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中國共產主義的創始者

王凡西

原載香港新苗雙月刊第11期，1989年5月出版。英文本載於G. Benton, ed., Chen Du 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 1937-1942, Richmond: Curzon, 1998, pp. 133-141. 及G. Benton, ed.,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p. 157-167.

編者按：

　　這篇文章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王凡西先生於一九七五年在英國約克大學所作的一次演講。原文是英文，翻譯為中文時當作了一點刪節。王凡西曾經與陳獨秀一起建立托派組織，既是同志，又是朋友。

陳獨秀本來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功的鼎鼎有名的思想領袖。不僅毛澤東、周恩來當過他的學生，就是李大釗也不及他對近代民主運動的影響大。可是，由於他堅持真理的態度，固不見容於國民党，後來也更不容於中共，成為「終身反對派」。

現在，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刻，我們該恢復歷史的真相了。

王凡西先生最近還來信談到他這位前輩：「其正代表被壓迫與被剝削大眾利益的革命者，他在大部份歲月中，總是逆流前進的。陳獨秀的其正偉大處，在於他終身甘做反對派，絲毫沒有勢利之見，全身沒有一條「媚骨」。這樣的人，在歷史上確屬稀有的。」

陳獨秀的名字於年青的一代，無論在中國或在外國，縱然不是全然不知，也恐是知道得極少的。中國共產黨的頂層領導人物中：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以及別的幾個領袖已聞名於世界，陳獨秀的名聲比起他們來簡直是個無名小卒。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我們評量一個政治人物，不單由他的成就來立論，而是從他的一代歷史中所起的作用來著眼，我們便應該說陳獨秀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地位不但遠超周恩來、劉少奇，也邁過了毛澤東。

陳獨秀和目前中共高級領袖們之間的關係，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記載了這些領袖們很好的自述。周恩來說：「我去法國之前，我讀過共產黨宣言，考次基底階級鬥爭和十月革命。這些書是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社印行的。我見過陳獨秀，也見過李大釗－－他倆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毛澤東關於陳獨秀也說了許多，但下面所引的最有意義。他說：『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去上海。我又見到陳獨秀。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給我的影響可能比任何人的大。」在這裏我們看出毛和陳是受業和老師、幹部和領袖之間的關係。這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前如此，在建黨之後長時間也是如此。

陳獨秀出生於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鴉片戰爭之後的三十五年，太平天國滅亡後十五年。內憂外患動搖了滿州人統治的根基。中國舊社會政制的貪污無能，徹底無情地暴露出來。中國為西方列強吞併奴役的危機迫在眉睫。同時滿清專制政府對百姓的壓榨，益難忍受。所有這些因素．強烈地喚醒了中國人民向來對於民主政治的淡漠。人們急切要求改良變法，其中以知識份子為最。這樣，當陳獨秀降生時，中國已感覺到新氣氛了。

可是，陳獨秀受的教育仍是舊式的。他生於安徽省的一個書香門第，但是，陳獨秀不喜歡私塾裡的經書，更不喜歡八股文。由於祖父和母親的敦促，不得已，他去參加了縣試，中了秀才的榜首，那年他才十七歲。第二年，一八九七，他被送往南京去考「舉人」。這次的經驗使他於朝廷考試永遠失去了興味，而且於國家制度的一切發生了懷疑。

陳獨秀成為康梁的信徒之後，僅僅一年，維新運動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再過兩年，一九○○年，清廷可恥地為八國聯軍所戰敗。在這些大事變的影響下，陳獨秀底生活和政治思想越來越激進。早在一九○四年，他便在本省出版了一份《俗話報》，宣傳民族革命思想。一九○八年他到上海一個恐怖主義的地下組織，學習了製炸彈的方法。這時他的政治觀點已遠遠邁過康有為和梁啟超，而在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了。

當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前夜，他在安徽省搞政治活動第一次被捕。由監獄釋出後，他被迫流亡日本。在這裡他和國民黨的創立人孫中山合作，但他沒有加入孫中山的組織。當第一次革命，推翻滿清後，他回國在本省裡當了革命黨組成的都督府的秘書長。

