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的教科书提供给政治家或党派初创人陈独秀的时空象限往往囿于1919年和之后的十余年，以及若干宏大叙事中的既定地址，但是，历史和当下提供给学者、思想家陈独秀的维度，却显然要长久和宽广得多。

在二十一世纪全然不同的时空图景中，陈独秀的著名宣言《我的根本意见》，那令人震颤的话语，以及那种极其沉重、复杂，却被莫名错过的深刻和犀利，会让读者触目惊心，喟然良久。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这绝不是一个激昂的政治家用以赢取“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及“热烈拥护”回报的慷慨宣讲，而是一个理性的思想家用以振聋发聩、启蒙世人的冷静陈述。当很多人面对“真理”或“领袖”，在精神上下跪不迭、趋之若鹜的时候，此君却骨骼强直，不改立姿，并敢于提出“毫无成见”和“重新估值”，以及尖刻的“科学的而非宗教的”一语，强烈的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表露无遗，锋芒令人惊惧。而这种在政治上颇显“大逆不道”的禀性，却恰恰是追求真理的第一要件。“不能一切归罪”，不仅体现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更体现了对事物机理与本质的求索。“回到民主”的观点，则准确地击中了问题的内核。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这一论断有力地揭示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将民主解释为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存在，将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近乎“先天正义”的意识形态，并肯定其长期延续，直至“政治消灭”，“英特纳雄耐尔”现于人间。那么，作为无争议的“革命者”的“无产阶级”，又与民主有何关联？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这似乎已经有明显的“右倾”、“取消”倾向了，但此公仍不依不饶，又“赤裸裸”地痛快直陈：“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在那个敌我营垒已然剑拔弩张、自家门墙之内亦不敢稍有一“倾”的年代里，居然将“民主”这一敌对阵营的“核心武器”和“主要标识”高高举起，并进而胆敢将“苏维埃”与“议会”相提并论，甚至把丧失民主与自由要件者以“一文不值”标价，不唯立场尽失，更兼讥锋毕现。大庭广众之下，“悍然”一枝劲弩，连破两张虎皮，宜乎此君有国共双方近乎众口一词大行批判的奇特“荣宠”，且晚年终至潦倒于西南一隅了！

但陈独秀更站在社会历史的全局，畅快纵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尤其强调，“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这一论述，完全继承了“五四”引进“德先生”的精神，并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确定为对社会主义同样重要的普世价值，将前述的“民主旗帜”插上“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

而这种论调，今天的我们又何其熟识！近年，无论重大会议和纲领文本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表述，还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甚至新近2007年3月全国“两会”前后一时倍受瞩目并广为流行的高层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并不是排斥的”、“民主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才有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等名噪一时的大论，难道不正是同一个团体在对陈氏的七八十年的沉默与噪杂之后，矜持、隐晦、有选择，但仍然难以掩饰本质地重复其观点吗？

“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单单是“无产阶级革命”远不足以使人欢呼，因为无法保障一个社会健康而正义的机理。于是，陈先生很准确地抓住了“官僚制”这一党派文化谱系下的关键制度和核心“病灶”，并极其慷慨地配制了“民主制”作为“消毒素”。只可惜，这一纸孤独的处方，大约从来就无人收取。

他更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独裁（专政）”的背部：“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把制度的障眼法一一移去，并大声疾呼：“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在此，我们可以按照“思维经济”的唯心主义原则，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暂且免除任何学理和逻辑上的分析，只消看一看陈氏身后，六十余年中国和世界政治的历史，尤其是此一阵营的真实历史及其后果，就可深知陈氏预言之惊人的准确。

陈独秀更无情摧毁了“革命”的“乌托邦”：“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这一论断，使我们瞬间联想起顾准关于对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和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的严厉眼光，以及对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美国1787年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的科学态度。这种界定，大体与陈独秀“衰退的国家”和“趋向进步的国家”的说法暗合。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的第一句，即是一句警句：“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引申开来，就是：“革命”本身，不能作为人们宣扬理念、实施行为的永久合法有效的标签。在对“1789、1870、1917年的革命传统”作观察后，顾准发现：“其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顾准坦率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陈独秀与顾准，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语境里，用反和正的鉴别方法，共同消解了关于“革命”的“乌托邦”。区区2800余字、久已无人问津的《我的根本意见》，远不是一个历史文本，而是一个现实文本，更是一个未来文本。

也许，在当下这个翻然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在聆听《我的根本意见》后，那副无限旷达而悲凉的挽联，恰恰能够代言我们对陈独秀的感喟，对先驱精神与思想的怀念，以及对后人禀性与作风的反讽：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