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同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历史、现在、未来都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与研究，要认清哪些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必然性与客观性，哪些是人们自觉、主动对社会改造体现出的制度的优越性，知表知里，知因知果，方能达到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人类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为着眼点，由“信息”代替“资本”占据社会生产的统治地位入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当初建立与后来改革的必然性，及其改革前、后这一制度所拥有的优越性。具体从三个方面：一，资本生产条件与信息生产条件不同性质的比较。二，资本时代社会主义建立的必然性及优越性。三，信息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及制度的优越性。

一，资本生产条件与信息生产条件的对照比较。

1、资本与信息：

对于“资本”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论，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论述得已彻底而详尽，我们在这里只点到它与“信息”这一事物不同的方面。

资本，即本钱，是一种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包括生产资料的动产与不动产，还包括具有流通性质的货币。

信息，是比资本更抽象、是具知识性、消息性、信号性的社会事物。

信息与知识的不同在于信息必须具有一个完整的传递过程，比如有说的必须有听的，有写的必须有看的，有发出必然就有接收。而知识呢，不管人们学习它还是不学习它，接收它还是不接收它，只要有人创造出来，就独立存在着。

人们从外部世界把诸多信息吸收进大脑，在目的的作用下，将吸收的信息分类储存在大脑的信息库中，然后又在目的的作用下，将大脑信息库中储存着的部分信息或全部信息进行组合、排列、加工、处理，最后生成一个适合自己特点、能反映个人意志、带有能量的新信息，这个新信息就是人们进行脑力劳动的目的性结果。人脑进行信息反应的这个过程，就好比加工车间的物品加工，若干种原材料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加工制成一种完整的产品；人脑的信息反应活动还宛若化学物质的化合反应，若干种化学物质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起化合反应，结果生成一种新的化学物质。人脑中通过信息反应产生的这一新的带有能量的信息，如何释放出大脑呢？要借助一定的外在工具，什么工具呢？一种是语言文字及与语言文字齐名的符号、字母、图形等，另一种是有形的客观物体。以语言文字释放大脑中信息的活动，是抽象型技术，如写文章，演讲、作曲、绘图等等。以有形物体释放大脑中信息的活动是具体型技术，如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和生产各种生活用品等等。从这里看，信息与技术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技术把抽象的信息更加具体、客观化了，而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信息活动。犹如一条河流，技术是条河，信息就是这河中的水流。概括地讲，信息是人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工具，技术是人们脑力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广泛应用信息与技术的今天，准确无误地弄清“信息”、“技术”本质的统一性及这一概念的含义，具有十万分的重要，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今时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开端，也是我们解释一切社会理论的基石。

2、资本时代与信息时代：

资本时代，资本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统治与支配的位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因资本的数量而定，一切由资本家说了算。资本投入量大，生产规模自然就大，利润也多；反之，则少。资本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与生产活动，一切都商品化了，连工人的劳动力都可用商品来解释，商品是这一时代最普遍、最常见的社会现象，透过商品现象，可以看到纷芸复杂的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分析社会理论，必须从商品入手。───见马克思的《资本论》。

信息时代里，信息一跃升为社会生产的主宰，成为人们社会活动与生产活动的支配、主导力量，占据统治地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由信息（即技术）决定，资本滑落到次要与服从的位置上去了。在信息时代，技术是最普遍、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它表现为人们或高或低、或先进或落后的生产能力与生活能力。信息时代，技术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学习技术、培养技术、实施技术、买卖技术……。商品现象也随处可见，但它伴随着资本的退位改变了原有的性质，现已蜕化成人们广泛的技术活动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与流通，体现着人们之间的技术交流与技术买卖活动。技术是构成这一时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细胞，技术现象已成为这一社会运动的主旋律，技术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与影响着其他社会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要分析与研究社会的运动规律与重大理论吗？就从“技术”入手吧。

要问资本时代与信息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分别有多长呢？资本时代从十三、十四世纪由英国、意大利最先现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算起，到二十世纪中叶从美国、西欧等地出现信息化工业浪潮结束，前后总共约有七、八百年的时光。而信息时代，现在刚刚开了个头，这一历程还有多少年、多少世纪才算尽头呢，不敢定论。

3、资本时代社会生产的特征与信息时代社会生产的特征：

资本生产条件下，由于社会生产的支配权被资本家占有，生产的动机与目的，是资本家无穷地追求劳动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是商品及商品式的人的体力劳动。───见马克思的《资本论》。

