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决定话语，任何政治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生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斗争的过程，这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此过程中，话语权的转换真实地反映出了权力的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过程中，党内的权力斗争集中反映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内派”之间围绕革命话语的争执与分歧。“国际派”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党内的话语权，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既有共产国际在背后的强有力支持，也获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因此，拥有了法理权威，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在这一点上，“国际派”表现的非常“抢眼”。一是在革命理论上，炮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城市中心道路”理论，动辄以“苏联如何如何”、“共产国际如何如何”来抵制和打压一切其他派别，更是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诬蔑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革命实践中，全面推行“俄化”路线，幻想祛除一切非俄的传统的因素，包括思想和文化，使“苏维埃”成为革命的唯一符号标识。在“国际派”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苏俄（苏联）是同面异体的关系，现实苏俄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苏俄的经验。然而，这种俄式话语的复制不仅不能维护中国党自身的权威性，相反却使党这一整个群体主动沦落为他党的一只“鹦鹉”或一台“留声机”。“国际派”尽管拥有在党内的话语权，但是这种话语却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初衷谬之千里。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苏维埃”身体政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殖民化，使中国在力图摆脱西方殖民化的同时完全依附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被殖民”。对此，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黄金麟指出：“1928年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不但从根放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实践思惟，改采体用皆为苏联版本的发展路径，同时更特别的是，它试图以一个强力的自我殖民来达到去殖民的效用。”这种悖论性的话语反映在理论上是相当幼稚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于说要把中国复制成一个俄国。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丧失民族性的新殖民话语居然能在党内占据主流，并在事实层面上得以实践，除了权力这一强大推力在起作用，实在找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国内派”的崛起对消解“苏维埃”话语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至关重要。这一过程同样伴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国内派”和“国际派”之间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甚至“国际派”还要稍微强大一些。以党的高层为例，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但在政治局中，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原“国际派”元老仍然位居要职，毛泽东虽然在该次会议上重新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并被纳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但党的最高领导权和军事领导权却掌握在张闻天和王稼祥手中。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三位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后，使党内的权力格局再次变得复杂化。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想当然地要夺取党内的最高领导权。为此，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开始了全面夺权。一是假借传达国际指示，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张闻天。在《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中，王明严厉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在两党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只会吓走同盟军；他反对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宣传与指责，反对提出“改造政权机构”、“改造旧军队”，主张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把特区变成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要求八路军统一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他还特别指出，不懂得统一战线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强调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这些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内多数人的意见。然而，由于王明说是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季米脱（特）洛夫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地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同一天，在未经政治局多数同意的情况下，王明突然抛出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拟好了一份参加七大会议的名单，决定由毛泽东、王明、赵容（康生）、张闻天和陈云负责七大的组织领导工作，毛泽东任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任准备委员会书记。这实际上是要利用即将召开的七大改组政治局，目的是架空毛泽东。针对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挑衅，毛泽东虽然作了辩白和解释， 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张国焘的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显然十分被动，以至于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二是假借斯大林反“托派”坚决反对陈独秀回到党内。陈独秀尽管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但因其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上的卓越贡献，其影响力在党内乃至全中国仍然是非同寻常的。王明当然不敢对之小觑。在会上，针对毛泽东与陈独秀洽谈合作抗日的问题，王明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王明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的反驳，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为了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王明和康生沆瀣一气，在其控制的《新华日报》、《解放》和其他一些党刊上，大肆污蔑陈独秀是所谓“汉奸”、“日本间谍”，制造了党的历史上一桩不光彩的莫须有罪状。也正是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陈独秀，使之遗憾地终身成为党外反对派。王明利用12月政治局会议搅乱了党刚刚趋于平稳的政治局面，其企图十分明显——既要给毛泽东这个党内新权威泼一盆冷水，也要彻底“打倒”陈独秀这个老权威。

在王明自以为可以重新掌控党权之时，王稼祥在1938年7、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要求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无异于直接宣判王明在争夺党的领导权上的失败。正是这一指示精神为毛泽东获取党的最高领导权提供了转机。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因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实际最高地位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博得了全党一致的认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运动，大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威。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也继列宁、斯大林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符号标识。

由王明和毛泽东之间关于“权力——话语”的事实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仅仅依靠强权所维系的话语，并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要使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除了有权力作后盾外，话语本身必须具有科学性，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从党的意志提升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除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威外，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更好的理论和话语能够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