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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关于陈独秀评价问题研究之进展

发表日期：2007年9月18日出处：《探索与争鸣》作者：李庆英【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探索与争鸣》今年第２期刊发了单淮先生的《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以下简称“单文”），笔者对于“单文”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的维度来诠释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感到既有新意又有启发，但对于“单文”在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以及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方面所持有的观点，实难赞同。“单文”开头部分说：“八七会议是因为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下，而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达到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目的，在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很显然，单淮先生这里仍坚持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算在陈独秀身上、仍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政治帽子。诚然，陈独秀是２０世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颇有影响而又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与政治运动的密切相联而又纠葛不断，注定了后人对其评价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事实上，近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关于陈独秀评价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推翻了过去关于陈独秀评价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形成了一些全新的认识。
　　
　　为陈独秀“正名”取得了很大进展
　　
　　近年来，随着研究氛围的宽松，学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为陈独秀“正名”热潮。在此方面呈现出一些可喜的景象，主要表现在：
　　一、北京沙滩北街雕塑《曙光》中陈独秀位置突出。２００２年，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市政形象工程的“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落成，作为公园重要景点之一的大型雕塑——《翻开历史新的一页》耸立在北京五四大街一旁。这座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雕塑上刻有毛泽东、李大钊等人的头像，却没有“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针对这种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现象，一些有识之士在《南方周末》、《北京日报》、《炎黄春秋》等报刊上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文章指出：“由于‘左’的偏见，陈独秀、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看来，上述雕塑是受了此种偏见的影响。这种雕塑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这种纪念性公共艺术具有某种宣传的‘强迫性’，使过往者不能不看；同时对大众而言，它对所表现、诠释的事件又具有某种权威性。”［１］有的文章指出：这座雕塑，“以不锈钢铸成，似乎足以支撑千年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是对历史的嘲弄。”［２］还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对于历史问题，我们应当摆脱长期在所谓路线斗争中形成的非好即坏、非美即丑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纠正那种‘成王败寇’的传统落后的思想方法，抛弃那种顺风说话，看官爷脸色下笔为文的扭曲的文化性格，用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文字，使人们领略和尊重白纸黑字的力量。”［３］不知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为了弥补前一次的“过失”，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北京沙滩北街的东墙上又建成了一座新的大型浮雕，题曰《曙光》，上面第一个大头像就是陈独秀，然后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最后是毛泽东。在这样重要的纪念地，陈独秀的赫然出现，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二、陈独秀的名字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之列。几十年来，陈独秀头上被扣上了许多不公正的“帽子”——“汉奸”、“投降主义者”、“大叛徒”等等。因此，有人把“陈独秀案”称为“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①。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曾一度被当作“反面教员”和“反面人物”，他曾多次以批判错误路线的陪绑者的身份出现在史书中。因此，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名字早被打入另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陈独秀研究的深入，扣在陈独秀头上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逐渐被消除，主流媒体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发生了悄然变化。２００３年３月，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有５０余位名人之后》，第一部分是“已故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邓小平的子女，有陈独秀的孙女。陈独秀又堂堂正正归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中了。
　　三、国家拨款对安庆陈独秀墓进行第三次修葺和扩建。这是对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陈独秀逐步“正名”的一个重要措施。有的学者还为重修陈墓等事写了文章。严秀先生说：“陈独秀墓为其子所建，本来较为简陋，仅作为‘安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我以为，陈独秀不仅是安庆的，也不仅是安徽省的，他首先是全国的。他的坟墓名正言顺应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并应该建纪念馆。”［４］
　　四、九年制义务教育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两本书里都将陈独秀的头像列入其中，印到了课本上。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陈独秀评价的一次重大突破。
　　五、上海筹备中共“二大”、“四大”的旧址纪念馆、纪念碑和资料室。为恢复过去几十年来由于陈独秀蒙冤而被掩盖的中共早期真实的历史，利用旧址纪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上海决定在座落于静安区的中共“二大”旧址筹建该址纪念馆，在座落于虹口区的中共“四大”旧址建立纪念碑，并在其旁筹建中共“四大”资料室。
　　
　　长期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帽子被摘除
　　
　　陈独秀的生前身后有许多光彩的桂冠——“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伟大的思想家”、“三千年之大伟人”、“被绑着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教父”等等。但陈独秀的头上又一度被扣了多顶不光彩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政治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以及学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陈独秀的历史真面目逐渐得到恢复。２０多年来，学界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人，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至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帽子诸如“叛徒”、“汉奸”、“特务”等诬陷，也渐被摘除。“但在几个重大历史是非功过问题上，一般的仍然是因袭旧说，很少重新根据历史事实改变不当的评价。”［６］特别是长期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氛围的进一步宽松，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积累与深化，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手段对过去的诸多结论提出质疑，对陈独秀的评价也从“一边倒”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这些研究的新进展主要有：
　　一、摘掉了长期扣压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这是关于陈独秀评价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某一个人在某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从来没有像对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那样曲折多变。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定性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机会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而最终以“右倾投降主义”定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大革命时期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相继翻译出版，研究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开始重新审视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其中，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经过２０多年的不懈努力，研究者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其一，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或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指出：“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我现在感觉，陈独秀这个人有一个长处，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７］。近年来，研究者们根据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所作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下进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经它们决定后在中国实施的。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１２２次会议，做出了７３８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关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注意什么问题，等等），都有所涉及。其二，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是不公正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不具备‘投降’的性质，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投降国民党右派的动机和行为”。［８］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相继问世。