信息时代的生产条件决定了，各种技术实施者是推动社会生产的动力，生产的动机与目的是生产的组织者、参与者为了不断增大个人分配与消费的自由；相对于资本条件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信息时代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这种“社会生产的动机”，再加上“技术生产的形态”，构成了信息时代两个最明显的社会生产特征。人们的生产技术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决定生产形式，另一方面影响着分配形式，既改造自然，又能改造社会。在资本状态下，劳动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向资本家示威施压，才能达到增长工资的目的；而信息状态下，参与生产的技术个体，几乎都能依靠个人的力量轻松、满意地赢得自己工资的增长，因为他独特的技术能力是不易被别人代替的，在技术有机构成的生产整体中，一个人的不配合往往会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巨大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处于生产中的技术个体由此增大了向资本家或生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

4、资本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与信息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

资本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私人生产的盲目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过剩”就容易导致危害巨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见马克思《资本论》。

而信息时代，充分的市场信息，在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生产个体能够准确地把握与控制市场行情，适时减少、增大生产规模，或迅速转产，“生产过剩”现象已不易出现，无形之间避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信息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传统职业上的人们由于无休止地增大、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能力，致使产品的数量与社会需求之间迅速地出现饱和或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时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绝不会减少每个工人的日产量，而仍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为保存该企业的存在，必然裁减人员，压低生产成本，或着转换别的生产项目，有的甚至破产倒闭。众多生产者因为自己技术生产能力的增大而下岗、失业了，无事可做。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条件下的技术活动是一种创造型、创新型的劳动，新的产品、新的行业层出不穷，而旧职业上失业、下岗的人们，不通过技术的再学习，再培养，就很难马上适应这些新出现的职业，于是这些新的产业就存在着大量的职位空缺。一边是旧职业人员纷纷下岗、失业，怨声载道，另一边是新职业创建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叫苦不迭。这就是信息时代最常见、最基本的社会生产矛盾。

二，资本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必然性与优越性。

在人类世界整个的资本发展史上，西欧算是资本生产的发祥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伴随着西欧各国大量人员向北美洲、大洋洲等地迁移，资本生产除了在西欧（英、法、意等国），也同时在北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迅速发展起来，这种资本积累的特点，是靠国家内部广泛而普遍的小企业竟争实现的，直至发展成为整个国家到处都是资本家，出现了资产阶级队伍庞大而无产者人数少、力量弱的这样一种局面。当这些国家内部的工人与物质资源几乎被竟争完毕后，他们就将其资本输入国外，建立跨国公司，开拓新的劳动力资源与商品市场。众所周知，在资本生产条件下，提供体力劳动的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输出资本，收回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造成了国际间财富的定向流动。在整个国家资本对外剥削掠夺的过程中，本国的一般工人也分享了其中的利益。正如恩格斯一八五八年从英国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转载梁濑溟《人心与人生》一书，第179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序言还写到：“当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四卷第283页）。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人类资本时代，西欧、北美洲等先进的资本工业国家，一直属于地球上的“上等民族”，这种经济地位的“上等化”，又与被他们剥削的那些国家民族的不断“下等化”处在同一过程中。因此，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俄国、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若是那样做了，一方面意味着在国内人数少、力量小的无产阶级推翻强大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就割断了从国外不断涌来的财源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翘首盼望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那是非常主观与不现实的。

在当时，与资产阶级的“上等民族”相对应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下等民族”又是谁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东欧等国，正是这种典型的无产阶级的“下等民族”。之所以沦为“下等民族”，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经济不是靠自身发展起来的，而是由于外国侵入的。国外侵入的资本实力一开始就非常雄厚，每一外来的跨国公司，几乎都能建造庞大的工厂，雇佣众多的工人。致使被侵入的国家仿佛“一夜”之间突然产生了资本经济，“一夜”之间突然诞生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

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时，单是英、法投资者就有几十亿金卢布被没收。中国解放前的资本经济叫作“买办资本主义”。中国自己的资本家很少，且大多是借助外国资本的输入产生的，上海、香港、武汉等是那时快速崛起的城市，其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基本上是外国资本家直接输入的。

伴随着强大实力的输入资本对本国资本经济的推动，这些“下等民族”的国家，大批的农民变成无产者工人，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相反，资本家人数极少，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处于劣势，无产阶级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起适合本阶级的专政政权，也就理所当然了。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特别是对上个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上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出现，是不难理解的，之所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之所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尖锐对立，之所以出现“东”、“西”方的冷战，这都是世界人类资本生产发展史的必然，具有其客观规律性。

