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峥嵘岁月里，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于1929年8月5日，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对当时的反动军阀统治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同时也针对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写了一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写此信时，他已被左倾盲动主义把持的中央撤销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但具有坚定马列主义立场的陈独秀，仍不变更革命立场，不改话，忧党、忧国、忧民……实质上是爱党、爱国、爱民。这是非常高贵的党德。什么叫党德？就是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革命品德，是先锋队的内在固有本质。党德，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中的“核心道德”最大的德！

陈独秀当年的这封万言信，我们作为新世纪党的理论工作者，如今研读起来，仍然感到它立意新颖，论述独秀，行文流畅，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瞻性和指导性。对于当今党建党史理论界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史为镜，启迪现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陈独秀的信，客观地论证了1927年大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信中说：“1925年至1927年革命已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我们若不深刻了解这个根由，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陈独秀同志指出的“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无论是在当时看，或是现在看，都是实践的呼喊——伟大的真理！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党内左倾势力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高压下、支持下，把陈独秀拱下台后，接二连三的瞿秋白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帮、邓小平等同志曾多次指出：我党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教训最深。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刘少奇同志更有亲身体会。1937年2月26日，他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指出：“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多少次，被当着机会主义来批判我们。”这就不难看出：刘少奇说的“被当着机会主义来批判我们”，不单指批判陈独秀同志，更包括了刘少奇等许多当时比较正确的同志。刘少奇紧接着具体指出：“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不点名的批评了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同志。当时的中央“左”得出奇，但谁也不敢批评指出。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言：“在中央的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慨。”刘少奇在上述文中，也是怒叹：“谁要是谈过去的‘左’的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联想到刘少奇同志在“左倾”横行的文革中，被中共中央（只有一个人不同意）通过永远开除党籍。其中，主要的“罪状”就是大革命时的右倾叛变，什么“工贼内奸”之类的不适之词。直到1982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才澄清了这个天大的冤案。平了刘少奇同志的反，这在本质上也为陈独秀同志昭了雪，只是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正式行文罢了。真理越辩越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历史实践的沉浮，陈独秀同志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昭雪于天下。我们应该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实践，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是三条根本原则。

二、陈独秀的信，对于蒋桂战争的性质作了科学分析。

陈独秀信中批评中央负责人“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身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针对党内外对蒋桂战争的错误议论，陈独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立场指出：“这些都是新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以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他特别强调：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战争。陈独秀的这一战争观点，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春秋无义战。意思是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还有狗咬狗之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444页。）

三、陈独秀的信，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朽杰作之一。

信中指出：“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他肯定了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和富裕农民，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以至包耕包佃。陈独秀的这些论述，不正是当今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指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生产力，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的理论渊源吗？难怪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老祖宗不能丢。”陈独秀是我党的最老的老祖宗！

四、信中正确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及依靠的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政党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陈独秀是懂得这个“首要问题”的老祖宗，他写信向中央指出：“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的整个国民党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是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到1939年12月，陈独秀上述思想完全被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毫无疑义，主要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同上第600页）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革命就是农民的革命，中国的战争，就是农民革命战争。

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估量，对于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的盲动冒险主义，陈独秀作出了很大的理论勇气与实际贡献：“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决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的客观估量，而不能……向革命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我们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精神，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推动群众。”陈独秀还生动地批评中央盲动主义时说：“盲动主义盛行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当时陈独秀对盲动主义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及时的。1930年1月9日，毛泽东也说过：“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同上第95－96页）

五、信中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

“现在中央的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作，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相当地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根据马列主义的根本革命原则，无产阶级领导劳苦大众的解放运动之目的，就是要使之成为能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懂得马列主义的陈独秀向中央严肃指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的不同争论，是党进步的表现，决不是坏现象；同志们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立场和党的立场，即使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所容许的。”早在建党前就倡导和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民主思想，被毛泽东、华国锋、胡耀帮、江泽民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再推广到全民的民主，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即民主的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