國民黨和舊制度的代表袁世凱達成了骯髒的妥協之後，革命跟著失敗了，陳獨秀被迫重新流亡日本。他在日本發行了一份革命性的報紙。他於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創辦了一份雜誌，叫做《青年》，第二年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雜誌的編輯部移到北京去，因為陳獨秀這時被聘為國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這大學是被認為中國最高最先進的教育學府的。這裡集合了許多著名的學者，《新青年》增添了生力軍（李大釗和胡適早已撰稿了），又得到一群北大學生的參加，聲勢大振，銷數和影響迅速上升。但是何以在現代中國發展史上《新青年》能夠這樣迅速進展，成就這麼大，負擔了這麼重要的任務？主要的理由應該－－像陳獨秀有一次曾說過－－從當時的極有利於這個運動的一些客觀情況中去尋找。這些情況是：第一，歐戰延長的結果，一時間緩和了列強對於中國經濟的控制，這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形成起來，同時產生了中國現代化的工人階級。第二，俄國爆發了革命，革命不但推倒了專制，且向社會主義邁進。第三，約在大戰末期．一種深刻的思想體系和社會運動興起於全世界，特別在受戰禍毀傷的歐洲。這些條件促成了中國某些進步的知識份子較前更熱切地探索，希望就中國自從被拖進現代世界漩渦以來，所遭遇的諸問題尋得答案。也是這些條件供給了他們肥沃的土地，發育他們散佈的種籽，提供了千萬個聽眾；準備了堅固的群眾基礎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然而《新青年》並非一開始就是政治性的。最初階段，運動集中在兩條戰線上：（一）攻擊傳統的道德和舊中國的社會習慣;（二）向文言文宣戰。前者為「新思想運動」，後者為「文學革命」。他懷疑、批判和破壞一切傳統事物，表現出大無畏精神。就這一點論，我以為也算得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上最偉大的偶像破壞者之一。他從西方學到的僅是某些為這些人所共有的特點，亦即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科學方法以及其他為中國傳統觀念中（特別是孔家思想）所缺少的東西。他特別於其中揀選出民主與科學，尊稱之德先生和賽先生，認為只有這兩位先生能夠拯救危亡的中國。

俄國革命，尤其是布爾什維克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確實大大影響了陳獨秀的思想。但這個影響並非立即覺察到的。他的思想還要經歷兩年的時間才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西方愛好者進展到馬克思主義。一九二○年的年中．陳獨秀才確定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並且得出結論：中國要現代化只有經過政治的和經濟的革命．有如俄國的十月那樣。

五四運動加速並幫助了陳獨秀完成他底思想和生活的轉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由學生領導的群眾運動在北京爆發，繼後中國的各大城市都起來響應，一面反對帝國主義在凡爾賽和會上拒絕中國的民族要求，另一方面反對事實上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北京政府。就思想說，這個運動是在《新青年》直接影響之下產生的。這是這份激進刊物所散播的種子，第一次得到豐收。同時也是它的第一個考驗。它被真正放進群眾鬥爭中去了。在事變衝擊之下，《新青年》的領袖們早已開始有了分化，現在便加速並完成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向左走，投入革命的活動，而胡適和許多其他的人都退卻，於「退入書齋」的掩飾下，一步步地轉向右邊。