在资本生产条件下，或者说在“资本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即可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活力与优越性。这早已是人所共知、毋庸置疑的事实载入史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克服了资本自发式发展带来的私人生产盲目性与社会需求的社会基本矛盾。

2、公有化运动、公有制度及全民之间普遍养成的公有意识，一方面消灭了剥削，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劳动热情，使整个社会具有强大的爆发力与推进力，以人的主动精神，工作干劲，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在较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增长，迅速追赶着经济基础雄厚的发达资本工业国家。翻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类社会史，查找一下那个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的数字统计，人们不难发现，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要高出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七到八倍。这都是真实的难以推翻的历史记录。

3、社会主义制度耀眼的光环，更表现在文化创造上，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社会旨在将少量的食品平分在每个人的口中，将有限的衣服均穿在每个人的身上，在社会分配活动中制造、分发的各种票、证（如粮票、布票、煤油证等），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一时代的发明与创举。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力求使每位公民有饭吃，有衣穿，有良好的卫生保健待遇和享受到基础教育，这是当时富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三，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必然性与优越性。

资本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一个人所共知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私人生产的盲目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然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技术在生产中的大量应用，作为技术内容的信息将消费市场与社会生产沟通，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生产者能够有效地预测与监视市场需求动向，以此控制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基本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减弱或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列宁理论所论述的“垄断时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行将灭亡时，是信息跑出来帮了忙，救了命，犹如“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信息一旦走上社会生产的舞台，就立即取代资本，占据生产的统治地位。生产的性质、形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生产形式的改变对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法律、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人类生产历史与社会历史的“信息时代”拉开了序幕，而历经七、八百年之久的“资本时代”在人类史上寿终正寝。资本发展史上形成的处于激烈对抗中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主义──“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自由主义”，因为“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退位”，也都失去了本身存在的基础与条件，逐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隐匿、淡化与消失。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经常面临“周期性经济危机”威胁的“资本自由主义制度”，与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的“资本社会主义制度”，本是资本生产条件下的双胞胎，都从属于资本时代，无论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以改变或是承认“资本自然式发展”为条件的，一旦资本的主导地位被信息取代，二者之间的纷争与对抗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表明他们的社会主义在资本时代建立与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开头就结束了，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时代，通过稳健的改革，顺应了信息发展的规律，在信息时代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创造性地踏出了一段由“资本社会主义”向“信息社会主义”过渡的历程。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尽管我们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但是，通过二十多年循序渐进的改革历程，却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从资本时代过渡到了信息时代。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尽管我党、我国的领袖人物高瞻远瞩，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不断地主动适应新的客观发展要求，实事求是，引导全中国人民走上了符合信息生产规律的正确轨道，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与研究一下这种改革进程的必然性与客观性，即“被强迫性”。

如果说，我国资本生产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是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始终起着指导作用的话，而为顺应信息条件的社会改革，却没现成的理论作先导，只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在不断地摸索、实践中前进。改革二十五年来，从我们党的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从宪法的四次修改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现实。

改革之初，谁也不曾想过改造已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只是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看到我国东部周边国家富裕的物质生活，为了追赶与提高，摆脱落后与贫穷，实现“温饱”、“小康”、“发达”三步走的战略，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放、搞活”的党的方针、政策。这个“开放”是开门式的开放，最初是一、两个试点城市，尔后发展到沿海的部分城市，开放的目的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搞活”主要限于农村，着眼于那些小商小贩们，作为社会主义支柱的国营企业改革，是没人敢去考虑的。但是，那时的改革，使得“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个别引用了外国先进技术的企业的革新，虽然这些“新兴事物”在国民经济整体上所占的比例不大，分量不重，但这些以信息为生产条件与手段、不很起眼的小企业，在制定生产计划、调整生产项目上，在与国营企业争源料、抢市场上，很快就显示出咄咄逼人的优势，一些国营企业相形见绌。由于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的竟争，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的一部分国营企业已明显招架不住，国营企业亏损、濒于破产、倒闭的消息屡见报端。

这时，鉴于国内生产的现状，还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拉动，我党的政策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开始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的概念，对计划经济实行手术式治疗，部分经营不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同时，对外“开门式”开放，变成“拆除围墙式”的全方位开放。实行股分制改造的那部分企业迅速盘活，与原来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人企业的变称）、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一起形成更大的冲击力，“冲撞”、“侵蚀”着我国支柱性的国营企业，让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引以自豪的“税利大户”“老工业基地”日显呆头呆脑，进而气息奄奄。

于是，我国的国营企业改革“被迫”进入深层次与深级别，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变成了与世界经济融合之趋势。

