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山皖水间，有一条山脉自西向东绵延15公里，面积约120余平方公里，屹立于安庆、怀宁、桐城一带，蜿蜒起伏，雄伟壮观，层峦叠嶂，宛如蛟龙，因而得名“龙山”，当地人称之为“大龙山”。龙山有92峰、82岩、72岭、62洞、36壑、108奇石，还有乌龙溪、白龙溪、黄龙溪、赤龙溪四大溪流和六条瀑布。龙山四面环水，山中有龙泉直通长江。它与擎天一柱——天柱山遥遥相对。龙山与皖水间有一山名为“独秀山”。一代领袖陈独秀就生长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他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挥舞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将“革新”的种子播洒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将“新文化、新思想”写上了历史辉煌的一页。 

 陈独秀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的母亲能干而又慈爱。他的祖父教他从小修习四书五经，认为他聪颖过人，对他管教非常严厉，向乡人评价他：“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后来，他果真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他学贯中西，文化功底深厚，散文、诗歌、书法等俱佳，精通法语、日语和英语。1896年，陈独秀17岁便考中秀才。1898年他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1903年，他留学日本，后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目光前瞻，思想新锐，坚强勇敢。留学日本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煜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煜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1904年，陈独秀创编《安徽俗话报》，继而创办了数十种报刊，他曾自豪地说“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呼号，唤醒国民革新思想意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主张“为文有物”。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成为《新青年》，发表《敬告青年》，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7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他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充满青春活力和书生意气，毕生以“新青年”自居。 

 陈独秀十分注重教育，他主张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教育，曾撰文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他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启发式”教学。 

他教育子女时，着重培养他们的自主、自立能力。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延年和乔年从老家安庆接出。当时，延年17岁，乔年13岁，独秀不让小兄弟俩与自己同吃同住，享受主编公子的特权，而是让他们睡在下属发行部门的地板上，白天出外打工，自食其力，饿了就咬大饼，渴了就喝生水，夜晚燃灯苦读。继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独秀向赞化剖析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生于忧患，后来都成长为优秀的革命青年。兄弟俩曾一道留学法国、苏联。都是先加入法共，而后转为中共。延年曾任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浙省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早期的红色风云人物。延年的个性，就是其父的叛逆基因、底层的艰苦体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情愫、广州的骄阳、热浪和木棉树花的链接。延年为了深入人力车夫，时常破衣赤膊，和他们一起上街拉黄包车，挣来的钱，也一文不留，统统交给工友。延年既具有亲和力，又具有感召力。1925年春，乔年奉命作李大钊的助手。乔年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但处事已颇为老练，斗争尤为坚决，深得大钊先生的器重。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五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独秀一门，父子三人在“五大”时，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独秀不仅拥有君子的胸襟和诗人的情怀，还拥有侠骨雄风与雄辩口才，他性格率真，为人处事光明磊落。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虽与陈独秀有政治歧异，却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风范和奋斗精神，他曾评价：“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而令人最不能忘的是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

他先后五次被捕入狱。他的每一次被捕都牵动着国人的心，引起国内外的一片哗然，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致电声援，要求无条件释放他。第一次，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白话文的倡导者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第四次，1932年10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认为“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

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辩护状》成了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之为法学系的教材。

陈独秀在革命生涯中不仅痛失了杰出的战友李大钊等，还痛失了两位优秀的儿子和一女、一孙，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身心摧残。然而，他获得了人间的真爱，亲人爱他，乡人爱他，国人爱他；淑女爱他，才女爱他，侠女也爱他。他的发妻高晓兰自从嫁到陈家，30多年足不出户，服侍公婆，抚育儿女。他的第二个妻子高君曼帮他编辑出版报刊。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比他小29岁，在他最凄苦的晚年岁月，照料他的生活，鼓励他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帮他磨墨撰写《独秀文存》、《小学识字教本》等著作。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从老家安庆来到四川江津，陪同在他身边，并尊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潘兰珍为母亲，松年的子女们也尊称她为奶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世。由于战乱，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只好把自己的祖母和父亲暂时安葬在江津，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让陈独秀长眠于龙山皖水间。

    一颗巨星陨落，而他“革新”的思想光芒万丈，他“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中华大地上猎猎飘扬，他的“教育”观念启迪人心，他人性的光辉闪耀在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