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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80周年：苏联对中国的路线之争

发表日期：2007年4月24日【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与斯大林的恩怨由来已久。总体而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党内制度上，也就是说，他与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现在革命、建设的战略策略上。　　两大派领袖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矛盾更加尖锐。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国家（即苏联）内取得胜利。他在1924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说过：“没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给我们的证明。”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斯大林似乎对中国GCD的革命并不热衷。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亲密。蒋介石当时在中国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在斯大林看来，革命的前途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军队。他在1926年11月30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而蒋介石的军队，在斯大林看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论”在对待中-共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上表现得泾渭分明。在他看来，“在殖民主义国家，急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仍然视蒋介石为同盟。政变发生后六天（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斯大林并没有过多地责骂蒋介石，反而说：“武汉的国民党是没有右翼国民党人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大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斯大林看来，鉴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应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伐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共进。只有在北伐战争完全结束后（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的这些政策遭到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批评。他在“四一二政变”爆发前一年发表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中-共当时已经没有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特性和帝国主义的存在，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已经结合，但他们的利益不同于工人及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断绝关系。
　　托洛茨基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有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不会去符合工人农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苏维埃委员会，“苏维埃将从现在开始伴随中国革命的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而即使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星期（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GCD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讽刺的是，国共合作随即破裂。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反对言论，终于让后者愤怒。“四一二政变”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他与斯大林的路线之争时说：“假如在中国北伐刚开始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有了自己的军队，能够粉碎敌人的军队，中国GCD虽然年轻，这样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熟起来，夺得政权，即使不是在全中国，也能在相当大一片中国土地上做到。”他甚至批评斯大林“塑成了一条越来越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
　　中国GCD成立于1921年7月，次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成员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几年，中－共发展迅猛，到了“四一二政变”前，共有超过五万名党员。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坚持“工人运动”，并努力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展。史料记载，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间，上海地区的中－共迎来发展高峰，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八千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发展也很快。
　　当时，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伐战争，外国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受到打击。在上海，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此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于是，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日益显现。当时，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建立苏维埃委员会，但斯大林坚决不肯——前面已经阐述过，他害怕国共联盟破裂，更怕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苏联利益。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人数之多，史料并无统一记载，但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与警察、部分私人卫队甚至黑手党徒发生武装斗争。两天后，罢工结束。
　　3月24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上海工会考虑对所有租界采取大罢工措施。一些当地GCD领导人支持这些反对外国租界的罢工，并把日期定在3月28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做法，斯大林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这会孤立上海工人，给对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工会遂放弃了占领租界的做法。更让上海中－共感到纳闷的是，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十分模糊，导致上海中－共混乱。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加紧对中－共的夺权行动。他首先会晤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三天后会晤了上海商业和金融界代表。对于这两大团体，中－共的行为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GCD人威胁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而罢工则让工厂停止经营。因此，他们答应为蒋介石筹资，打击中－共组织。4月11日晚，工会联盟主席被谋杀；次日，黑帮开始与工人战斗，军队也开始收缴工人的武器。政变发生后，上海黑社会组织领导了一个反共委员会，继续对中－共成员进行打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告破。
　　没有历史文献证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是否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肯定就此问题征得斯大林的默许。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6日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他就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这是因为在准备发起另一场更大政变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国民党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
　　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例如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
　　鉴于这种“友谊”以及对中国革命路线的坚持，斯大林当然有理由默许蒋介石的政变行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这个责任推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派的错误”的演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