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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的见解——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有感

发表日期：2008年6月18日作者：姚金果【编辑录入：teng】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写作于1942年5月13日，这是陈独秀生前最后一篇政论性文章。同一天，陈独秀还写了给何之瑜的信，信中说，《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是此前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这三篇文章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之笔。14天后，即5月27日，陈独秀便不幸离开了人世。这篇绝笔之作、"画龙点睛"之作，究竟表达了陈独秀怎样的观点？换句话说，陈独秀在临终之前对社会主义究竟有怎样的见解？透过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了解他内心深处最后的思考，了解他对社会主义最后的理解。
    对劳苦大众充满人性关怀的陈独秀，在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他所同情的人群已经超越了国界，这也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群体所共同经历的意识的升华。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陈独秀的灵魂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身在政治圈之内还是之外，他都坚守着这份感情，为改变弱小群体的命运探索着、奋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仍然在关心着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这种"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无私而博大的精神追求，烘托出陈独秀永远不能泯灭的高尚的人格魅力。
    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
    第一，民族解放斗争是进步的事业，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联合起来，争得社会主义前途，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陈独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但是，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不能限制在一国之内，否则就没有前途。这是因为：首先，就国内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在举国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方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饥寒困苦"；而要清除这些现象，又会落一个"破坏了一致对外民族阵线"的罪名。其次，就国际而言，在"各派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被压迫民族单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赶走了这个帝国主义，还会跑来那个帝国主义，"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而已。那么，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又在哪里？陈独秀明确指出："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使自然解放了。"
    第二，被压迫民族能够争取到社会主义前途。陈独秀批驳了落后民族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陈独秀提出，"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已经由殖民政策转变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在经济愈来愈全球化的情况下，政治也必然愈来愈全球化。陈独秀设想，"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便不会出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这当然是不平等的合作，但它导致的结果便是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结集"。陈独秀坚信，国际集团化的趋势是世界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因此，"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第三，解放被压迫民族是社会主义的天然使命。陈独秀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陈独秀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成功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不仅如果，革命成功后，还废除了沙皇俄国与被压迫民族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从而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使苏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第四，民族利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违背了这个原则，只强调民族利益，"以民族政策自限"，那么就"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陈独秀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更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苏联与德国之间谁胜谁输的形势还很不明朗。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才刚刚度过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国共两个战场都还在同日军侵略者进行着艰苦的搏斗。陈独秀虽身在江津一个乡村的石墙院，且身患重病，却牵挂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他以自己纯朴的然而又是异常执着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探索着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未来的命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确实令我们后人钦佩至止。
    然而，陈独秀毕竟远离政治中心，而他所看到的材料又有限，因此不可能对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预测，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而科学的研究。在他的文章中，还是能看出一些偏颇之处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民族利益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上。笔者在这里试作一分析。
    第一，陈独秀将苏联分为"前期苏联"和"后期苏联"，认为列宁领导的"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斯大林领导的"后期苏联"是"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其实，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也并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完全舍弃民族利益的。1920年至1924年的中国建交谈判之所以非常艰难，主要是在围绕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中苏两国存在争论。苏联为了不放弃中东路利益、为了促使外蒙独立，使出许多招数迫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国政府虽然不想就范，但在内外强大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妥协了。尽管当时双方约定：关于中东路问题，再开会另议；关于外蒙问题，苏联可择时撤军，但结果却是：苏联掌握了中东路的最高领导权；外蒙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完全相信苏俄领导人关于无意占领外蒙的说法。蔡和森指出，苏俄无意占领外蒙古，之所以不肯轻易撤退红军，是因为红军一旦撤退，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将资助白党（即反对苏维埃的旧帝制党）以遂其反革命的阴谋。陈独秀也多次撰文，针对一些中外报刊说苏俄不从外蒙古撤兵是对中国的侵略的说法，他断言："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侵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 。
    然而，当陈独秀于1922年11月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才了解到苏俄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外蒙独立。这与苏俄无意占领外蒙的说法，显然是相悖的。但他仍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理解，不仅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在谈到"对俄外交"问题时则这样表示："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在"蒙古问题"上，他表示："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陈独秀认为，与其让外蒙人民在北京政府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遭受痛苦，还不如让外蒙独立，使外蒙人民在革命党领导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显然是他支持外蒙独立最深层的思想基础。
