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右倾”的历史定位的认识与反思

摘  要：历史的哲思和书生的气质使陈独秀与社会环境不相谐调，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使他无法逃脱政治博弈的旋涡。他具有中国传统书生的傲骨，把“求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有书生的意气，却缺少“求用”的权谋，他的二次革命思想成为别人攻击自己的利器。任何政党，无论是苏共、国民党还是中共，他所考虑的首先是政党的利益，其次是国家的利益，最后才是天下的利益，陈独秀处在这三者的夹缝中，成为他们博弈的牺牲品。但陈独秀不仅曾是中共的陈独秀，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陈独秀，对他的评价，决不能拿一个政党的标准做尺度，民众更应拿着社会的尺度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但愿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利害的淡化，陈独秀的历史定位能够与历史真实相符。

关键词：右倾；历史定位；认识；反思

  自1927年以来,陈独秀就被冠以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一系列帽子。到2002年9月，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与读者见面时，陈独秀就只剩下“右倾机会主义”了，然这顶帽子在众多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在众多学者关注下也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剧，是他书生气质与政治环境不相谐调的结果，是几个政党和集团利益相互博弈的结局，但他在那样狂热兴奋的年代能跳出一党利益的局限，做出一些对社会问题理性的思索，又是多么有远见，其宽大胸怀和精神，令人不得不去重视和反思。

一、陈独秀“右倾”的历史定位

陈独秀“右倾”等一系列帽子，包括集体的、个人的、文件的、私说的。

“右倾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汗牛充栋，指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是牺牲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以致向反革命势力投降。^[1]具体的说，就是指陈独秀没有领导当时的中共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武装暴力夺权，干净彻底地将国民党赶下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而是表现出一味地用让步的方式进行调和，力图维系国共合作。而事实是，在十年后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主体抗战任务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军队，是他们在敌人的正面不断地进行着大规模的阻击，不断地消耗迟滞敌人，也只有他们才有实力不断组织大兵团作战，被日本人当作主要对手，投入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兵力。国共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对比的扭转，双方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角色的转变是在中共顺利取得内线作战的胜利，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挺进中原以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二十多年后，中共终于取得了政权，按理说，这时可以大展宏图，可以充分考虑工人阶级包括其同盟军农民及其它划入团结对象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了。在建国初期，一切也还显示出正常理性和科学性，然而，接着便是“大跃进”，在“左”的错误中不断进行反“右”运动， 1966年，终于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一直到1976年才基本结束，纷纷扰扰了近二十年，正如陈独秀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2]这里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隐藏在众多材料之后的东西，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资佐证：1949年中国的人口为5.4545亿,1959年为6.7207亿,十年间人口净增1.2662亿,平均每年净增0.1266亿,其中1956年到1957年增加0.1735亿人,到1958年1959年,每年净增人口有减缓的趋势,但都保持在千万以上,若按平均增加速度,1960年的人口数应为6.8473亿,1961年应为6.9739亿,(这里还未考虑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大,一般情况下净增速度应有所加快。)而实际情况是1960年中国的人口数为6.6207亿,1961年为6.5859亿,人口基数在连续减少，到1961年,预计人口和实际人口差距为0.3880亿,换句话说,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两年时间内,中国除正常死亡外,净损失人口3880万。中国人的多子多福观念是根深蒂固，没有多少人有节育观，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才实施的，那么，这3880万人是如何损失的呢？我想，饥饿、疾病和政治运动这三样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在和平年代，人口的这种损失速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少见和令人瞠目的。^[3]1978年再次重新构想未来，直到今天。

“二次革命论”见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之后，或因而辗转延用滋生或因自由总结而留于后世的文字材料屡见不鲜，其渊源是陈独秀在192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认为“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

因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陈独秀又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则又有“汉奸”之说；另外还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等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

以上的一系列的帽子，在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取掉了，到2002年9月，作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向中共十六大献礼的重点图书——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与读者见面时，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一进步。

二、陈独秀“右倾”的历史定位的原因

历史的哲思和书生的气质使他与社会环境不相谐调，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使他无法逃脱政治博弈的旋涡，个人悲剧就在这种不平衡中一点一点地形成了。

(一)个人原因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跑者之一，是一个书生，具有中国传统书生的傲骨，那就是凡事过于认真，或说过于固执，把“求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同时又具有书生的自律，对所谓“纪律”的自律。他有书生的意气，却缺少“求用”的权谋，他的二次革命思想成为别人攻击自己的利器。