二十几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过程，是符合资本条件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信息生产现实的矛盾过程。还是在几年前，学生的教材上仍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等等，但学生走出校门看到的却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与大张旗鼓的招商引资。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与争执，从各个时期报刊杂志上理论文章观点的不同方可看出。诸如：“国营企业的股分制改造”，“私人财产写进宪法”，“参与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等问题一度成为社会上下争论的焦点，因为这其中总是存在着传统的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问题。

这种“被迫”改革的过程，正显示出了社会运动改革发展的必然性与客观性，正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革的结果，更加顺应了信息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发展规律。

那么，信息生产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

正如资本的自发式、野蛮式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与不协调，信息时代，若任其自由、散漫式发展，同样会出现危害性巨大的社会生产矛盾与各种社会问题，仍然需要人们去主动、自觉地进行改造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人们主动改造社会的文化与精神，在信息时代所具有的强大的进步性与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信息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旧职业人员的不断失业与新职业急需人才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称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其经常地、普遍地、影响巨大地存在着。在旧的职业上下岗、失业的人们，一般同时失去了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是下岗、失业人员仍需要基本的生活物质消费与学习、培训的知识需求，以保证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自身技术的转换与更新，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大量的人员在脱离旧职业向新职业过渡的这段“技术再造”过程中，必须由社会来充分保障其正常的生活与学习，并由社会来平均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就彰显出强大的优越性。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每个时期职工下岗、上岗问题的特别关注，对失业、下岗人员福利制度的推进与完善，对失业、下岗人员技术培训的关心，及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的努力，都说明，我党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中看准了问题，抓住了主要的东西，这是自觉、主动克服信息生产条件带来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体现。比较而言，北美洲、西欧等一些信息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在解决这一新矛盾的过程中，是相对软弱的，这也是他们自由放任主义、自发式社会制度发展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其二，社会主义国家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诸如基础性义务教育制度，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再就业制度，保护弱势群体制度，退休养老制度，力避出现社会分配、消费中的两极分化制度等等，适应信息条件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遍减少劳动者个人的心理压力与生活压力，避免激烈的社会竟争造成过多的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保证了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促进了个人正常的信息转换运动，快速地提高技术能力；另一个方面，下岗、失业人员及时得到培训、及时再上岗就业，极大限度地发挥了劳动者的技术价值，减少了技术劳动资源的过多浪费，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得到增长。

其三，体现全社会的整体创造效果。信息时代的劳动方式是智力型劳动，具有创造、发现、发明性特征。人的创造性劳动不是凭空捏造的，是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基础上再建的。越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其发明创造，越是容纳了更多人的智慧与信息能量。人的脑力劳动表现为人脑吸收信息、处理信息、释放信息的过程，人们相互之间吸收对方释放出的信息，自己再通过信息反应释放出新信息供给他人。全社会的脑力劳动是每个人进行脑力劳动的基础，每个人的脑力劳动又为全社会的脑力劳动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社会大众整体的脑力劳动效果，加快了人们释放大脑信息的速度，增大了社会流通信息的密度，顺应了信息运动的规律。

其四，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及在人民群众间培养起来的公有意识，使一切自然资源都处于公共状态，个人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利用、支配，只说明个人具有的使用权，而所有权仍在集体、国家那一边。信息时代，人们的生产技术在竟争中得到增长，高技术的人们与物质资源相结合，能使自然状态的物为人类提供更大的使用价值，而技术能力相对低下的人，使自然物的贡献价值相对弱小。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公有意识，使整个国家中的物质资源始终与整个社会中的高技术工作者结合，产生最大的价值使人类受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人财产”与自然状态中西方制度下的“私有财产”，其含义有所不同，前者所表述的“私人财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后者的“私人财产”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根深缔固的私人占有意识与形式，限制了社会中技术的自由运用、自由竟争与自由联合，阻碍了社会中高技术个体与物质资源的有效结合。

当然，信息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许多，但主要体现在以上四点。

在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概念与含义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种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本质，她教我们既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于现实条件，不断消除人类社会自然运动产生的弊端，达到现实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更倾向于表示人们主动、自觉地改造客观、改造社会的运动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的精神、力量与文化，体现着人类由自然界出发，不断向超自然的方向进化、努力的状况。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共产主义”始终是一种运动，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理想的具体形态的社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既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三卷第40页）。

因此，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条件环境，已与刚建立时大不相同，今天乃至今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改造的对象已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不再是资本条件下的商品，而是信息条件下的技术。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资本生产条件下建立，尔后通过不断改革，又在信息生产条件下阔步向前。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有前途！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必将对未来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