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獨秀的「最後意見」說起

王凡西

一

在長期寂寞的思索中，陳獨秀的影子常在我心中徘徊。我根本不同意他的「最後意見」，整個托派中也沒有一人完全同意他的。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陳獨秀的意見不管正確與謬誤，總觸及了我們時代思想的幾個中心問題。

首先讓我們看看他關於革命獨裁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

這條意見裡便包含了根本錯誤與促人深思的兩方面。

一個階級經過其政黨實行獨裁，不僅理論上說得通，而且事實上經常有（差別只在於各該獨裁的程度不同）。至於有深度的社會變革，不論它是反動抑是革命，為要確保其勝利與成果，從來都要採取獨裁形式的。所以說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樣東西，在理論上是無視了革命史的教訓，在行動上則等於根本否定了無產階級革命。

革命專政之不可避免，乃決定於新舊階級統治交替中的暴力性質，決定於除舊布新時的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又決定於任何革命政權都必然要遭到國外反動政府的明暗反對這些情形。不能憑人們的願望來加以取捨，也不能以道德標準來予以批評。只要你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需性，那麼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中，在現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情況中，你總得承認多半是必須經過革命獨裁這個手段的。

不過，我們自然因革命專政之不可避免，就忽視了，或竟認可了專政所能帶來的一切副作用，有如陳獨秀所列舉的。尤其是生當今日，歷史讓我們飽看了史大林式獨裁的種種可怕罪惡之後，倘仍以為它們不成問題，無可避免，或竟以為理所當然，視之為革命大手術進行中必有的痛苦，那就是非常壞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根本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罪惡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

今天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該停止在宣揚專政對於革命的重要上，而且應該走向前去，指出革命專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為善不能為害的重要。

如何才能使一個革命專政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非一黨專政，更非個人專政？如何才能使革命專政不像過去歷史上一再證明的那樣，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可分離」？在今天，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說它是現時代有關乎人類命運的中心問題之一，那是一點都不誇張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竭盡心力，以便在實踐和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

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主義的罪惡時，從來不忘記指出其主要根源在於俄國經濟的落後及俄國革命的孤立。只有記住這兩個基本原因，才能正確而不誇張地估定斯大林在使蘇聯墮落過程中所起的罪惡作用，才能正確解釋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優良制度何以為變質。

斯大林的性格與思想，對於斯大林主義（制度）的形成，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佔有什麼成分，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討論得非常精詳，我這裡自不必再談。我這裡預備約略涉及的，乃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布爾什維克主義（亦可說列寧主義）的某些關於工人政黨和工人政權的組織思想，是否供給了斯大林以便利。

許多反斯大林的人說道，斯大林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斯大林本人及其所有信徒們，亦都如此說。

陳獨秀不曾如此說，他只是說：「不能把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他不曾在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劃上等號；但他以為列寧把資產階級民主一筆抹煞，恰恰給了斯大林以反對任何民主的借口。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是始終同意托洛茨基的見解的：斯大林主義是布爾什維克的反對物。我從不同意陳獨秀對民主的抽象看法、他那超階級的看法。

不過我承認：斯大林建立其野蠻獨裁時曾經利用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某些觀念，以此作為護符，作為招牌。這些個觀念，有的是真正屬於列寧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偽造了的，有的則在具體特殊的情況中列寧當作權宜性的辦法提出來的。布爾什維克派關於工人政權結構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讓蘇維埃兼享立法與行政之權，反對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制，尤其反對國會那個「空談俱樂部」。這個思想，原本繼承自馬克思所分析並加贊揚的巴黎公社經驗，同時亦為當時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利益所需要，被客觀進程所決定的。所以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只要我們真正關心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真欲保衛革命的勝利，真欲鎮壓反革命與防止其復辟，我們就得將一切權力集中於工農兵會議及其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出來的政府。在這一點上是不允許有絲毫懷疑與動搖的。

與此同時，我們卻還必須注意到斯大林借此思想以達成其個人專政的經過。開始是蘇維埃的代表職權被限制了，他們不再能創制法律，監督行政，實行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他們僅只能夠聆聽「首長們」的冗長報告，「全體一致」予以通過，並毫無異議地接納內定的下屆政府名單。後來，這種形式的蘇維埃大會都不召開了；甚至執政的蘇維埃機關也名存實亡了，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實則集中於黨的政治局，更進而集中於總書記一人之手。諸凡一切「民選」的政府機關，簡單只是辦理一些總書記交下來的事務工作而已。真正的權力，無論屬於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總書記經由秘密警察來實施的。