因為陳獨秀是主要的鼓動者和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成了鎮壓的最大目標。他於六月被捕，在牢裡關了三個月。被釋之後，他便永遠離開了北京大學，從那時起全心全意地致力於革命鬥爭。也自那時起，陳獨秀開始批判他在早些時候無分軒輊，一律當作進步的與新的而加以接受的各種思想。最後．我在上面提過，大致於一九二○年九月，他公開宣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不久，便開始準備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其初，於一九二○年八月，他在上海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繼後在全國各大城市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次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會議舉行於上海。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一九二二年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會，都連續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以此職位，他領導了一九二五──二七的中國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像某些史家所稱：是一齣「悲劇」。它終結於悲慘的失敗。陳獨秀於此悲劇中扮演了甚麼角色？於此問題有各種不同和相反的解答。在官方，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官式文件中，陳獨秀被稱為機會主義者，斥他為不勝任的領袖。並且說他的錯誤政策把革命領導到可恥的失敗。因此革命失敗主要（倘不是全部）責任應該推到陳獨秀底頭上。另方面，許多革命底參加者以及某些客觀的有良心的史家，他們的意見是：陳獨秀的錯誤在於他太忠實於共產國際所給的指令，而共產國際卻是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控制的。因而在他們的意見中，陳獨秀僅是一個替罪的羔羊，斯大林才是應負失敗大責的人。於此問題我不多談，只表明我本人是同意後一見解的。我希望你們參考陳獨秀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所發的《告全黨同志書》，那裏他於這一問題給了詳細的說明。

中共的中委會八七（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緊急會議撤除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繼任者是瞿秋白，他奉莫斯科的直接命令將黨轉入冒險主義路線，這路線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達到了頂峰。陳獨秀解職後寫給中委會許多信，提出反對盲目主義冒險的警告，並要求於黨底政策來一次緊急的檢討。中委會拒絕他的要求，不理他的警告。一九二八年秋國民黨企圖收回中東路，引起了中蘇之間的武裝衝突，中共中央號召「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以為這樣的一個口號既行不通且犯冒險主義。因此他又給中委會寫了幾封信，提出些較實際的口號。就因了這，陳獨秀為中共的新領導層（當家人李立三）所痛責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陳獨秀才有機會接觸到俄國反對派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件，這些文件是由留學莫斯科的變成托派的中國共產黨員帶回來的。這之前他從未知道蘇共兩派之間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真正區別。這些文件好像對陳獨秀展開了一個新天地。多少年來，許多苦惱著他的疑慮一下子消除了。根據他自己的經歷，不消長時間便能斷定在大爭論中托派是正確的，因而他決定接受俄國反對派的立場。跟著他就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委會：要求中國革命問題應當在黨內，也在共產國際內舉行徹底討論。中共中央非但不答應他的要求，而且簡單地開除他的黨籍。作為抗議，陳獨秀發出了他的《公開信》。並提出一個集體文件，叫做《我們的政治意見》，由八十一個老黨員簽名。所有這些簽名者當然都被開除出黨。又過了兩個月，一九三○年二月，斯大林做了一次「爭取陳獨秀返黨」的企圖，邀請他去莫斯科。陳獨秀當然不接受這個「邀請」。從此他和九年前他所創立的黨斷絕了一切關係。

陳獨秀把他的追隨者組織在左派反對派的小組內，叫做「無產者」，出版了一張同名的刊物。一九三一年五月，和其他三個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統一成為國際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中國支部，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他以中國托派的領袖名義反對國民黨的革命活動，直到他於一九三二年十月被逮捕。他被解南京軍事法庭受審，有被判死刑的危險，但他表現出一個十足的革命領袖的氣概。在他的答辯詞內他公開指責國民黨白色恐怖和軍事獨裁。他的被捕和受審激起了全國要求釋放他的運動，正是群眾這種對陳獨秀所表示的道義支持，使他終於免受死刑，而判了十三年的徒刑。

陳獨秀在獄時期：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中日爆發戰爭後不久，他與其他許多政治犯都獲得釋放。但是他仍被嚴格監視，使他無法從事革命活動。他在武漢住了一個短時期，被迫遷到四川省近重慶的江津小縣去。過去監獄生活加重了他的心臟病和靜脈炎，陳獨秀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陳獨秀的晚年是在極端貧苦、孤寂、與疾病中渡過的。可是無論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卻都並沒有停止對他的迫害。中共在王明（斯大林的個人代表）的指導下於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後，發動了對陳獨秀惡毒的造謠污衊運動。他們誣告陳獨秀「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而國民黨則禁止他在言論方面的活動。因此，在此一艱苦時期，陳獨秀所能做的和已做的只是和幾個老朋友在通信上交換意見。中共（雖然在第二次大戰中他們自己是「保衛」立場）以及陳獨秀某幾個過去的同志，則從另一方面指斥他「晚節不全」。

