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个与1919并不遥远的节点上，我们无法给五四一个简明扼要的一句话结论。激进抑或保守，发展还是停滞，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和解读。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脱胎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精神，是推崇民主与科学，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怀有纯真的理想而积极投身现实社会点点滴滴的激情。

 

曾在《中国青年》亮相的许许多多青年人，还有默默坚持执著理想的青年人，事实上，都闪烁着这样的光芒。

 

他们遥对着五四，同声共息，一脉相承。

 

2007年3月20日。北京五四大街29号。窗外春寒料峭，街头行人行色匆匆。因历史久远而略显黯淡的房间里，间或有一两个参观者观看着展室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有正值盛年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毛泽东。

 

这里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它还有另一个简单而响彻历史的名字：北大红楼。

 

新文化运动摇篮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1898年，清廷建校伊始，校址设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邸，全部招收在京官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因校舍紧张，由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设计，学校在汉花园（今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1918年8月落成。红楼座北朝南，呈工字形，连地下室总共五层，东西面宽100米，主楼进深14米，东西翼楼南北长各34.34米，总面积1万平方米。因通体用红砖砌成，因此得名。红楼建成后改为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文科教室及印刷厂，连同嵩公府成为学校的本部。

 

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大与红楼恰是这句名言的最佳注脚。虽然红楼在建成后的三十多年中都是北京城最高和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之一，但其盛名决非源自建筑领域，而来自曾经生活工作并思想于此的那些煌煌的名字：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傅斯年、毛泽东……

 

1917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当时仍是一派旧风貌，学生多以此作为仕途捷径。有朋友为蔡元培着想，劝其不要接这个烂摊子，然而深思之后，蔡元培依然赴任了。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立即开始了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主旨的建设。他的《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可视为他对北京大学的期望：“……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在聘请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的同时，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这些教授与后来到北大任教的鲁迅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以红楼为策源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绵延千年的封建王朝，新文化运动却要摒除同样绵延千年的精神黑暗和蒙昧。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众多，彼此的志向志趣并不一致，将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定义为全盘推翻中国旧有文化，以西方文化为蓝本重塑中国并不准确。我们大致可用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的宣言作为理解新文化运动的题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作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原动力，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

 

红楼是知识分子的，它容纳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王光祈主办的《少年中国》，傅斯年、罗家伦创刊的《新潮》，《新潮》甚至就在红楼地下室印刷；红楼也是普通民众的，蔡元培倡导“平民教育”，创办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1918年冬天，北大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演讲大会”，蔡元培两次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在他邀请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马寅初纷纷演讲。蔡元培把这次对民众的演讲活动，称为中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从“五四”到共产主义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作为胜利者的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品尝些许喜悦，巴黎和会上列强已决意牺牲羸弱的战胜国中国，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利益转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北大学子悲愤难抑。1919年5月4日，他们走出红楼，发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声呐喊。经过思想启蒙的中国民众不再是鲁迅所见日俄战争中那些麻木的看客，他们和爱国学生站在了一起。这一运动和以往以“改朝换代”为诉求的农民起义不同，新民主主义是它的旌旗。由此，中国开始了全新的一页。

 

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发生在短暂的一天。对红楼，对北京大学，甚至从某种角度对中华民族，这一天坚定地指向1919年5月4日。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五四，将用什么作为指点江山、心怀天下的青年的代名词。

 

红楼一楼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旧地，东翼119房间，是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这个主任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回忆道：“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红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正是在119房间，李大钊还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

 

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李大钊接收了一位青年人做了红楼西翼新闻纸阅览室的助理员。这个助理员说着一口难懂的南方土话，很多名教授无暇与之交流，但因非凡的见识，他得到了李大钊的赏识。李大钊给他提供学习条件，让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这个助理员作为长沙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他就是毛泽东。

 

嘉兴南湖那一点星星之火，发轫于北大红楼，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孜孜探索，与五四血脉相连。

 

抗日战争的黑色记忆

 

抗日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流亡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北平沦陷期间，红楼被日本宪兵本部强征为驻地。

 

留在北京的周作人曾回忆说：“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只是可惜牺牲了第一院（红楼）给予宪兵队。”

 

自从红楼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后，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青年学生和教授如孙道临、张东荪等都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根据曾经被关押者的回忆，地下室甬道两边全是狭小的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邓之诚（著名史学教育家）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红楼地下牢房内到隆冬时节，根本没有炉火取暖。每日也只提供两餐，尽是残羹冷炙。由于条件恶劣，被迫害的教授大多病倒，甚至死亡。

 

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大红楼在被日本军队占领期间，拘留了传播知识、教授文明的师生，成了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这是红楼无奈遥望北大的岁月，是红楼历史上最黑暗和耻辱的岁月。

 

红楼：重归我们的视界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离开红楼，搬往海淀燕园燕京大学校址。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楼榜上有名。

 

从1962年开始，文物出版社、国家文物局等文博单位相继入住红楼，文化部等部门入住红楼北侧老北京大学所属的民主广场。红楼成为行政单位，谢绝了所有对历史的追访。

 

北京的夏天溽热难耐，基于红楼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意义，作为文博管理部门的国家文物局没有安装一台空调，以避免破坏红楼结构。在红楼这样的历史建筑中办公是无奈之举，国家文物局用对红楼的呵护和坚守，些许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的敬意。

 

2001年7月，国家文物局开始着手在红楼筹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2002年4月28日，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开馆。因藏品收集和博物馆管理方面的原因，国家文物局将纪念馆交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后随之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2年12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虽然门外这条马路因红楼诞生的这一伟大事件名曰“五四大街”，但纪念馆却没有着力突出五四，而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命名。回望五四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一命名确实意味深长。

 

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不多的几间展室里，很大部分是图片和文字介绍。谈起展示内容不够丰富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郭俊英也有些无奈：“其实我们拥有很多展品，只是纪念馆目前只有红楼一层和红楼外的平房部分，建筑本身也已老化，无法将众多珍贵的馆藏品展示出来。我们筹备4月份举办“李大钊的红楼岁月”专题展览，囿于条件限制，很多实物无法展出，只能举行小型露天展览。这对参观者和纪念馆都是一种遗憾。不过，在红楼办公的单位现在都已陆续搬走，国家文物局将全面修缮红楼。修缮完毕后，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会整理恢复红楼二层的蔡元培校长办公室、文科教授办公室和曾作为印刷厂和日军监狱的地下室等，作为新的主题展室对外开放。”

 

相比北大燕园参观者的络绎不绝，红楼显得有些落寞。“纪念馆年平均接待参观者1.5万～2万人左右。每年青年节、七一和9月大学开学时，总会有数量庞大的团体参观者。”郭俊英副馆长介绍说，“红楼是为教学而设计建造的，并不适合摩肩接踵的参观队伍。我们在开放参观的同时，更要注意对红楼的保护。因为和新建的博物馆不同，红楼是旧址型纪念馆，本身就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人真正关注新文化运动，关注五四运动。不只是在重大的节日，而更多在普普通通的日子里，走进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