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看相的说法。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

我们来看这张脸孔：国字脸，高额头，大眼睛，长鼻梁、宽嘴巴。无论是那个角度看来，这是一个好面相。若为武人，非当世良将，即乱世雄贼，若为文人，非大圣大贤，即大奸大恶。

不好的是耳朵和眉毛，在中国人的思想里。耳垂小的是无福之人，眉毛短的是少寿之人。

无福少寿对中国人而言绝对是最大的不幸，但这绝不影响一个人成为枭雄，一句话，拥有这样面相的人绝非池中之物，必将掀起滔天巨浪。

所以，当陈独秀刚刚降生的时候，颇懂堪舆之学的祖父摸着他后脑凸起的“反骨”，便说，这个人“不成龙，变成妖”，稍稍长大，叛逆的要命，老是闯祸。但是唯一的优点是读书异常聪慧，过目不忘。

父亲早丧，祖父便承担其抚养的义务。祖父严厉异常，陈独秀一闯祸就打，但是陈独秀从来都倔强咬牙，不吭一声，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

祖父希望他走中国人传统的科举之路，所以在很早，陈独秀就考取了秀才，但就到此为止，秀才成为他的最高学历。17岁，他就成为清政府的通缉对象，原因是写了一些不该写的文章。

这样的场景我们在中国的很多历史时期都可以看到，即使在辉煌的康乾盛世也难以避免，更别说在这个乱糟糟的中国末世。

还好，那个时代出路还很多，去日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孙中山被通缉，康有为被通缉，梁启超被通缉，他们都把这个一水之隔的国家当作自己的避风港湾。一个曾经让我们咬牙痛恨的国家收留了这个国家抛弃的子民。

不安分的人就是不安分，到了异国他乡也不会收敛的，即使，他是以逃命的身份到日本的。1903年，陈独秀冲进了一个到日本公干的大清官员下榻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代表大清的辫子。

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陈独秀走的何其艰难。

文人的想法总是很简单也很理想化的，就如当初弃医从文的孙中山和鲁迅。所不同的是，陈独秀一开始就没想到要去医治国人的身体。他的祖父依然健在，但在自己眼中是无可救药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比鲁迅和孙中山更高的层面上。

他追随孙中山，但绝对不表示赞同孙中山。辛亥革命的虎头蛇尾让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他写了一篇现在看来我都钦佩不已的文章——《除三害》，陈独秀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入木三分，堪比当年韩非之《五蠹》。

我的钦佩是有理由的。这个道理直到十余年后孙中山才认识到。并且，这个道理几乎是永不过时的。你若想当政客，你就认识不到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多聪明的脑袋，恰恰被具有反骨的陈大头给想到了的理由。

他是性情中人，自然做性情之事，说话做事素来不知变通，因此当他后来掌握一个政党的时候，就显示出他不具备一个政客的素质。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既被共产党排挤，又被国民党嫉恨的人，仅此一人。

政客是要善于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这一点他不行，想想，一个秀才学历的人竟然要当过教育部长又是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他屋外坐在小凳子等了一个多小时，而他自己的理由竟然是——要午睡。这样的事情都不知变通，他凭什么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暗流中做到全身而退。

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在1914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独秀”，多孤傲啊！“独秀”意味着要和这个世俗告别，意味着自己将要孤独的走完自己的道路，他要用这个名字开始自己最辉煌的盗火生涯。

这火种叫“民主、科学”。

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窒息了中国的一切，整个中国像一盘发着恶臭的死水，到了20世纪的时候已经连波纹都翻不起了。

如果说，20世纪初的中国需要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民主和科学。这个答案现在很多人能够回答，但是，那个时候，能回答的只有寥寥数人。陈独秀是最早作出回答的。

北大有了蔡元培，中国才算得上有了正真大学，蔡元培请了陈独秀，中国才算得上有了正真的思想中心。那个时候的北大，即使有了同样桀骜不驯的鲁迅，学识渊博的胡适，学贯中西的李大钊，论思想影响力，无人能出陈独秀之右。

作为北大著名教授，你能想到的是鲁迅一席长袍，胡适的衣冠楚楚，你是绝对想不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当他得知700多学生被当局逮捕的时候。41岁的陈独秀，独自登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风云满袖，面对下面千百观众，振臂高呼，散发传单。即使连对北洋军阀当局大加鞭挞的鲁迅都认为这个举动太出格了，认为有失风度。一个教授怎能如此不顾形象呢？陈独秀却说，一个书生，漠视世界事实的就是旧式书生，为冷血动物，不是二十世纪新青年。

听啊，他称自己为新青年，尽管已经不再年轻，他依然以新青年自居，仿佛还是那个拿着剪刀的冲动青年，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激情澎湃，不能自抑。每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不禁血液沸腾，热泪盈眶。

所以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把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选为第一领导人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奇怪了。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选陈独秀，固然有肯定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方面的功绩，但是，谁又能排除不是为了他无人不晓的名气呢？

但是，当陈独秀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却惊愕了。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岂是这个“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的。此刻，自己盗取过来的民主，最后到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命运。

貌似最为冠冕堂皇的民主，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让这个要独秀于世界的人感觉到了当初普鲁米修斯的心情了。

1924年国共合作，很多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当国民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的时候，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因为党的经验不足，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所以多次反对国共合作尤其反对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名党，但都被共产国际的指令粗暴的压下去。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公然发表公开信，要退出国民党。断绝和国民党的合作，但是还是被共产国际干预了，最后一次避免厄运的机会就错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两次反革命屠杀，几乎是灭顶之灾，血雨腥风的年代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拿起了武器。同时，开始了反思。反思的结果是，陈独秀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苦笑了。理由大家都知道，就是至今也无法让人信服的一个借口：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主义。

好深奥啊，深奥的让人不得不信服。

功劳是组织的，错误是个人的，真是岂有此理。

早期民主祭坛上的替罪羔羊，这是陈独秀的最后下场。一个盗火者，盗来神火，烧了自己。

从此，中国最早的民主主义者，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接下来，我要以相当沉重的口气来说了。从此以后啊……

这是他后来的生活：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当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而国民党的报纸《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二是做一些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1942年5月27日一个风雨之夜，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享年63岁。

死后的一些事情。还是值得说的——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我在犹豫是否要对这个故旧打引号），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
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
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唉！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么大度呢？我们宁愿要活着的凡人，不要死了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