自1922年8月在西湖会议上违心地同意加入国民党后，面对“戴季陶主义”、“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上海工人运动后的政权等一系列问题，陈独秀三番五次地要求退出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或是要求在国民党内做一些思想和武力上的准备以应对不测，但都遭到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拒绝、批评、指责、纠正，甚至在上海工人运动后的政权问题上，国际远东部一致肯定地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参加。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当时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也对陈独秀这些提议的支持率并不高。面对这一切，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只得一次次改变方针，发表一些迁就的文章，做出一些软弱的让步。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后，“（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的支持下，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合作11条政纲，规定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当然领导者，共产党以请假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群众团体受国民党领导，工农武装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5]“11条政纲”对于要求政权的中共来说，无异于是在背叛和投降。魏知信说：“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可以纠正他的错误，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更因与他自身的右倾思想相吻合而积极贯彻执行。”^[6]陈独秀右倾与否暂且不论，也不论他是否被逼无奈，他的具体行动与他的二次革命思想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自“八七”会议开始，陈独秀逐渐被排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对象，直到列为叛徒、开除党籍，一步步被自己亲手所创立的政党所抛弃。这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知是出于怜悯、团结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也曾给过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但陈独秀不是瞿秋白，不是李立三，也不是王明，他的“较真”劲一上来，就不断地试图用摆事实进道理的方式去说服中共党内同志，然而得到的却是开除党籍，背负所有大革命失败的罪责，也就有了1929年12月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长沙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笔者）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但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成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这也许就是“实在隐忍不下去”而说的话，读起来使人觉得痛快淋漓！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陈独秀又把矛头直对共产国际，他说：“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在这篇文章中，他长篇大作，系统地分析了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机会主义在中共中的现状、根源等，相信斯大林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分析是清晰的和基本正确的，想法也是好的，但不适合当时的政治。这些文字也恰恰反映出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幼稚，因为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需要的不是有人去理性地揭示这些真实情况，也没人愿意去听这些情况，他们需要的是有人站出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并且要收集充足而又堂而皇之的理由，让别人能够称之为“深刻”和“真诚”。——舍车保帅也是常理！陈独秀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中国成立了托派，试图用这种方式校正革命的极左和机会主义（由于托派的活动特点和后来的肃托运动，世人对托派知之甚少）。更为糟糕的是，大革命中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独秀的身上，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也就在劫难逃了。

 (二)社会环境

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政党，他所考虑的首先是政党的利益，其次是国家的利益，最后才是天下的利益。

苏共 1919年7月15日，苏俄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放弃了在华特权，其中有无偿返还中东铁路及有关矿产林业权利的承诺，目的是在协约国武装干涉时期缓和远东地区压力。后来苏俄与中国北京政府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接着又出现了外蒙问题，通过几年的纷争才于1924年5月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在苏俄与北京政府纠缠的时，他们在中国积极寻求可以合作的对象。当时在中国南方还有孙中山建立的广州政府，正在寻求苏俄的帮助。对苏俄来说，相对于难缠的北京政府，广州政府虽然弱小，但其革命性使它可能是较好的合作伙伴，扶持它改造它并使它胜利将会很好地解决自己的孤立的局面（其间出现过威经斯基倾向于支持吴佩孚，笔者）。也就与此同时，苏俄帮助向自己取经的中国人成立了更为激进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继而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更符合自己的理想，若使它成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那将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都难以容忍屈尊于苏共和被苏共所指手画脚，所以国民党不可靠了，与中共的关系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破裂了。——苏共用金钱铸起的沙文打水漂了！）。然而，苏俄不愿领着这么一个“婴儿”去对付北京政府，又去对付广州政府，时间长而胜算未卜，风险太大，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造成一个倾向于自己的强大的力量，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困境。1922年，苏俄变成了苏联，在这种联合的模式下，带着兴奋与乐观，国共合作被认为是形成强大力量的捷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政党相比较，苏俄既倾向于国民党的现实力量，又倾向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于是就有了国共党内合作，想运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共产党“取得这些组织中的指导权，把国民党这个空葫芦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激进分子来充实之”，“把国民党变成收集我们共产党力量的源泉”。^[7]然而，在此目的未达到之前，与国民党闹翻，失去国民党这个有力臂膀是不明智的，应尽力维护合作关系。一方面不准许中共退出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怕惹恼国民党，对中共的提防措施时有限制；一方面希望中共逐步壮大实施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中央抑制一些过“左”的行为，“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行动”，“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8]以免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毁了北伐成果（只要国民党不背叛，只要符合苏共的利益，中共的利益甚至可以不考虑）。国民党一倒戈，共产国际就要为自己许多荒谬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做法找台阶，作为世界共运的领导者，他们应该永远以正确的功臣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作为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的一个执行者，陈独秀就不幸被选中了。同时，共产国际在中国也只有唯一选项——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革命屡遭挫折和苏维埃俄国友好姿态使孙中山产生了联俄思想，但因考虑到英美的态度，怕影响北伐大业，而迟迟不愿公开与苏俄建立联盟。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在思想、人力、物力、财力上，孙中山的事业都陷入极大困难，从而确立与中共合作。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共党员开始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孙中山从本党利益出发，先是不愿与中共党外合作，后又迟迟不愿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想在国民党内部将幼年的中共消化掉，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称之为“容共”，同时又迎合了苏俄，苏俄的支持对孙中山来说是有诱惑力的。问题是苏俄有自己的算盘，中共有自己的革命纲领，三者在党内合作后中共的地位和活动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发展，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苏联默认了孙中山与奉系的联盟（苏联与奉系在中东铁路上有分歧，而粤奉皖有三角联盟关系），“二七”惨案的发生又使孙吴（吴佩孚）联盟变得不可能。这些情况使苏联与孙中山走得更近，从3月起，苏联开始给予广州政府以军事和财政援助，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则于6月在广州召开三大，修改了二大的一些认识和决议，使国共的分歧进一步缩小。在这些诱惑面前，孙中山经过努力和在苏联及中共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标志国共合作实现，但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9] 在这期间曾发生了一些插曲：1923年8月以后三个月，广州政府以蒋介石带团去苏联考察，提出“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遭到苏联的拒绝。蒋介石后来抛弃“联俄”，与这件事是有一定关系的。同年11月，国民党内就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国民党改组，否定共产党和苏联。