    与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一样，陈独秀是完成抛却了自已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外蒙问题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1924年5月的最后一天，《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终于由谈判双方签字。《协议》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方声明一俟有关撤退驻外蒙苏军问题在中苏会议中商定，即将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这又引起了陈独秀对外蒙人民命运的担心。他认为，从中俄外交而论，"俄国撤退驻蒙兵，承认蒙古是中国之领土，都是应该的"；但对于外蒙人民而论，"第一不幸是中国犹在极横暴不法的军阀统治之下，决不会有丝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观念"，如果中国政府派兵收蒙，"可怜素受中国军队凌虐的库伦市民，才平安了数年，现在又要重逢浩劫"；"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还有与平民对抗的旧势力王公喇嘛等特权阶级存在，……本来天天在那里做中国军阀扶助他们复辟的梦，现在他们的梦却真有实现的希望"，因此，"中国及俄国有理想的平民，对于这件事似乎都不能对岸观火"。
    可见，出于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纯真而美好的理解，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陈独秀考虑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问题。直到他去世时，这种纯真而美好的理解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不能苛求于陈独秀。实际上，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时碰到的一个难解的方程。直到邓小平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他才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解析出正确的答案。
    第二，陈独秀（不仅是上世纪40年代的陈独秀，21世纪的今天仍有人有这样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奉行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产生矛盾时，应该放弃民族利益，选择世界革命利益。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根据"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时，苏联应该"全力援助中国"，包括领导中国抗战和出兵参加对日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苏联不应该为自己民族利益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陈独秀认为，在亚洲，由于苏联没有同中国并肩作战，结果使日本不仅轻易地占领了中国的重要城市，甚至横行到了南洋。在欧洲，当德军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的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便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苏联妥协的结果是害人又害己，"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
在这里，陈独秀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自身的民族利益放在了对立的两个方面。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以解放天下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已任，应该不计代价地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其实，有陈独秀这种理解的共产党人并不在少数，而且不仅仅是陈独秀那个时代的人。截止上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也是这样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还相当落后，人民生活还极不富裕的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一些贫困的社会主义小国。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中一些人对中苏关系史上一些牵涉到双方利益的条约和事件，仍不能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给予评价。
    单就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的态度而言。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政府通过这个条约不仅得到苏联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军事和技术援助。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达到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出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战死在中国。如果按照陈独秀的理解，苏联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无代价的，而不以条约和贷款的方式来援助中国。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绝对化的理解。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不同之点，在于社会主义不主张对别国实行侵略政策，而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主张只顾自己民族利益，而主张援助一切需要援助的国家。但是，国家的职责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任何统治者都应该也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侵略别国，但也不应该为了别国的安危而伤及自身的利益。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是围绕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体。离开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离开了国家利益，任何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然损害到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所以列宁指出："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在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失误和教训，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提出，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应"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这就是说，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要在国际交往中积极稳妥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样，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决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继邓小平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准确指出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仍是"国家利益"，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胡锦涛十分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对外交往"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 。
    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国际关系的不断改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也由此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贸易、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领域愈来愈发挥着积极作用。由中国倡导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方式和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等主张，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对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中国在国际事务的积极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已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所以邓小平曾骄傲地宣布：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中，"中国算一极"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对外经贸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经营体制。对外经济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行使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责，对于世界上遭受战争破坏和灾荒的国家给予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无私援助。中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决维护和不断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才能不断为全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
     读陈独秀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议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思考，分析他的见解的正确与不足，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从中看到时代的变迁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就向陈独秀学习他博大无私的爱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一方面，我们不要苛求于陈独秀，因为他的生命结束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不可能摆脱对社会主义的最纯真最传统的理解。而我从中得到的启示则是：只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学术研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