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市中共党史学会第四次“资深专家论坛”，以“陈独秀与社会主义”为题，本市党史学界任建树、唐培吉、郭绪印等著名资深专家及中青年学者30余人到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建树研究员在《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中指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两次说到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得到的，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希特勒党徒妄图消灭的正是这不彻底的民主制，我们要保护民主制，坚决消灭法西斯。他看到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最早在1933年开始不相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独裁与民主水火不容。此后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是国内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从社会制度方面批判斯大林、批评苏联的人；他提出无产阶级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认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施范围比资产阶级的要广大得多；在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他指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没有民主制作为官僚制的消毒素，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郭绪印教授在《评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发言中，通过对陈独秀原始著作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第一，陈独秀不但在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中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在党的“二大”、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中，都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因而他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二，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是研究者对其思想的歪曲理解或断章取义的结果。实际上陈独秀是反对“二次革命论”的。第三，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自然应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是采用一种经济制度而禁绝其余一切。他提出应当有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实际上等同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很了不起的。第四，陈独秀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与邓小平的说法是一致的。第五，陈独秀对斯大林专制方面的批评，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将斯大林的“格柏乌政治”与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相提并论，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陈独秀晚年比较多地强调了民主问题，对于法制问题，论述的不够多。他晚年仍然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科学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孙其明教授在《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中指出，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普遍真实的价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如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样，也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且实施的范围应当更广泛，否则便是假民主、真专制。他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堪称“远见卓识”。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苏联反民主弊病的暴露，冲击了他头脑中原有的传统观点，促使他重新思考。他能透过斯大林搞的专制独裁看出苏联问题涉及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重大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是第一人。60多年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变，凡涉及到民主政治或专制独裁方面的变化都证明了陈独秀晚年看法是正确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人才开发》社长叶尚志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认为陈独秀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由其主持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陈独秀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因而以往批判陈的“二次革命论”是很荒谬的。他主张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在陈独秀的头上，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虽有对的地方，但总的来讲是错误的。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政治系齐卫平教授不同意陈独秀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的说法，认为最起码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陈独秀第一次讲到社会主义是在1915年，但此时讲的是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在《国庆纪念价值》一文中，陈独秀才正式表达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可见，最起码李大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时间要早于陈独秀。另外，也不赞成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说法。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洪小夏教授在《陈独秀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言中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陈独秀早年曾热烈讴歌社会主义和民主，主张通过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才能求得中国政治的改革，并建立与西方类似的民主政治。到晚年，他认为民主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主义应当是民主的；如果没有民主，就可能导致独裁；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批判，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她同意任建树关于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个批判斯大林和批评苏联第一人的说法，并补充指出，陈独秀对苏联下场的预测和批判在国际工运史上几乎是最早的，极富预见性；在没有去苏联实地考察的情况下而发表了几乎与纪德、卢森堡同样甚至更为深刻的见解，反映了他的卓识。
        上海大学历史系刘长林教授在《陈独秀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发言中认为，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明确选择社会主义理论，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的不平等、不自由，人性的扭曲，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已失去合法性。而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必须避免这种弊端，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满足这种条件，由此认同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将制度改造的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主张通过“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制度改造目标的设定带有强烈的价值认知印记。
        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唐培吉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研究陈独秀，是否可以在这五个方面取得共识：（1）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师；（2）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3）是中共主要创建人；（4）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5）是高风亮节的爱国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对陈独秀的一生认真而实事求是地研究，以揭示陈独秀的真实历史。过分将陈独秀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利于陈独秀研究的正常而深入的开展。
        另外，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菲菲在《陈独秀早期社会主义探索中对民主的理解（1919-1921）》中认为，陈独秀转向社会主义后，其民主观也随之转变，从此便在探索社会主义实践中去研究民主，并较早地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框架。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储天虎在《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认为，陈独秀虽然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帝国主义作了中国化的解说。这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