国共合作后，1924年2月，苏联无尝向黄埔军校拨款200万元，派来几十名军事教官，运送数以万计的枪支，缓和了各方面的分歧。然而，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致力于培养农运干部的基础上，“又有针对性地提出要独立地进行党的宣传和建立党支部，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并明确表示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分给农民”。^[10]这明显不利于国民党内部特别是军队的团结，不利于当时面临的北伐任务，加上孙中山于3月去逝，到5、6月间，“戴季陶主义”出现了，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意识到“（中共）寄生政策，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常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躯壳，发展他自身组织。” ^[11]他们攻击国共合作，要求将共产党排挤出国民革命（共产党又何尝不想退出单干！）。面对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党势力的迅速壮大，“容共”已不可能，到11月“西山会议派”出现时，就不再只是企图排挤了，而是直接取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打击倾向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出现时，羽翼未丰，国民党右派达到目的后暂时表面平息了。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北伐阵容也愈强大，而大权却掌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各有产阶级手中，此时土地革命愈激烈，国共分裂来得愈快，报复和因恐惧而采取的手段也将愈激烈，规模也将更大，糟糕的是中共未掌握足够的军队。当然共产国际也就再也无法将国共拢到一起——“四·一二”政变发生了。从整个事情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根本就不会因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共做出了多少让步，而去改变自己政党利益，就像中共不会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去完全“容”于国民党中一样。

中共 中共从一诞生，就得了软骨病。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政党，使中国工人阶级瞬间有了核心，开始走上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他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左的政治主张，并满怀信心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地主动修改自己的目标，使之变得越来越接近于实际。但总体上，在大革命及长征前时期，中共“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2]；另一方面，在组织结构上,中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分支，年轻的中共也是把自己囿于这一框架之中，向上对共产国际负责，向下领导中国革命。客观上，中共那时也还没有能力独立。这就不得不仰人鼻息，一次次违心地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措，把政党和政党领导下民众的利益交给别人来做决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长征之后才有所改变。

活动目标上，中共总体都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民众解放为已任。而共产国际的活动目标并非如此简单，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实际上由处于唯一执政党的特殊地位的苏共所领导，这就使情况更为复杂，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所谓的共产国际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些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的决定来。如后来在中东铁路事件中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在今天看来就非常荒谬。

囿于共产国际的旗帜下，或客观的或主观的，中共不能很好地突出政党的利益，也无法维护国家的利益。虽然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便开始走向独立，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弱势，特别需要苏联援助，因此直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陈独秀“右倾”的真相还是不能揭开。

作为中共这种政治关系中的一分子，两种相害取其轻，陈独秀是无法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败退台湾，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留下的才是会发光的金子。