这两部权威的党史著作就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提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关于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同志在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时提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条，要肯定陈独秀在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在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而且，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基本方面。但过去对他的这些功绩讲得很不够。现在历史已过去７０多年了，对这些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这应当成为全面评价他的功过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条，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面来分析。根据近几年大量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斗争，特别是大革命运动，既有指导正确的一面，也有指导不正确的一面。其指导不正确的一面，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比如，被看作陈独秀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等，都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第三条，从当初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在总结大革命受挫或失败的教训和对陈独秀的批评来分析。在大革命还没有失败时，共产国际对陈独秀没有完全接受和贯彻他们的一些指示，感到恼火，曾批评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１９２７年的八七会议、十一月政治局会议和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也都是“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没有讲“右倾投降主义”。从中共党史上看，讲“右倾投降主义”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为了教育全党在新的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将陈独秀的问题说得比较重。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考虑。以后，就因袭了这个说法。”［９］而陈独秀本人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至在抗战时期去世，他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在实践中不存在向阶级敌人“投降”的问题；即使是后来组织“托陈取消派”，也不好给陈独秀戴上“投降主义”这顶政治帽子。因此，“从政治路线上来看问题是需要的，但是对政治路线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特殊的政治需要不存在之后，早就不应当再戴那种不合适的政治帽子了。”［１０］
　　
　　二、进一步明确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的责任
　　
　　有的研究者通过分析新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档案资料，得出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应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结论。例如，学者贾立臣在《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一书中，就对一度被学术界奉为绝对权威的“内因决定论”进行了重新剖析，提出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责任者”的观点［１１］。还有的研究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１２］中国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下进行的。为了推卸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斯大林必须找一个替罪羊，共产国际肯定不能承担，因为那样会有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形象和权威；中共中央也不能承担，因为那样会使中共中央丧失威信。惟一的办法就是让陈独秀来承担。对于共产国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陈独秀本人十分清楚，他说，“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个人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１３］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大革命失败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但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没有抵制住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对大革命失败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执行责任，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说：“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１４］
　　
　　三、进一步评价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
　　
　　有的研究者指出，虽然现在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有鉴于此，党史专家郭德宏提出，“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这“七大历史贡献”即：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２０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认识到要在中国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人；“五大杰出成就”即：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我相信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１５］
　　

　　纵观２０多年来陈独秀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体会到其间一波三折的艰辛，而为陈独秀“摘帽”和“正名”更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关于陈独秀政治评价的结论
　　
　　必须看到，当前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平反”尚属一种自发的研究。陈独秀政治评价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时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胡明在《正误交织的陈独秀》一书中进一步挖掘了陈独秀问题的两个症结：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曾一度把陈独秀看作是“大叛徒”、“反革命”。因此，如果当前对陈独秀评价仍拿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所作的“他创造了党有功劳”、“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等评价作为为陈独秀“正名”甚至“平反”的依据，这未免显得太单薄而无力。二是陈独秀被撤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以后，在一系列重大策略与路线方针问题上均与中央采取了对立与对抗的态度，他曾在多种舆论场合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匪、红军是寇”，尤其是晚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从对抗性矛盾发展至毛泽东说的“敌我矛盾”了。因此，陈独秀问题不仅仅牵扯到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右倾机会主义，甚至也不主要在于“托派”问题，最要紧的是他晚年从根本的政治意见上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全面对抗的立场。因此，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人物，“陈独秀的问题是很难‘平反’的”，“正式的政治结论绝不会做出。”［１６］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对陈独秀的评价已经放得很开了，学术上、艺术上已经允许放大他的正面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也一直有人为陈独秀鸣不平，例如，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萧克将军在给《陈独秀诗集》所作的序言中就郑重提出：“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１７］因此，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怎样评析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宣扬民主、张扬个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扬弃。
　　综观陈独秀评价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出，要对一个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到早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思想与经历既丰富又十分复杂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全面而又客观的科学评价是何等困难！然而，深入研究陈独秀乃至“陈独秀现象”，对他进行科学诠释与冷静评判——既充分肯定他的巨大贡献与历史地位，同时又严格地审视他的偏颇和过失，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先进文化的构建。
　　
　　注释：
　　① 关于这个论断，奚金芳在《南京两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一文中指出：唐宝林的《中国学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则系统概括了陈独秀被错误戴上的９顶政治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在全国学术界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后，发现以上罪名均不成立。他作出了新的结论：“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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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张雷．走近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６
　　［８］姚金果．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定性的历史回顾．百年潮，２００３（６）
　　［９］［１０］姚鸿陈原．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百年潮，２０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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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冯东书．中共历史上第一大案．记者观察，２００３（７）
　　［１３］［１４］陈璞平．陈独秀之死．青岛：青岛出版社，２００５．８８
　　［１５］郭德宏．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党史纵览，２００５（１）
　　［１６］胡明．正误交织的陈独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２２
　　［１７］任建树等．陈独秀诗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