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星期六，次日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酷暑盛夏的高温和闷热直到晚饭后还没有丝毫的减退。7点多，我按多年养成的惯例坐在沙发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看到专题节目“红色记忆”时，突然听到播音员宏亮的声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云云。我顿时站起身来，感到异常惊愕：扣在陈独秀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屎盆子不是去掉了吗？为什么今天又在中央主流媒体上重新给他戴上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话68500XXX，对方要我打68509XXX，接话的女同志又要我打电话跟8824XXXX联系。当我要通这个电话时，无奈无人接听。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被困惑煎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9时后我又拨通了北京8824XXXX，仍然没有人接。此时我才忽然想到这两天是双休日，人家可能不上班，只有等明天星期一再找他们了。

困惑如浓云浊雾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只好向安庆陈独秀网站一位只有神交但是至今未曾谋面的朋友倾诉。他当即以非常豁达的几行字给了我回复，使我烦闷、沉重的心情稍得缓舒。

7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许，我再一次拨通北京电话8824xxxx，一位姓张的青年与我通了话。我询问22日晚上播放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说是根据有关资料编发的，答应再核实一下，向领导汇报。他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他们节目的关注，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表示今后多联系云云。这次通话虽然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人家态度谦和、诚恳，尊重观众、听众的意见，所以我对这次通话是满意的，并把希望寄托在下次的通话上。

刚刚放下跟北京的电话，我打开7月24日的《中国剪报》，看到该报“人物春秋”版转载《党史博览》第7期尤国珍的文章——《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这方面的内容是我平时最爱看的，当然要一睹为快。当我读到“教授、‘旗手’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作者写道：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那一头还没有问清楚，郑州这一边又冒出一个陈独秀“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无奈不知道作者何许人也，更不知其人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无法直接联系。于是我几经辗转终于要通郑州《党史博览》第7期编辑的电话0371—6590xxxx。我向他直言了自己的意见，他听后表示再核实一下，并与我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会儿陈独秀和其他有关党史的问题。

7月26日晚上7点多钟，我仍按老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播放“红色记忆”节目讲到“八七会议”时，播音员已将22日播放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错误”。我听了感到非常欣慰，觉得对人的评价只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至于宣传工作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有时往往是难免的，知错改了就好。我想，下次跟有关同志交流的时候，一定会谈得很好。

7月27日上午10时许，我又一次拨通北京8824XXXX。但听口音和口气，我已感觉到对方不是24日通话的那位年轻人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我便将22日央视播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事情及其个人的意见说了一遍。他又冷冷地问我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的，我如实答复了他。也许是他为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居然对他们的工作挑剔、质疑不高兴吧，当我说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既然去掉，为什么现在又给他戴上时，他官气十足地厉声反问我：“谁说去掉的？我们这样编发是有根据的！”我当然不服气，于是据理力争：谁说去掉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去掉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回答《百年潮》杂志关于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什么把陈独秀右倾错误中的“投降”二字去掉时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国民党‘一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这些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4月30日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时是用“右倾错误”来表述的，不仅没有用“右投”，也没有用“右机”，而且将“共产国际”四字加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前面，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对方闪烁其词，总是极力回避现在仍给陈独秀扣“右倾投降主义”的罪名是否妥当这一核心问题，我则始终抓着“投降”这个关键不放。我说，说陈独秀“投降”，他投降了谁？如果说他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那是当年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的诬陷，历史早已有了公论。如果说他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那么请把他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和证据摆出来。要知道，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屠杀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每忆及此，陈独秀都是热泪纵横、刚肠寸断的！

那人仍然强词夺理，东拉西扯，用过去那些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陈词滥调为自已辩护。此时，我已感到千里遥远在电话里打这样的“唾沫官司”太没有意思，于是说了句“好了，就这样吧”，遂放下话机，终止了这场下面小人物与京城“大人物”远隔千里的电话辩论。