三、关于陈独秀“右倾”的历史定位的反思

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还应包括经济和文化等问题，当经济不发达，社会物质不丰富，文化保守、贫乏，或是极端，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去改变它。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状况的改善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去慢慢荡涤，并不仅仅是经过暴力取得政权改变社会制度，就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这一切。——我们政权建立有五十多年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和引导健康的文化走向，并且我们已经承认了这是个相当长的时间。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启蒙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但这还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中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只为极少数人所接受。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党员数才为994人，换句话说，只有近千人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到1927年大屠杀前中共党员人数为57000多人，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相对于中国几亿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而同时期国民党的人数为几十万（据有关资料显示1927年为40多万），这个数字也是不够的。不难知道，虽然中国经过了新旧民主思想的启蒙，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其理论和奋斗目标远远没有宣传到位，与全民运动相差甚远。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下面只列举一下当时中国民众受教育的情况。1912年全国的人口为4.4294亿，而大学本科专科学生1925年才为21483人；中学1916年为60924人，1928年为188700人；小学生1923年为650多万人，1929年增至800多万人。加上私塾教会学校，上面的数字稍有增加。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教育状况是相当落后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文化程度基本上为赤贫。而新文化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只是停留在几所高校，五·四运动后与外界特别是与工商界的联系才逐渐密切起来。

对于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对全民进行文化普及教育，赶上和超过其它国家。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经过一番折腾之后，终于明白这一点，并付诸实施，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气象。现在我们进行这样一种设想，中国的资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有了统一和稳定的国家政权和秩序，在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化，由此最终使社会成为和谐家园。至于民主或说人民当家作主，有人曾这么说：“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的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民主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20世纪的产物。” “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13]我们不必恪守无产阶级政党甚至某一个政党专政，因为我们完全无法在社会中彻底消灭团体和阶级（至少是阶层）这两样东西，而只能采取共生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通过博弈求得和谐。“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14]

一个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主要是政府，政府的行为是民众实现各种利益的体现，而社会又是由不同的团体、阶层组成，他们的利益有共赢的一面，更有此消彼长的一面。这样，政府行为作为全体民众利益的体现，是各个团体、阶层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政府权力决策机构中，各个相关团体、阶层都应有而且必须有相应的比例参与，任何一方不可缺失，否则社会运行就将出现问题。作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应具有自动清洁机的功能，像流水那样能够自我不断净化，不断与前进中的社会相适应，而不会被一个或几个团体、阶层所掌握和利用，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解释和修改它。当一个或几个团体、阶层能够左右国家制度，做起决定来确实方便得多，然而“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15]——我们不是机会主义，不能希望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一个或几个团体、阶层的自觉性上。“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16]“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下，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17]

对陈独秀的历史定位最根本的缺陷是混淆了政党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甚至用政党的意志篡改历史规律。一个有政治目的的政党，它最需要的东西是政权，只有通过政权，才能更强有力地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一个政党上台掌握政权，并不等于代表社会的利益，特别是经过暴力革命而掌握政权的政党，它所推销的东西能否代表社会利益，只有历史会告诉你。——对这种方式的信心也只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

“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18]假如这里的“资本主义”只是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代名词的话，对照我们今天，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右”的思想？对照当时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书生的意气和以天下为已任的书生的傲骨？陈独秀在那时能够跳出一党利益的局限，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其高屋建瓴的宽大胸怀和精神又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对于社会，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经济学家，包括不同的哲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按自己的思路都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里是否非得有个对与错之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是站的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岭也好，峰也好，都是同一个真实存在，不存在对与错、真与幻之议，不应该互相排斥。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开明政治，使人民享有民主权利才是根本，“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语）”，不论是哪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存状态才是关键，一些空头支票只会使民众盲从和脱离务实的根基。

陈独秀不仅曾是中共的陈独秀，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陈独秀，对他的评价，决不能拿一个政党的标准做尺度，一个政党的尺度是与它所奋斗的理想和利益的目标是分不开的，民众更应拿着社会的尺度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看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多少物质的和精神上的财富、启示。

陈独秀的遭遇是历史性悲剧，从几千年的封建意识下解放出来人们，显示出狂热和极左，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情况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别有用心和政治原因，就有了后来的历史定位。但愿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利害的淡化，陈独秀的历史定位能够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参见晁继周、韩敬体主持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P_627。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提法在各种资料中是很多的，然而许多读者对其概念并不一定十分清楚，特作一解释。

[2][15][16][17]《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P₅₆₀、P₅₅₅、P₅₆₅、P_555。

[3]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信息网《中国历年人口总数》，发布日期：2002-09-26。

[4]转引自魏知信，《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P_73。

[5][6]魏知信，《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P₈₅、P_92。

[7]布哈林，《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1924年4月版，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P_107。

[8][9]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一文，见之于多种现代史资料书刊，其中某些字句互有出入。这里指以1930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查获件（上报蒋介石的手抄本）为主，并参阅其他本子校订而成的本子。摘自陈独秀研究网。

[10]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6月第1版，P_107-108。

[11]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P_476。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P_573。

[13]转引自《书屋》杂志2001年第1期。

[14]胡适，《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序》，载台湾出版《陈独秀自述》P_53。

[18]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3日《向导》P_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