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第13期上，載有唐寶林先生的文章《中國托派概述》。

人們認為唐先生為研究中國托派的專家，因為他曾出版過《中國托派史》一書。該書出版後，曾和中國托派老領導人鄭超麟先生發生過爭論，鄭老認為該書某些章節，與事實不符，有些地方是唐先生主觀猜想和推斷。據說，日本學者本來打算在日本翻譯出版該書，由於這個原因，打消了這個念頭。

《往事》雖然出版於4月，但唐文並沒有寫明寫作年月。不去考慮這些，我只是以該文的內容說說自己的看法。

該文第一節第三段中，唐先生寫著：“托洛茨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路線，認為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而且‘越到東方越反動’，因此，他抨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路線是讓無產階級投降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路線’。多次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尤其是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他認為中國形勢與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的形勢一樣，共產黨應該退出武漢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完成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的這些主張在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都遭到否決。”

這樣的論述，顯然這位“托派專家”還沒有搞清“托派”問題。托洛茨基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不是由於“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越到東方越反動’”這個論斷。1927年3月29日在《致亞爾斯基的信》中，可以說托氏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實則中國有三個營壘……反動的，自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的下層和農民中作奪取群眾的鬥爭”。（1）他還說：“我們在革命過程當首先獲得無產階級之獨立，能從三個營壘的觀點上估量革命，……”（2）

由此可見，這個“越到東方”的中國資產階級，還存在著“自由資產階級”，它應該和“反動”的分開認識。

托洛茨基也不是反對和國民黨合作（在1925一27年大革命中），他說：“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組織一個政府，但須兩黨完全分立，成立政治聯盟，我們和左派社會革命黨曾經如此。列寧亦要求匈牙利共產黨如此，責備他們：不應合併兩黨。我們可以說匈牙利革命失敗，這是原因之一”。（3）

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托氏所要求的與國民黨合作，不是加入國民黨，而是兩黨分立，成立政治聯盟，也就是黨外合作。所以他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加入後應立即退出。退出國民黨不是要與國民黨決裂，以黨外合作代替黨內合作，共產黨完全獨立，揭開共產黨自己的旗幟，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與革命的領導權進行公開的鬥爭。加入國民黨是束縛共產黨自己手腳的行為，最終使共產黨淪為“苦力”的地位。

托洛茨基的意見和列寧的主張是一致的：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提綱》第五條提到“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與落後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暫時合作，甚至臨時聯盟。……”共產國際二大《提綱》第五條接下去這樣寫著：“……結成暫時的合作，甚至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4）

關於“蘇維埃問題，”的表述，唐先生也是含糊不清。據唐的說法，托氏的確“左”得過份了，好像托洛茨基熱暈了，蘇維埃一開始建立，就要提“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口號。但是我們來看看托氏怎樣論述蘇維埃的？

托氏說：“我承認我全然不能瞭解，在中國何以還不提蘇維埃的口號。只有依蘇維埃路線而凝結的階級力量，可以進而適應革命的新階段，而不去適應昨日遺傳下來的組織和政治關係，例如國民黨。國民黨在共產黨退出後當如何改組此在我是次要問題。第一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之獨立，它與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親密合作的方式是蘇維埃”。（5）請注意這點，托氏並不是要建立蘇維埃一開始就將它作為無產階級政權機關。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以後，將蘇維埃作為黨和城市鄉村革命群眾親密合作的組織。也就是說黨通過蘇維埃聯繫群眾，爭取群眾，宣傳和教育、鼓動群眾。蘇維埃成立之初，黨決不會提“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當革命群眾走上街頭與反革命進行決戰時，蘇維埃才會成為奪取政權之鬥爭機頭，最後成為政權機關。

蘇維埃也不是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才能組織。1905年的俄羅斯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已建立過蘇維埃，1917年二月革命後，也組織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中還處在少數。

唐寶林說托洛茨基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完成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否意味著認為托氏在1925一27年大革命中就主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那麼就讓托氏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托洛茨基在1927年說：“中國的工農政府問題，絕不可與非資本主義發展問題混為一談。後一問題是有條件的，當視世界革命發展之前途為斷。若認為現在的中國依現在的技術與經濟的基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跳躍資本主義階段，只有最無識的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才能作如此想……若是中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現在純然是或然性，全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如何為斷；……”

1925一27年大革命是失敗了的，國民黨奪取了政權，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土地問題”、“民族獨立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所以1949年前，托派也認為中國的革命性質不單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不斷地生長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就拿托派“少數派”的意見來說，也認為中國革命也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所以唐先生文章中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他說：“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指出的道路：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完結，應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唐寶林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問題，不妨也談談這個問題。

唐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他當然很不理解為什麼已經品嘗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今天還要贊成這個口號。這就是認識問題，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問題。首先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極權專制”。“無產階級專政”對反抗的階級敵人實施專政，而對於廣大的人民群應該享有更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所以世上的事情說怪也不怪，說奇也不奇。在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政權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1917年4月以前，列寧也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要無產階級來領導，但他提出的政權形式則是“工農民主專政”。1917年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才拋棄了“工農民主專政”這口號，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就實踐了托洛茨基的理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完成了俄羅斯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

