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狱中及1937年出狱后在武汉及江津时期，在托派内部与托派同志之间，对中国革命策略问题、苏联问题、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问题……等等发生争论。从这些问题的争论当中，陈独秀所表述的意见，可以看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演变。

本文只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问题加以评说，因为这个问题是陈独秀晚年思想演变的重要问题。

经过1936年1937年苏联几次审判案，在斯大林指导之下所制造的假案，镇压了大批从事长期革命斗争的党员干部。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17日苏军侵入波兰东部，与德国共同瓜分波兰。所有这些事件激发了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变化。

1940年陈独秀与托派同志的通信，争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问题及对世界大战的态度问题。从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陈独秀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思想的重大演变。

陈独秀在写给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他认为：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即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拍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些。民主的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包括民主的全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议会制度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苏维埃若没有民主，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是。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权，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的独裁制无关；即是说，斯大林的罪恶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并非创自斯大林），而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是唯心派的见解。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彷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来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内容空洞的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制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多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使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警觉到「民主是对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托洛茨基直至被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注2）

陈独秀在30年代，认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只是「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而1940年1941年陈独秀对没有民主的见解有重大改变，认为斯大林的罪恶是来源于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那就不是斯大林不要民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没有民主。「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只能是领袖的独裁。」。这样，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就从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陈独秀提出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在内）之价值。（注3）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的。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不仅仅是在民主的内容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同，而且民主施行的范围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广阔得多，民主的质量比资产阶级的更高；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发展到更高度的社会主义实质的民主。

如果从陈独秀特别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成为党的独裁，领袖的独裁，必然成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斯大林独裁是在缺乏无产阶级民主之下产生出来的，这样的见解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的独裁罪恶是凭借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违反民主制的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制，都非创自斯大林），凭借着十月革命以来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产生的，并非是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发展」。陈独秀这样理解斯大林罪恶的根源，虽然在有些地方有些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不应该说「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的逻辑发展」，而应该说斯大林独裁是利用一些不够民主的制度发展而成的。

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信仰、罢工、选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没有禁止。只是到了资产阶级勾结外国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才宣告资产阶级不能享受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剥夺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此外，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苏维埃。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了政府工作，他们还出版了报纸。而布尔什维克党内一直容许派系存在。1919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签订布雷斯特和约的问题，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反对列宁提出的签订和约的议案。那时，党内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等代表发言，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签订布雷斯特和约的议案。由此可见，并不是「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就没有民主，并非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后来各个党派之后瓦解和消失，（并非苏联政府取消各个党派）只剩下布尔什维克一个党的局面。对各党派的瓦解，分述如下：

１．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

自从签订布雷斯特和约之后，社会革命党就进行一连串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暗杀及多种破坏活动。

1918年5月，社会革命党组建「中央战斗队」，由格．伊．谢苗诺夫（瓦西里也夫）领导。他们作出决定：杀害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费．沃．洛达尔斯基、莫．索．乌里茨基等人。1918年6月20日，沃．洛达尔斯基被暗杀，行刺者谢尔盖也夫逃脱了。

8月30日，彼得格勒尔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尔茨基被列．坎涅基谢尔所刺身亡。他被捕后拒绝回答属于那个党派。

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范．叶．卡普兰，抢杀列宁，列宁受重伤。卡普兰被捕后供称是出于政治原因，是个人行动，不属于任何党派。卡普兰、坎涅基谢尔均被判死刑。

社会革命党中央发表声明，声称：暗杀乌里茨基和列宁，「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同这些行动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虚假的声明，直到1922年，事情真相大白了。

1921年底，谢苗诺夫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了有关该党领导人一系列罪恶活动的材料。1922年1月15日，前社会革命党活动分子科列普列娃向俄共（布）中央写了声明，并向肃反委员会作出交代。他们二人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剥夺和暗杀的事实。

预审审问了几百名证人和被告，并参阅了许多有关社会革命党的决议、信件及多起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材料。

经过50天的审理，最高人民法庭判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阿．拉．郭茨等8人死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成员谢．弗．莫罗佐夫等10多人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1924年1月14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议已判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特别处极刑的改为剥夺自由5年，对其他剥夺自由的期限减半。

1923年3月18日至23日，社会革命党发起组召集前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主要是工农党员）的全俄代表大会，确认该党已彻底崩溃。代表大会号召社会革命党员加入俄共（布）党。有一部份人逃亡国外。自始社会革命党瓦解了。

２．左派社会革命党

左派社会革命党支持十月革命，革命后同社会革命党内右派决裂。1917年12月参加了苏维埃政府。1918年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签订布雷斯特和约。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人民委员会，他们仍保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它苏维埃机构（包括肃反委员会）的职务。自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断发动反对苏维埃的斗争。

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肃反委员会机要处长瓦可夫．勃柳姆金和革命法庭的安德烈也夫行刺德国大使罗伯特．米尔巴赫，经查明这次恐怖行动是依照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的决定采取的，欲杀死德国大使使德国撕毁布雷斯特和约。

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在各地展开活动，夺取地方政权。他们在莫斯科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发布呼吁后，宣布左派革命党「现在为执政党」，命令扣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签字的所有电报。他们立即受到镇压。7月7日叛乱被平息了。

逮捕了策划刺杀米尔巴赫的组织者之一，原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弗．亚．亚历山大罗维奇以及波波夫部队中参与逮捕肃反人员和军方行动的12人，他们被判处枪毙，一般参加叛者则获得释放。