列寧的由蘇維埃獨攬工人國家大權的這一思想，便如此這般地墮落成斯大林的個人警察獨裁。

我在這裡自無須再提起此種墮落的客觀原因，想加以提出的只是：為要在一定範圍內醫治及防止此種個人獨裁起見，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首先我覺得：「工人政權必須集中」這一個思想，應該用另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舊觀念來補充，那就是，統治機構各部門之間的「互相箝制與互相平衡」（check and balance）。別以為由工人與老革命家出身的統治者永不會濫用權力，或者不會變成官僚。只要國家存在，只要社會尚保有統治與被統治分別，官僚墮落的可能就永遠存在。為了反對官僚專制，自下而上的民主自然是最有效的解毒劑，可是同屬上層的內部分權也是一個重要措施。列寧是深深懂得這一點的。雖然直到他逝世之前，面對著日益嚴重的官僚制度，只來得及提出三個可注意的辦法：1、黨的中央委員會人數增加；2、工會應對政府機關獨立；3、設置工農監察委員會並提高其權力。這三個辦法，如歷史所證明，並不曾阻止工人政權的墮落，而且工農監察委員會這個組織後來反而成了斯大林完成其特爾米多反動的一個得力武器。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一切趨向於「箝制與平衡」，趨向於「集體領導，相互監督」的企圖是徒勞無功的。從列寧逝世前提議的那幾個反官僚主義措施中，我們應該更加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集權制，應該用同階級內部的分權制來加以民主化。列寧在分權化的路上沒有走得多遠，因為他遭遇到這個問題並殫思竭慮來予以解決之前，不幸他的命快臨近終結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後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並不以為，工人國家中實行了「三權分立」後便有了足夠的保證，使它不至於變成個人獨裁，不至於發生猖狂的官僚專政，不至於重演莫須有的大冤獄。但是至少，我們必須承認，此種分權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的重要保證之一，因而也是工人國家不至墮落的重要保證之一。

其次，我要談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問題。一九二一年三月間舉行的第十次聯共黨大會禁止了黨內派別存在，顯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如後來歷史所證明，實在是貽害無窮。這個禁令事實上不曾能禁止派別，卻給了佔上風的某一派別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滅反對者。

「黨內無派，黨外無黨」這個非常反動的公式，構成了斯大林主義反動理論的幾個基石之一，它實質與列寧的基本精神完全不符。如今是不但蘇聯共產黨，而且全世界的所有共產黨，都奉行了這條「路線」，使共產黨變成為「絕對統一的」，即由一派獨裁的，亦即由一人獨裁的組織。事實上，在一個群眾政黨裡，光想靠思想的說服力來完成和維持這樣的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於特務的恐怖手段。由此便產了不斷的清黨、黨內殘殺與史無前例的冤獄。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黨究竟應如何處理其內部生活這個問題，我想托洛茨基在1940年為美國托派所規定的四點保證，應該被我們奉為「圭臬」。那四點是：「1、不禁止派別；2、除了共同行動所必須的某些限制外，對派別活動不加以其他限制；3、正式的刊物自必代表那由新的大會所確立的路線；4、未來的少數派如果願意，可出版一份給黨員看的內部公報，或出版與多數派共同的討論公報。」（見《保衛馬克思主義》英文本101頁）

革命黨內部派別的合法存在，乃是黨內保持民主的一個最重要條件。在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的國家中，代表勞動階級各傾向的人們可以組成政黨，也是使落後國家不致官僚地墮落的保證之一。托洛茨基非常重視這個保證，所以寫進第四國際的綱領中。

沒有人能發明一種藥方，使無產階級專政能絕對免於官僚化的墮落。縱使在「法理上」與思想上，無產階級的政黨及其政權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而它們在事實上施行到如何程度，以及它們的實施對於民主化的體現有效到何種程度，仍然是要靠各該政黨之內與各該政權之下的諸傾向的鬥爭去決定的。

不過，這絕不等於說：「法理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確定沒有價值。為使獨裁下面那些民主化鬥爭的易於成功，這些確定和認識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二

如果我們確認了陳獨秀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錯誤，那末他關於民主的某些見解。我卻認為值得重視的，例如他說：

「民主之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主義之全內容……議會制度會成為過去，會成為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也，蘇維埃制度若沒有民主內容，仍舊是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還不如。」

