉換的意義上說，只走了三、四年，而且這段過程又是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完成的，這個人就是陳獨秀。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人物，他們能等於歐洲近代史上的一些名人；倘就思想性質而不就事業成功來說，其中有過中國的馬志尼，有過中國的俾斯麥，有過拿破侖，也有過馬克思。可是要找上一個人來，以其一生遍歷從盧騷到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變遷，那只有陳獨秀，我們可以說，他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最完整的代表人物。

落後國家總是以縮短的，跳躍的，錯綜的方式，補走著先進國家所已走過的路，這情形，托洛茨基稱之為「配合發展律」，陳獨秀該就是這個規律在中國的化身。

要將人家一兩百年的歷史，配合在一個人的身上發展出來，其間必然充滿了突兀的轉變，充滿了對昨天的否定。他必然永遠走在時代前面，永遠讓人罵着「叛徒」的罪名。

沒有最高的道德勇氣的人，休想完成這樣的轉變；沒有特立獨行精神的人，決不能有如此的發展；這樣的人，理該被衞道者詆為「洪水猛獸」的，他理該憔悴以終的，陳獨秀的寂寞是他求仁得仁的結果，他不怕寂莫！

（九）餘論：陳獨秀的詩、文和文字學

蘇曼殊是出名的詩人，陳獨秀未嘗以詩名，可是事實上叫人難信，這個半日少吟詠的陳仲甫，竟是詩僧的啟蒙老師。

陳獨秀年青時別名「三愛」，他所愛的三者之一，乃是陸放家翁的詩。可惜他沒有保存自己的詩作，最近有人他作年青時的傳記，煞費苦心地蒐集了他的若干詩作，聊見一斑；五四運動以後，他在北京被捕，出獄後也曾作過一首白話詩，答謝劉半農的慰問。以後在戰鬥的歲月中，他自然沒有心情作詩，到了老年，又以詩寄他的悲憤了，我在亞東圖書館汪孟鄒先生那裏，抄存了他的一首長詩，作於1939年9月的江津鶴山坪，詩後自註：「伯強，中國古神話中之大疫厲鬼也，以此喻死狗。近日悲憤作詩，知己者可與一觀。」他所謂「死狗」，指斯大林，莫斯科長達數年的審判，王明奉命到漢口對他進行的誣衊，使他刻骨地憎恨，他把這些感情都發洩在這首長詩裡面了。詩如下：

告少年

太空暗無際，晝見非其形。

眾星點綴之，相遠難為明。

光行無所麗，虛白不自生。

半日見光彩，我居近日星。

光行無所麗，虛白不自生。

半日見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發明。

攝彼陰陽氣，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內，人力終難輕。

吾身誠渺小，傲然長百靈。

食以保軀命，色以延種姓。

逐此以自足，何以異群生。

相役復相斫，事慣無人驚。

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國，劫若吞舟鯨。

食人及其類，勛舊一朝烹。

黃金握在手，利劍腰間鳴。

二者唯君擇，逆死順則生。

高踞萬民上，萬民齊屏營。

有口不得言，伏地傳其聲。

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

雨雲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為惡死不足，惑眾美其名。

擧世附和者，人頭而畜鳴。

忍此以終古，人世晝且冥。

古人言性惡，今人言競爭。

強弱判榮辱，自古相吞併。

天道順自然，人治求均衡。

曠觀伊古來，善惡常相傾。

人中有鸞鳳，眾愚頑不靈。

哲人間世出，吐辭律以誠。

忤眾非所忌，坎坷終其生。

千金市駿骨，遺言覺斯民。

善非惡之敵，事倍功半成。

勿輕涓涓水，積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勢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與天爭。

陳獨秀一生極多波折，困頓艱險，備嘗痛苦。但他從不洩氣，紿終樂觀、豪邁、勇敢，發為詩文，誠摯動人。

他的文章很有名，我們只消擧兩個人的批評就夠了，蔡元培認為他的文章風格，三個字足以盡之，就是「勁、廉、桿」。魯迅則說得非常形象化：「……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有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是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文如其人，陳獨秀是革命家，不是擅用「陰謀、陽謀」的政治家，由於他的「吐辭律以誠」，而且「忤眾非所忌」，所以到頭來，只能「坎坷終其生」了。

有人完全從獨秀的性格中，尋找他文章遒勁的說明，其實這是不盡正確的。他誠然是天才，他文章中的優點，不少可說是「與生俱來」，但顯然是經過苦學的。他在舊文學的造詣上，即使在他同一輩的大師中，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和魯迅一樣，愛讀莊子。

他的文章限於政論，不曾寫過純文學的作品，但不能說他的文學活動與純文學無關。恰好相反，他是新文藝園地裡的第一個花匠，是繼往開來的批評家。俄國大批評家倍林斯基曾經確定了普希金和戈果里的文學地位，獎掖了屠格湼夫那樣的作家；陳獨秀對於中國舊小說的重新估定，對於新小說的鼓勵誘掖，都盡了極大的作用。魯迅就曾經說過：「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陳獨秀在多種多樣的學術興趣中，只有一種始終不變，就是語言文字學，五四以前，他寫過一本「字類疑義舉例」，亞東出版；獄中寫「實庵字說」，據專家意見，這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這些專家中包括獨著開明「辭通」的朱起鳳先生，北大教授魏建功先生。

陳獨秀對自己所有工作，極少自負，但對文字學則當仁不讓。在江津幽居時，寫「小學識字課本」積稿盈尺，由他的學生帶到上海整理，因內戰日亟，無法出版，全部歸商務印書館保存。共產黨如果有意發揚中國歷史文化，對於如此重要的學術著作，是不應該長久冷藏的。

1979年10月26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