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朱蕴山
安庆市历史学会和图书馆为了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陈氏三雄”（指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的研究资料，既是图书馆馆长又是历史学会副会长的张君，决定率领李帆群、陈松年和我，于1980年4月下旬，走出安庆，沿着“三雄”的足迹，去访问部分与之关系密切的老战友、朋友、同事。
朱蕴山，安徽六安县人，曾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04年，他因受陈仲甫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反帝的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加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绑赴刑场陪斩，临危不惧，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之一。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与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关系十分密切。
在访问朱老之前，4月28日，我们先去看望了在北京工作的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史洛明（枞阳人）。她说：“朱老今年已94岁了，头脑还很清楚。你们去看他，他会很高兴的。特别是见到你（指陈松年）一定会很高兴的。”她又说：“朱老和陈独秀很有感情。”一提起陈独秀，朱老就说：“陈独秀的问题不搞清楚，我死不瞑目。”
5月3日早晨，张君接到朋友电话，说朱老答应在当天上午10点钟在他的住处接见我们，要我们准时到达。张君立即拨通了在北京工作的陈桢祥的电话。她是陈松年的侄女、陈和年的女儿，邀她一同前往。当我们跨进朱老家四合院的门口时，迎面招呼我们进入会客室的是一位中年妇女。
朱老一见到我们，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便同张君、陈松年攀谈起来。他关心地问起陈松年的生活概况，并详细地问了陈松年将其父陈独秀的棺木夹在运木材的船上，从江津运回安庆埋葬的情况。不难看出，朱老对陈独秀这位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交往近30年战友的早逝，十分惋惜和怀念。
交谈中，我望着朱老，想起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穷困潦倒时，朱老曾提着几只鸭子去看他。见陈独秀仅靠吃土豆维持生命，非常伤感。陈独秀也感慨万千，随赠朱老诗一首：
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
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容碑。
朱老手捧陈独秀的赠诗，只觉得阵阵酸楚涌上心头。1942年5月，朱老得知陈独秀逝世噩耗，于同年6月写下《挽陈仲甫诗二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化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被后人广为流传。
朱老在和陈松年的一问一答中，张君迫不及待地问朱老：“应该如何看待陈独秀的问题？”朱老停顿了一下，用微微发抖的手从茶几上抽出一块纸片，拿起笔，断断续续地写下几行字：“可惜我年老耳聋、眼花，不能多谈。但我相信他的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这张纸片，我们只瞄了一眼，就被那位女士收回折起，装进自己口袋。这一举动，凡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事后，听张君说，那位一直陪伴接见的女士，是朱老的儿媳，也是他的随从秘书。
访问刘澜涛
5月7日上午，我们一行人拜望了时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刘澜涛同志。当我们进入会客厅时，刘老早已等候在那里。一见面就亲热地说：“安庆是我流放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和安庆人民是有感情的，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当张君向部长汇报了这次到北京的任务时，刘部长点点头说：“这很好。延年和乔年都很有才华，是党内非常出色的好干部。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实在可惜。他们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当谈到陈独秀的问题时，刘老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改造，就是历史不能被改造。”接着又说，“谁改写了历史，以后还要改变过来。”并以刘少奇同志的事例为证说明了这一点。刘部长诚恳地告诫我们：“你们搞的是一个唯物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对待。”
5月的天气，阳光明媚，十分惬意。这时刘老对窗外望了一眼，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到大院里合个影留念吧！”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太好了！”于是刘老迈着稳健的步伐，率先走出客厅，众人紧随其后，在院中花圃前排成一字形，刘老儿子刘冀燕同志，举起相机，为我们拍下了这幅珍贵的照片。合影后，刘老和张君及他的儿媳丁大新在院中继续聊天。刘老虽官居要职，却那么平易近人。我情不自禁地也赶紧从提包中取出相机，为他们三人交谈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并单独为刘老拍下半身笑容可掬的照片。
这次会见，是由丁大新帮助安排的。她当时在国务院信访办一个招待所里负责。我们到北京后就住在这家招待所里。她工作很忙，但对我们这一行安庆来的老乡，不忘旧情，关怀备至，从食宿到访问，都给予大力支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不公平的批判
正当张君和我们从外地搜集“陈氏三雄”资料返回安庆，紧张而忙碌地整理资料开展工作时，一时间风云突变。张君的这一行动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以批判。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安徽的种种表现时，其中第11条就有“关于陈独秀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载于新华通讯社《大参考》第76期，上面列举了8大罪状：
1、 安庆史学会的一些同志，在筹备陈独秀讨论中做了很不慎重、很不妥当的的事。该会一位负责人多次带着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到全国各地，走访与陈独秀一起活动过的人了解情况。
2、 找托派取消派的骨干分子（指郑超麟）了解情况，对其错误言论原样照登。
3、 他们编印了1本《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当时曾被封存）。
4、 他们还准备修复陈独秀故居。
5、 征集文物，并向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和陈独秀有关系的人发出邀请，征集学术论文和资料，计划成立陈独秀研究会。
6、 在陈独秀传略中有不少攻击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言论。
7、 在安庆召开陈独秀研究会的消息传开后，有位在华的美国学者李费根，通过美驻华使馆来函与我省联系，要求参加会议。
8、 但史学会的个别同志，据说至今仍有抵触情绪（指张君）。
省委宣传部责令安庆史学会做出检查。张君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误，不同意检查。当时安庆史学会会长、原安庆市委秘书长张樾劝导说：“看风头，不检查怕过不了关。”张樾同志政治、文化修养都很高，人品又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代表史学会实事求是、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查，报省委宣传部。据张君说，这一检查被省里修改后，刊载在第24期《宣传工作》上，通报全省。为此，张君感到十分委屈。因为原来叫她和张樾组织史学会，以史学会名义搞陈独秀资料搜集、研究、筹备陈独秀研讨会等事宜，是这位负责同志，后来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旋风时，又是这位负责人，大会点名，小会批判，追求其下属责任。市公安局秉承省公安厅旨意，前后3次到张君家，追查《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的去向，特别追问资料怎么传到国外去了？经她苦苦思索，猜想是不是1981年4月参加重庆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时，作为交换资料，她散发了这本书。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自然这本资料全国各地都有流传。至于怎么流传到国外，不知其详。
至于访问郑超麟，因为他是世纪同龄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骨干分子，被史学界认为是研究党史的“活字典”。他和“陈氏三雄”当年有着密切联系。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许多专家、学者、编辑、导演都登门求教。连邓小平女儿为了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时，还专程到上海访问郑老，了解邓小平与郑超麟在欧洲留学和在中央工作期间交往的经历。为什么安庆史学会的人去访问就成了错误呢？
实事求是地说，张君这次带人到外地搜集“陈氏三雄”资料，不仅没错，相反，收获颇丰。陈独秀一生著作非常丰富，研究他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根本无力复制。但在张君一行人的努力下，还是复制了历史文献10部（篇），购进《解放周刊》影印合订本7部、《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套，访问录音资料8套，复制和拍摄陈独秀各个历史时期照片20余幅。为了查清他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政治旬刊》上的文章，我们将全部目录抄下，编印了《陈独秀文章目录索引》，供研究人员查阅，并获得陈独秀未曾发表的诗《金粉泪》56首、小说《黑天国》1篇，罕见的手迹对联1幅。还找到了林鸿暖等人最早合撰的《陈延年》一书，陈延年本人撰写的文章5篇，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研究资料，也丰富了馆藏。
节选自《回忆张君二三事》一文，原载于2009年第2期《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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