「……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

「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以上引文均見陳獨秀《給西流的信》）。

陳獨秀這個見解，實際不是他的獨創。馬克思主義原本分清楚為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的議會制度與人民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所爭得的民主權利。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多半要打碎議會制度，他們堅決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僅僅與永遠限制在議會鬥爭的框框之內，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讓此「民主」像套索似的絞殺無產階級革命；但在同時，他們從來主張要保持並擴大民眾在資產階級政制下所已爭得並已享有的民主權利。當初蘇聯打碎了議會制度，卻並不廢棄那些民主權利。蘇聯人民之被剝奪此種權利，一如歷史所示，是經過了內部反動的、即它乃是斯大林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以後的事，陳獨秀把這筆賬算在列寧身上，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毋須說，經過了斯大林的黑暗反動之後，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列寧當年更應看重專政之下民主權利的保障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同意民主權利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相輔相承，決非相拒相斥的情形強調出來，借以反對斯大林主義者以專政名義取消任何民主權利，將一切民主權利扣上資產階級帽子的絕對反動做法。

正像當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考茨基的民主拜物教一樣，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保持和擴大「資產階級」民主權利的必要，借以反對斯大林主義者的獨裁瘋狂。在這樣做的時候，當然我們不應該像陳獨秀那樣，把根本立場退回到考茨基主義。

在過去，我們把議會制乃是資產階級統治方式這一點看得太呆板了。議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只是在以下的意義上，即在官僚制度與軍國主義業已鞏固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無產階級絕無可能通過議會制度來走上政權，來推翻資產階級在政治與經濟中的統治，來真正實行「剝奪剝奪者」的革命，為要達此目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一定得絕不顧及議會制度的束縛，得主要地憑借本階級與一切被剝削階層的組織力量，在主客觀有利的條件之下，實行多少含有暴力（多少程度視被革命階級的抵抗而定）的革命，打碎舊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包括議會制度在內），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借以鎮壓被推翻階級的對抗，鞏固革命勝利，並發展此勝利以走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此種情形中所以要打倒議會制度，並非因為它是民主的，而是因為它是反革命的，因其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妨礙著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

如果說，某一國家的議會因為當時當地特殊的階級關係之故，它不妨礙無產階級的革命，那就不須解散議會，僅僅按民主方法，清洗其內部的反革命少數就夠了。

無產階級革命並非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條件中均與議會制度有衝突的，在革命未勝利前固然要利用議會這個講台，便是當革命勝利之後，也並非不能採取議會制的。真正的蘇維埃（即未被斯大林官僚化和事實上取消以前），其實就是一種議會制度。它與舊議會制度不同的只在於它拋棄了「全民」的謊言，老老實實說明它是具有階級差別的民主制，同時它不僅有立法權，且兼有行政權罷了。

今天蘇聯的蘇維埃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議會，非但沒有行政權，而且也無立法權，它們擁有的僅是聽取報告權鼓掌喝采權，與一致通過權。這些議會，誠如陳獨秀所指責，非但沒有高於或優於資產階級的議會，而且比後者更不如。

今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議會（不管叫什麼名字都好），如何能恢復舊議會制所含有的民主優點，增加和擴大這些優點，使它們、也因而使那些國家，真正成為高出於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組織——我以為是我們這代社會主義者的重要任務。

無產階級不要民主而只要專政這個籠統的觀念必須拋棄。

然則，保障充分民主權利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觀念是否站得住呢？它有無現實性呢？

托洛茨基是這一觀念的最完備的代言人。正因此，他一方面被斯大林罵成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孟雪維克，另一方面被傑拉斯斥為「非現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兩個不同方面的共同立場是：要專政便不能有民主，要民主就不該專政。二者等於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然而世界人類的歷史出路，若就比較抽象的觀念上說，卻正是要解決這看似水火的矛盾，正在於魚與熊掌的兼得。無專政就不能完成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無民主不能使革命存續乃至前進至社會主義。如果這個矛盾不解決，那末歷史已經有足夠的事實向我們證明：人類只好陷進到野蠻主義——不管其路徑是直接由資本主義出發，或繞道斯大林——拉可西——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歷史既如此迫切地提出了這個矛盾，它自然同時提供了解決此矛盾的條件與可能。負擔此解決任務的物質條件是早已成熟了——至少在全世界範圍內。意識上的條件，至少在根本上和大體上也早由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提出來了。目前在這方面尚嫌不足的，據我個人看法，只是上述使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問題上，一些更具體、更明確的措施吧了。

