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鲁迅与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原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的秘书，90岁高龄的李锐老先生、新华社记者戴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陈独秀研究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起，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中，就“五四”两位重要文化伟人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回顾、比较，既有挥洒自如的漫谈，又有逻辑严谨的学术探讨，涌现出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和话题。

名人手迹鉴藏家方继孝在会议上首次公布了由其收藏并点校的《陈独秀先生遗稿》，该书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初版，从手稿发现到录藏、出书历经七年之久，收录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独秀被拘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及出狱后流落四川江津时期所著的《甲戌随笔》、《右旁之声分部计划》等语言文字学论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谈论鲁迅与陈独秀，托洛茨基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温州学者黄公演在《关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中认为，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打击很重，鲁迅因此在后来的历史描述中甚至替代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于这封信究竟是鲁迅亲笔所写，还是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引起了与会学者关于这方面史料的热烈讨论。黄公演认为既然鲁迅听了冯雪峰念好该文，“点头”同意，同时也就表明了他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态度。

而唐宝林则认为，该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崇拜毛泽东的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在提交的《试论鲁迅与陈独秀及中央》一文中，唐宝林比照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以充沛的史料，回顾了由五四时期到30年代，鲁迅与陈独秀对于启蒙、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建立共产党和国民革命的态度，在唐看来，鲁迅考虑国民性问题比陈独秀要早，他时时解剖自己，而陈独秀从来不解剖自己，他带着对民主科学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猛冲猛打，没有任何顾虑。并由此精神基点分析鲁迅与共产党如何维持一种横站着合作的微妙关系。在谈及二人彼此之间的互评时，该文认为，虽然没有基本材料证明陈鲁二人之间的交往，但二人始终是互相赞誉的，即使是在被认为是“辩诬”的时候。正像陈独秀被共产党加以“反革命”罪名，同时被国民党以“判国罪”关进监狱时，鲁迅却在文章中高度赞扬这位文学革命的主将“一目了然”、光明磊落一样，需要时把鲁迅捧为神，否则就是狗，这种做法，也早被陈独秀所预料，并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对始终保持独立思想的鲁迅精神做出了正确评价。

人民出版社的马连儒发表了题为“抹去岁月的尘沙，还原历史的真实”的演讲。提出要学习日本学界的文本主义，针对陈独秀关于鲁迅看法的四封信和一篇文章，特别是后者，即发表于1937年11月12日《宇宙风》上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表达了陈独秀对鲁迅的全部看法。马连儒将其总结如下：1、不计前嫌，只字不提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2、对其人品、作品做出了高度评价。3、对此前发表鲁迅评价的曲折做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其既不是“狗”，也不是“神”，而是人。4、独立而不随声附和。5、从“五四”时期至抗战时期态度一直如此。马连儒认为，陈独秀对鲁迅的看法提示我们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要着重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要在还原为人的语境下对其进行研究。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长堀佑造的《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聚焦1927年时期的鲁迅革命文学论，探讨其所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文章分析了鲁迅在把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当作自己经营文学的手段的同时，也以之作为批判中国状况的论据，指出，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意义是以同路人作家论为轴心的，由此得出与竹内好“启蒙者鲁迅”“文学者鲁迅”和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完全不同的“同路人鲁迅像”，这种鲁迅像至少从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初期，更符合实际的鲁迅以及鲁迅对同路人的理解。作者展望，运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及其文艺理论，把鲁迅论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鲁迅的政治与文学或者说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文学观等问题，今后会更加显明。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孙郁先生认为，鲁迅非常注重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正是从这一角度，他思考社会动荡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中国的文化该怎么办？革命到来之后，有流血，但要有婴孩，怎样才能避免重新沦为主奴关系。而陈独秀思考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仅有启蒙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党，一旦发现政党文化里面，充满黑暗、陷阱、残暴和江湖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由此可以看出，当革命出现时，无论是鲁迅还是陈独秀，都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以及人性的底线和暖性的东西。在《野性学问》一文中，孙郁还对作为学问家的鲁迅与陈独秀进行透视，认为他们治学的出发点与人性的解放大有关系，问题意识大多始于忧患，起于当下，是中国社会难题的提升。“学问不应利己行私，要有阔大的气象，学问之路应当逆向发展，是向陌生与极限挑战，既有超功利的静观，又应有现实意义。”二者在此点上是可以互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分析了鲁迅与陈独秀的共同点，即二者都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受到刺激后走向反叛，一个是堕落。结果他们二人都走上了叛逆之路，陈独秀是终生的反对派，鲁迅至死一个也不宽恕。毛泽东更是崇尚“与人斗其乐无穷”。对此，耿先生认为，每种精神都有其时代背景，反叛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向上持久的力量。革命是因为改革遇到障碍不得已逼出来的，但多年来，革命主义成为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信仰，以至于制造革命，这是有悖于革命初衷的。因此，既要肯定陈独秀的革命造反精神，又要肯定其晚年反省精神，更不能视鲁迅为绝对化的圣人，应该按照新的时代要求重新看待二人的精神和作品。

广东肇庆学院的王福湘在发言中指出，鲁迅与陈独秀认识一致，都看到既要制度改革又要国民性改革，但侧重点不同，陈主要从制度改革方面入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应该，同时进行；鲁迅则主要从国民性改革方面考虑问题，他一直在精神界从事战斗，基本上不参加政治战斗。在《“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陈独秀与鲁迅教育思想之比较》一文中，作者指出，二人的教育思想破旧立新的大方向和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但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上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两相比较，陈独秀偏重于建设，喜从实际提升到理论，对新教育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考虑较多，鲁迅偏重于批判，常因时因事有感而发，把教育问题纳入改革国民性的整体思路。陈独秀主要着眼于教育制度方针理论的思想，鲁迅主要着眼于人的素质即国民性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先驱者的两种思路，正好形成各有长短的互补格局。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孟昭容认为，在二者的比较中，应该着力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和需要，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鲁迅和陈独秀是我们国家在一个伟大时代变革中出现的两位极为罕见的人物，他们都是我国早期的反封建反奴役的思想启蒙者，也都是坚忍不拔地在思想文化战线、政治战线的战斗者，尽管都不是毫无缺陷的完人，但他们深邃的观察力，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革命事业以一贯之的战斗精神，应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安徽大学沈寂的《为什么要神化鲁迅》分别从陈独秀和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回顾了鲁迅被神化的历史，由此重评鲁迅的“遵命文学”，认为其“遵命”是对自己所信仰的东西的自觉“遵命”，而把它解读为由于某种权威的威慑，被动的“遵命”，或说成为配合某种政治“中心”任务而作。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是以自身经验套用于鲁迅。长期以来论者总是以党内的纪律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通则移植到几十年前的鲁迅身上，使之披上伪装，掩盖了其本相，这是神化的余绪。今天我们所要弄清的，正是历史上真实的鲁迅。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瞿勃还对《阿Q正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个人解读。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对鲁迅陈独秀进行比较的时候，引入胡适将会更加圆满。本着学术无禁区的原则，此次学术研讨会收获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为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引入了更多新颖的视角，极大开拓了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