陳獨秀的思想和他在第二次大戰以前的有了很大的改變。在民主問題上，特別在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上，他的新觀點遠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都是錯誤的。（編者按）但我卻以為；這些混亂的，有時自相矛盾的觀點，不管他們是怎樣錯誤，仍不能被誇張到這個地步，即不能說他自己與之戰鬥了二十幾年的資本主義和思想（有意或無意地）完全和解了。但是我不願在這兒分析和批評陳獨秀的新意見。我現在僅想談一點關於陳獨秀何以晚年轉回了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前的老意見底主要理由。我以為這不是陳獨秀的特殊問題，而是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內的知識份子思想演變底一般問題。你們知道老中國底閉關自守為大炮和戰艦所攻破，中國的現代化是為外來的壓力所促成的。那不是由中國社會內部發展而漸次演變的結果。這樣的發展不可免地要跳躍而進。它採取了所謂「配合發展」的方式，其中前進的過程是非常集中和縮短了的。相反，先進國從啟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家（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底身上。

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身上。陳獨秀一身結合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我這麼來講，並非說陳獨秀在各方面都達到了這些俄國偉大人物的高度。我真正的意思是：上述各位俄國的偉大思想家代表了俄國進步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由十九世紀約三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由個人主義的覺醒到為社會主義集體的鬥爭，卻以極短暫的形式前後相接地顯現在陳獨秀幾十年的生命裏。由他底身上我們確實找到了「配合發展律」的最好例證。

中國「配合發展」所造成的此一特點，讓我們在陳獨秀身上不僅看到他底長處和強處而且看到他的短處和弱點。它使我們了解他為何和如何能夠迅速不斷地完成這些勇敢的衝鋒和躍進。同時他也揭示給我們為何陳獨秀思想前進的各階段，沒有一處像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那樣徹底深入過。像我們前面所簡述的：陳獨秀十來歲時是個「左派儒家」，二十歲後醉心於西方民主思想，三十歲後公開批評攻擊孔子思想，四十一歲時終於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極短時期內，一個思想體系迅速地超越代替了另一個思想體系，那末這個人的思想不可避免要保留舊思想的殘滓，或者混合到新思想的質素裡。此外，當一個人過了四十歲接受了新思想體系，一般來說，不可能滲透到所謂「靈魂深處」。

考慮了這些情況，我以為，陳獨秀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思想生活底「初戀」，即回到了「純」民主去，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使陳獨秀在民主問題上的見解離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其中最重要的是蘇聯斯大林政治底可怕的墮落。我們知道，莫斯科審判第一次使陳獨秀重新考慮列寧主義者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

最後，我想簡略地給陳獨秀做一個總的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家之一。我說偉大的革命家，不單因為陳獨秀在現代中國的革命運動中曾擔負過領導的任務，也因為他的可貴的人格：他毫不猶豫地拋棄高尚的職位，去幹不安定與艱苦的革命戰士生活；他很英雄地咽下了破家喪子之痛（兩個兒子於一九二七、二八年分別被國民黨所殺害），而從未悔恨過；他於監牢和死刑之前，從不低頭認罪；最後，在他的晚年，在異常的貧困和嚴重的疾病中，他卻拒絕接受國民黨通過他一個老朋友所供給的一大筆金錢。所有這些，表現了陳獨秀革命家的氣質。世界托派運動的正式機關報（陳獨秀從未正式宣佈退出這個運動）曾經在一篇社論中讚揚陳獨秀道：「陳獨秀將以一個偉大革命者的形象留在人們記憶中」。我認為說得很恰富。陳獨秀自己則似願接受有人贈給他的「終身反對派」的稱號－－也許這一稱號更適於表現這位中國歷史上底傑出人物吧。

編者按：當時他主張支持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國家，以及認為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和認為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民主對立起來。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無產階級應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兩者都不支持。對於後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確認真正的「而不是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包括民主，這個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既有質的區別，也比它更為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