為使清楚明白起見，茲將我的看法再簡單地歸結如下：

　　一、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經過其政黨想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統治，必須憑借武力革命，建立剝奪剝奪者的專政。因此，十九要破壞資產階級統治的傳統方式——議會制度。能「和平地」通過議會制度完成此一變革，如果不是絕無可能，至少也只能視作極小可能的例外。

二、如此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絕對不必，而且絕對不應取消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爭得的種種民主權利，它們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諸自由以及罷工權等等。

三、由全體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專政機構，應徹底受選舉人自下而上的監督，並事實上可隨時被撤換，同時，專政的權力不應集中在一個機構的手中，而應實行分權，俾收「箝制和平衡」之效，借以防止個人獨裁的產生。

四、專政下面應允許反對黨存在——自然我們只能讓擁護革命的政黨存在。至於哪些政黨合乎此一條件，應由工農自由投票決定。

五、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容許反對派的存在，絕不允許以組織制裁，特務手段，刑事迫害來對付不同意見者，反對以思想入罪。

七、無產階級的專政絕不應該變成一黨的專政。由部份工人階級與知識份子組成的工人政黨，決不能代替由全體勞動者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執政黨的決策必須首先在真有權力的，包括反對黨派在內的議會（或蘇維埃）中提出與通過，然後由政府執行。執行中仍受議會的監督。

最後，我們還必須提到一點，即南斯拉夫與斯大林破裂後所竭力提倡的一個觀念。鑒於政治民主實際上乃是經濟民主的反映，鑒於在絕對集中的經濟控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民主，因此，他們認為，為使社會主義的民主有其物質的基礎起見，應實行計劃經濟中的分權制與自治制。迄今為止，南國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不顯著，但在基本方面卻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

上述種種，其自身自然不足以挽救一個革命政權的官僚墮落：但因它們並非憑空設想，而是從血腥史實中得出來的教訓，故若明確地規定下來，等到專政國家民主化的條件更為成熟之時，一定會大有助於那些國家中工農的反官僚鬥爭的勝利，並使新的革命政權自始就免於官僚化的毒害。

三

陳獨秀並沒有提到如下的問題，例如：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是否可以比先進國家更早建立工農政權，由此走向社會主義？以政黨為中心，以秘密鬥爭配合公開活動，藉以積聚力量，組織群眾，終於在條件成熟時憑暴力奪取政權，是否符合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佔人口中少數的革命者及其群眾，以此一方法走上政權，是否為斯大林式獨裁制的先天性來源？

這幾個問題，曾經是，目前仍然是，一切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普列哈諾夫等輩，提出來反對列寧，托洛茨基以及他們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同時按照理論說，他們也比陳獨秀在「最後意見」中所揭出者更為根本。陳獨秀的立場，如果發展到徹底，原應該與考茨基採取同一態度，根本否認人口中佔極少數的工人可以組織政黨來領導革命，根本否認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組織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根本否認憑藉軍事鬥爭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可是陳獨秀不會這樣否定，他至死不會對這些根本意見提出疑問。在我的回憶錄中，讀者可以看到，他非但沒有象考茨基那樣，詆十月革命為兵士革命，甚至還積極主張我們托派該作軍事鬥爭的。至於中國工人階級可以而且應該組織政黨來革命，這種革命可以而且應該以社會主義為目標，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來肯定了的，至死不會在思想上放棄它們。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其實沒有發展到它們邏輯的最後。當然，邏輯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餘」：他畢竟沒有完全陷入第二國際的泥坑裡。不過為了幫助我們清楚思想起見，我們卻應該把他沒有發展的發展出來。

在他那篇「根本意見」中，陳獨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政權應該如彼而不應該如此，應該民主的而非獨裁的。至於事實上為什麼如此而不如彼，為什麼獨裁而非民主，他簡直不曾思考過。他只是教人「不能把一切歸罪於斯大林」，言外之意，就是說，罪惡的最初來源倒在於列寧關於民主的見解。

這種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膚淺。要想解釋無產階級政權之為獨裁而非民主，自須在社會的實際階級鬥爭中尋覓理由。要想解釋那個獨裁政權之墮落成可怕的專制，自須從國家的經濟文化水準，從取得政權與防衛政權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從革命和反革命的國際關係上去尋求。