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一批党员退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他们于1918年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民粹派共产党”，支持苏维埃政权，支持反富农。

另一部份左派革命党人不同意党中央政策的人，于1918年9月25日召开全俄代表会议，成立“革命共产主义党”，宣布同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苏维埃的一切敌人；不允许撕毁布雷斯特和约，不允许采取恐怖行动。

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三个党。

苏维埃政府决定清除那些冒险政策的左派革命党人出苏维埃。

19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庭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莫斯科7月叛乱进行起诉，受审判的有领袖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14人。1918年11月27日，判决波波夫死刑，一经捕获，立即处决。普罗相等11人各处三年监禁；考虑到斯皮里多诺娃和萨布尔对革命作过特殊贡献，各判处一年监禁。

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对斯皮里多诺娃和萨布尔特赦和释放的决议。勃林姆金自首，1919年5月11日也对他特赦。

苏维埃政府对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的宽大，对他们并没有起到影响。在1918年11月15日和12月20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上通过在多省委员会成立专门的“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组织剥夺和恐怖行动处”。左派革命党人在工人和农民中活动。斯皮里多诺娃1919年1、2两个月在莫斯科各个工厂工人的集会上讲话，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有这一切使全俄肃反委员会不得不采取打击。1919年2月10日，在莫斯科再次逮捕斯皮里多诺娃等人。在其它城市也逮捕了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19年2月24日，莫斯科法庭考虑到斯皮里多诺娃“处于歇斯底里病态”，决定对她在疗养院实行一年监禁，禁止她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

左派社会革命党进一步分化瓦解。该党真正的革命分子退出左派社会革命党而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11月6日，“民稡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并入俄共（布）党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进一步分化。1920年分化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合法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积极派）；后者，在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中散发传单，支持反苏维埃暴动，反对农村中的贫农委员会。他们受到镇压。

到了1923年革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而进行反苏维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多被镇压，一些人逃到外国去。左派社会革命党自行瓦解了。

1923年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企图逃往外国被抓获，判处流放三年。流放期满后，她不再从事政治活动。

３．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采取反苏维埃立场。他们认为俄国经济落后，还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才能成熟。

1918年3月13日，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工厂全权代表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一项反苏维埃的宣言，提出：1. 不批准对德和约；2. 要求人民委员会辞职；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接受政权。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公开反苏维埃活动，迫使肃反委员会采取措施。6月10日在彼得格勒违法进行非法集会的10名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于6月13日在莫斯科召开“无党派会议”，会议的参加者全部被捕。

6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代表及孟什维克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7月21日，大约40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份子，在莫斯科集会，宣布会议为“全俄无党派工人全权代表会议”，通过两项决议：1.停止社会主义化和国有化试验，以自由竞争原则吸引外国资本家参加工业生产，2. 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恢复民主制度。7月23日，全部与会者被逮捕。

孟什维克除了召开非法集会，言论上反苏维埃之外，很少参加暴动反苏维埃，孟什维克组织仍然保持下来，并且公开存在。

孟什维克在1924年转入地下活动，1931年国家安全局破获，而被取缔。

４．无政府主义集团

无政府主义团体参加过十月革命，他们的革命胜利勇敢地进行战斗。故此，在十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苏维埃。

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反对签订布雷斯特和约，而发动了一次武装暴动。参加暴动的人受到镇压，而没有参加暴动的人仍然公开活动。直到1920-1921年，无政府主义集团大部份都是公开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假如不进行犯罪活动，苏维埃政府允许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出版报纸。对革命的无政府者与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别对待。对从事恐怖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决镇压。

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没收房屋，抢劫私人住宅，侵占仓库，组织武装。肃反委员会对莫斯科、彼得格勒，萨拉托夫、沃涅什等城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进行镇压。

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对余粮收集制，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水兵暴动，受到镇压。

无政府主义组织一部份人逃去国外。自此，无政府主义组织瓦解。

陈独秀于1941年1月19日，写《给S和H的信》有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路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马克思主义，得而非之。……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注4）

1941年12月23日，陈独秀《给郑学稼的信》写道：《我的根本意见》乃为托派（国内以至国外）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注5）

陈独秀在上面两封信所说的话是惊人的。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他过去主张的一切；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提出的（注6），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那么，不仅要对布尔什维克理论重新估定，也要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重新估定了；不仅要对列宁、托洛茨基重新估定其价值，对马克思、恩格斯也要重新估定其价值了。

陈独秀要写的《俄国革命的教训》，始终没有写出来，是因为生病而不能动笔吗？并不见得是因为精神欠佳而不能写。1942年在他去世之前写过三篇论文，总其字数近一万字，仍在做「文字学」的研究工作，编着《小学》。我们从他1942年5月13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的前途》来与1940年1941年所写的文章相比较，就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显然，是因为思想改变了而不能写《俄国革命的教训》。

陈独秀在《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肯定苏俄前期「……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把帝俄时代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条约自行废除了。……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的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注7）

拥护前期——列宁时期，也就是拥护苏联立国之初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否定苏联后期——斯大林独裁专制时期。

从而，陈独秀最后又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1）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364-367页。

（2） 《给西流的信》（1940扶9月），载《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6-199页。

（3） 《我的根本意见》第七条，载《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04页；《给S和H的信》，全上，第209页。

（4） 《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09页。S是孙湛伊，H是胡秋原。

（5） 郑学稼《陈独秀传》中的影印件。台湾版。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7） 《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