此事引发我忽然想起原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一段往事：1980年8月25日，因“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据此，宋振明被解除石油工业部部长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作的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石油部海洋勘探局局长、党委书记马骥祥等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杨樵等委员提出第78号提案，要求将“渤2”船打捞上岸，重新调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沉船被切割成10大块打捞上岸后，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六机部702研究所、上海交大、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等权威单位对该船的翻沉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实物模拟试验、电子计算机计算和科学技术鉴定，终于查清了造成这只日本生产的钻井船翻沉的真正原因是船体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致使这只本来可抗12级台风的钻井船在10级台风下就翻沉了。由于关键性证据发生了变化，中央对原来以责任事故处理的有关人员均采取了弥补措施，“渤2”翻沉事故算是画上了句号。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88年8月的一个晚上，康世恩到同住在一个大院的余秋里家去了，他的儿子康卫平在家看电视。当他看到荧屏上出现专题节目“历史上的今天”时，播音员再次播发了当时对“渤2”事故的处理决定，还点了康世恩的名。康卫平急忙拨通余秋里家的电话，余当即打电话找广电部部长艾知生。次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打电话给广电部过问此事，艾知生立即给康世恩打电话、写信表示道歉，中央电视台也作了检查。对此，康世恩表示了谅解。

时过八个春秋，曾受过记大过小冤的康世恩被再一次在电视荧屏上曝光，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然而他第二天就接到了广电部长的道歉。而时过近八十年，大冤陈独秀“右投”的罪名刚去不久有人又给他戴上，至今没有任何人表示丝毫的歉意。陈独秀早已长眠地下，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了。这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对任何人都不能冤枉，对离开人世失去辩护权的人更不能冤枉。正是基于这条做人的底线，我才不自量力地为陈独秀的所谓“右投”罪名去而复来问题上下求索。友人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人家说陈独秀‘右投’也好，‘右机’也好，右倾也好，关你屁事？你为‘右投’这句话忙乎这么多天，一会儿北京，一会儿郑州，电话打了这么多，最后呢？只落一肚子气！何苦？”我对友人的批评和嘲弄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见不得别人无辜蒙冤，见了就要仗义执言；同时我又见不得别人恃势冤人，见了就要表示反对。别人没有的罪行或错误，不管在什么情况、诱惑或压力下，都是绝对不能罗织罪状强加于人的。也不能认为别人是犯罪者或犯错者就可以随意、轻率地扩大、添加其罪行或错误。评价任何人，不管其是显赫的名人还是普通的平民，也不管其是依然健在者还是已经去世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丝毫含糊不得。我认为这是为官、执法、执纪、做人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严格恪守这条底线，才能仰不负于天，俯不愧于心。

早在八十五年前，是陈独秀与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起开天辟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彪炳千秋。当然，陈独秀是人不是神，他也和后来不少的领导人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不是一个心地龌龊、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下是鬼的官场政客和卑污小人，而是一个刚直不阿、宁断不折、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铁骨汉子。对陈独秀的评价理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数典忘祖，以讹传讹。说陈独秀其他错误都有可能，惟独说他“投降”，我接受不了，因为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此公的肌肉、血液、骨髓和性格里压根儿就没有长一粒“投降”敌人的细胞！

夜已深了，我走出书房，到阳台上伸展一下疲惫的筋骨，又推开窗子，让深夜的凉风轻拂我那滚烫的胸口。我透过茫茫的夜幕向远方眺望，深感历史的长河犹如我窗下滚滚东流的淮河一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只有给人世间留下一抹闪光的亮色，在历史的年轮中刻下体现个性的足印，这才不负此生。

回想这段日子，我为陈独秀的所谓“右投”之事确实耗神不少，而且与北京的那位先生进行了一场电话辩论，结果双方都不愉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为一介“处江湖之远”的布衣之士，力量太微弱了，不可能具有与那些“居庙堂之高”的高层领导直抒己见、臧否人物的条件，也没有为那些覆盆之下沉冤莫白者洗雪冤诬、讨还公正的能力。但是，我并不沮丧，为了真理正义，为了实事求是，我必将一如既往，言所当言，行所当行。至于有没有效果，这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了。记得周栎园在《书影》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现在，我只能在草野之中说几句恪守良知的话，做几件对得起良知的事，像陀山上那只执著的鹦鹉那样，“入水濡羽，飞而洒之”，仅此而已。凡事心到了，力尽了，余愿足矣。只有这样，才能无负于千古正气对我的抚育，才能免受天地良知对我的谴责，才能告慰那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作出卓越贡献，一生奔波，历尽坎坷，如今长眠在安庆城外、长江岸边的丛林和黄土之中的沧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