第二國際中「最正統的」理論家們，從來喜歡摘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的那句名言，即是說，一個社會制度沒有竭盡它生命之時不會讓位給另一種制度，新的社會制度當其存在條件尚未充分成熟時，不會去代替那個老制度，他們摘引它來反對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按照他們的指責，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要在資本主義爛熟的先進國如英德等國中首先發生，絕對不能在落後的俄羅斯硬造。社會主義者如果利用暫時的行情性的有利局勢，打破了資本主義的脆弱環節，以此建立工人政府，則不管那些社會主義者主觀上的意圖如何善良，而結果那個「工人政府」必然要墮落與變質，變成為絕對非社會主義的政權。

此外，「正統派」們又有兩個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的傳統理由，那就是：（1）「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2）「工人階級只有應用民主手段來爭取政權，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根據前一個命題，他們便認為：由少數革命職業家組織政黨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階級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真正解放。為了後一個命題，他們認為革命黨應用暴力和陰謀手段來推翻舊政權，建立起來的新政權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民主的，因為，據他們說，手段決定目的，暴力的手段只能產生暴力的政權。

總括起來說，那些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最初用以反對十月革命，其後用以解釋斯大林暴政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裡，社會主義本者本來不可以，因而是不該奪取政權的；第二，工人階級只有憑它自己的組織和力量去實行革命，才能於勝利後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與為工人的政權；一切由非工人出身的「政客」所策劃的革命與所建立的政權，必不可能是工人的政權。第三，民主的工人政權一定要靠民主的普選手段來建立。

這些說法「我這裡不再細分其中機會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成分」，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卻必須承認它們比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是更徹底與一貫的。陳獨秀如果要把他的絕對民主論貫徹到底，就得接受這些個說法。因為它們雖然是錯誤而反動的，但至少有局部的客觀的「唯物主義的」根據，也在某種限度內，符合於某些歷史事實的表象。陳獨秀的民主發展論卻是唯心的、主觀的、以願望來代替事實的。

近年來，形形式式的斯大林主義的批評者，看到了蘇聯和另一些新建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極權措施，竟在回顧中承認了考茨基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真理」，他們把我們上引的三論據，當作了一切共產黨國家所有罪惡的根源。

我自然不必在這裡重述列寧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在這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今天，我們雖然親身遭受了一個斯大林政制的殘酷迫害，但是我仍舊相信：真理在列寧一邊。我相信，在經濟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奪取政權；我相信、為達到此目的，那些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必須與應該受著一個包括大量非工人出身的革命「政客」在內的革命黨領導；我又相信：工人階級僅憑普選制度，特別在根本沒有民主傳統的落後國家中，絕對建立不起工人政府；我相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其政權的建立，至少在現有歷史條件中，無法不經過武力鬥爭。

三四十年來我們看見了不少次真的與假的無產階級專政，讓我們看到了不少光明面，又看了更多的黑暗面。這情形，當然使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僅僅宣佈上述的所信為不夠了。痛苦的經驗給了我們教訓，而教訓則更使我們認識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精深而正確。如果我把上述三點稱為列寧主義，那我們應該堅決地說，列寧主義倘不著重地用托洛茨基主義來補充，則勢必要墮落為斯大林主義。

列寧關於世界革命的基本戰略是：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而且應該起來打倒各該國較脆弱的資產階級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以此作為一個有力據點，去推動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把本國的經濟作有計劃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改造。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二人都接受列寧的看法。但托洛茨基特別看重落後國家工人政權的第一個歷史任務（這正是列寧自己所著重的）：推動世界革命；斯大林則完全著眼於第二個任務，即在本國建設社會主義。

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意即大大地提高一個國家內的生產力，唯一辦法只是：瘋狂地榨取本國的生產大眾的勞動價值。由此便發生了斯大林制度一切政治的以及經濟的野蠻主義。

所以問題很清楚，關鍵不在於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應否先於先進國兄弟們去奪取政權，而在於奪取了政權後的做法，亦即在於這政權在國際階級鬥爭中所應取的整個戰略方面。若將它作為世界革命的一支部隊，一個堅強保壘看，它便有健全的社會主義前途；反之，若將它囿於一國之內，希望「自力圖強」，即必然要墮落成野蠻的專政。

陳獨秀探究無產階級政權的民主與獨裁問題，卻不從不斷革命與「一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點出發，自然要陷入唯心與玄學的錯誤中了。

　　一個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它的工人階級如果首先取得了政權，無論其本身的命運、其民主設施、乃至其社會前途，都只有在革命之既深且廣的不斷發展中，才能獲得保障。若想在「一窮二白」的「祖國」的基地上，僅憑一腔主觀的「幹勁」來建設「社會主義」，則非但政權的民主化根本談不到，便是政權本身的存續會大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