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1917年1月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
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并在《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拟定准入条件：“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此举受到全校师生的普遍回应，陈独秀、沈尹默、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人，都是进德会会员。

自己认守的戒约，自然应该认真履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身作则”。然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指引别人、运动别人的陈独秀，自己的双脚却并没有迈进“民主”加“科学”的现代化门槛，从而引出1919年3月26日夜晚，蔡元培、沈尹默、马夷初等人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对于他的命运的调整与改变。两年前，正是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向蔡元培鼎力推荐陈独秀担纲北大文学院院长的。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开会，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举马寅初爲教务长，陈独秀被改聘爲教授。

这件事对于暴得大名又从不服输的陈独秀来说，堪称是致命一击，作爲当事人，汤尔和在1919年4月11日日记中写道：“五时回寓，……途中遇到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也”。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又在致胡适信中交待说：“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爲此种行爲如何可作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随著陈独秀被解职，结下仇怨的沈尹默等人自动脱离《新青年》，刚刚一周岁的《新青年》同人团体出现分裂。紧接著，“五四”运动的爆发，给陈独秀提供了一个推波助澜并刷新自己的极好机会。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警方当场抓捕，直至9月16日才被释出狱。出狱后不久，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的主编权，1920年2月离开北京时又把《新青年》迁回上海，一度辉煌的《新青年》同人团体再没有了从前的凝聚力。

1920年12月初，陈独秀寄给胡适一封信，信的擡头写著《新青年》在北大的九位同人的名字：“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啓明、抚五诸君”，说是“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爲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爲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1920年12月16日夜，陈独秀在动身之前又给胡适、高一涵写信，说是“《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爲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爲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望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接信后转给相关人等传阅，并提出三条办法：1、听任《新青年》的色彩变化，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2、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北京，恢复从前“不谈政治”的戒约；3、暂时停办。陈独秀对于胡适的建议十分恼怒，分别致信李大钊和陶孟和，反对《新青年》迁回北京，反对胡适、陶孟和结交研究系，并认爲胡适提出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
1月22日，胡适致信“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啓明、抚五、一涵诸位”，表示收回其他办法，只主张将《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胡适把表决结果寄给陈独秀，陈于1921年2月15日回信说：“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爲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

在同一天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中，陈独秀换上另一副腔调，说是“《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作爲一个相容并包的同人团队，《新青年》的使命至此已经终结。此后的几个月里，继续供稿支援《新青年》杂志的北京同人，只剩下周氏兄弟。到了1921年10月，已经成爲中共最高领袖的陈独秀再次被捕，《新青年》杂志社宣告解散，开创了中国历史新时代的《新青年》，从此成爲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