托氏之所以不贊成這個“工農民主專政”口號，關鍵在於“農民”，因為在歸俄羅斯或舊中國，農民已不是統一體，它已經分化為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因此它不是一個合實際的、科學的口號。後來列寧也認為對的是托洛茨基。

唐先生的文章中說中國托派攻擊過紅軍，說紅軍中有土匪和潰兵。我倒要問問：紅軍沒有收編土匪和潰兵麼？唐先生用不著給托派扣上“攻擊紅軍”的帽子。當年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上海刊載在黨中央機關報上時被陳獨秀刪去的文字，唐先生當然清楚。毛澤東不是說那些最勇敢、最積極的農運分子卻是以往被社會所唾棄的“流氓地痞”。這是從毛澤東口中說出的，也許就要比“土匪”“潰兵”高尚一些。

《中國托派概述》最後一節的標題：“與中共矛盾激化而被取締”。

事實上，中國托派和中共有什麼矛盾激化呢？！歷史早已告訴我們，在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國家，托派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如“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矛盾激化與不激化都不是關鍵，激化了要受取締，不激化也要受取締。唐先生用不著尋找“罪行”硬將它壓在中國托派身上。古話有說：天下有三件半不平事，被雷擊斃了還要謝天恩就是其中之一。難道正確的永遠是上帝！過去王明說過：可以同國民黨特務合作也不能和托派合作，托派不是漢奸也要說是漢奸，這是繼承了祖爺爺斯大林的規矩。為什麼毛澤東也會將1952年12月21日作為“一網打盡”中國托派的日子，這是巧合麼？不是的。當克里姆林宮的權貴們舉杯為斯大林73歲“壽辰”而乾杯時，毛澤東也及時地獻上鎮壓中國托派的這份“厚禮”。

在這節裡，唐先生又重複在《中國托派史》中的老調：中國托派在49年中共在大陸勝利前夕，曾主張“失敗主義”。關於這點，鄭超麟先生曾堅決給以否認過。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唐先生的根據是一本油印刊物《叛逆者》中的一篇文章，這鄭先生當然不知道。“少數派”未見過這刊物，“多數派”也不知道。在2001年5月在溫州召開的第六次“陳獨秀研究會”上，有人向唐先生提出：《中國托派史》存在許多與事實不附的地方，為什麼還在向外推銷？當時就說到《叛逆者》這油印刊物。這刊的封面作為附件複製在該書內。在座的一位姓黃的仁兄起來說明情況：“多”“少”雙方都不知道曾有這刊物存在是對的，因為它是溫州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內部刊物，黃曾是這刊物的編輯與刻印者。依據托派傳統的民主原則：黨、團員有權利在黨團內部刊物上發表個人意見（文章）。這篇主張對中國內戰會採取“失敗主義”的文章，是個人意見，團中央沒有表示贊同，所以也沒有做出這樣的決議。2004年間，馬懷士先生在“陳獨秀與中國革命網”（香港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會主辦）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在該文中，也提到《叛逆者》問題，黃君又在該網上發表書面說明。我不理解唐先生為什麼老是揪住這個與“多”“少”雙方無關，且也不是溫州托派組織意見的個人意見不放，為什麼？當時這種說法不用說“多”“少”方不知道，連溫州團組織的週邊（讀書會）人員也不知道。更沒有以傳單、報刊或其他方式向社會流傳擴散，怎麼會激化中共與托派的矛盾呢？唐先生之所以知道這個刊物曾存在，還是1952年12月以後的事。

關於解放後共產黨各項運動中，托派所持的態度，也不是如唐先生所說的那樣激化了矛盾。

我記得，解放後沒有多少日子，不待“多方”托派活動，上海托派（“多方”），已遭到中共取締，他們出獄後，一直過著太平日子。據馬懷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中說，1949年6月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指示留在國內的組織，停止對外活動，支持中共一切進步的措施。就少數派來說，鄭超麟先生第一個提出要解散組織，他已預見到中國托派組織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能生存下去。所以直到1952年12月，“少數派”成員，沒有接到過什麼反對中共各項運動的指令。當時，許多托派成員在土改、三反、五反中，倒成為積極參與者。唐先生手中有大量的托派檔案資料，能尋找出中國托派有關這些運動的指令、決議麼？

當然，“治人以罪，何乏無詞”。

近年來，唐先生從事陳獨秀的研究工作，為陳獨秀正名，的確是不遺餘力的，其成果也非常明顯。陳研會未被撤銷前，每兩年召開一次討論會，可以說與會者幾乎統一了認識：1925──27年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主要的應由第三國際與聯共斯大林來負。陳獨秀做為替罪羊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黨史上應有陳獨秀的位置，並應將陳獨秀做為正面人物來寫，這幾乎是一致的呼聲。這些方面都和唐先生的努力分不開。唐先生將“托派”問題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還應該進一步搞清托派的政治主張到底怎麼樣？切莫停留在“道聼塗説”、“人云亦云”的梯級上。這才是學者、專家的風格。

注釋：

（1）（2）（3）《中國革命問題》春燕出版社出版，2001年4月陳研會翻印。第9、10、8頁。

（4）《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檔案叢書》1，第45頁。

（5）（6）《中國革命問題》第9一10頁

2005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