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夜：刺客列传

　　有人统计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刺客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其实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王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的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是，刺客们觉得，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就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

　　后来，再后来，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汪 伟)

　　1905：吴樾开启“暗杀时代”大幕

　　暗杀的成败系于无数细节，即便是心思最缜密的刺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更不要说功成身退了……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不乏热情和才华的年轻人，放弃“功名之念”，醉心于炸弹和暗杀？

　　记者/汪 伟

　　司马迁为刺客们留下的传记惊心动魄。2000多年前，他决定为刺客立传时，这样做是完全不符合传统历史观念的。史书从来是预留给权力和知识的——帝王、诸侯、贵族和文人是当然的主角，但司马迁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笔下，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法律、道德和情感之外的游侠和刺客，不但有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且性格鲜明，行事果断；他们的故事扣人心弦，充满了悲剧色彩。

　　对刺客的所作所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评价。注重刑律的人——如秦始皇的政治导师韩非——警惕他们对现行秩序的冲击，传统的儒家反感他们游离于主流道德标准之外的姿态，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古代的刺客和今天的恐怖分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司马迁之下，没人能否定暗杀行动背后所隐含的人性光辉。珍惜生命毕竟是人类的本能，刺客们却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拼死一击，牺牲自我，而且通常并不是为了个人目的。不管行动成败如何，刺客们表现出了人性中勇敢、无私、果断、隐忍的一面。

　　司马迁笔下的荆轲永远是中国刺客模仿的对象。不仅冷兵器时代如此，炸弹和手枪成为主要暗杀手段的20世纪，也仍然是这样。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长江中游一个普通的小城市，距离繁华的南京很近，与浙江也有着地理上的紧密关联——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经猜到了的坏消息：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

　　江风吹过小城——芜湖被两条江所环抱，城中还有一山一湖，但陈独秀却没有感受到江南的温柔之意，在城中著名米市边上，他踯躅再踯躅，在踯躅之余饮酒，于酒酣耳热之际，想起和朋友在一起的光景。往事历历在目，诗人不禁被悲凉的情绪所包围：

　　伯先京口夸醇酒，

　　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

　　碎身直捣虎狼秦。

　　伯先和孟侠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后者指的就是吴樾。在诗中，陈独秀明确地将吴樾比作荆轲。“碎身”云云，并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荆轲行刺时，先被秦王一剑砍断了大腿，接着被削去了几根指头，最后的下场是被秦宫的卫士剁成了肉泥——这似乎是刺客的终极宿命：吴樾的身体也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烂了。

　　陈独秀怀念吴樾的诗句，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浙江人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是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

　　因为这群人的存在，暗杀行动不会因为一次失手而终止。他们也不会认为暗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方案。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是，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就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

　　在刺客及其预备队看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刺客们将前仆后继。吴樾的失败只是揭开了一个暗杀时代的大幕。

　　刺客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27年。2132年后的9月，26岁的安徽人吴樾秘密潜入了北京。他住进一家小旅馆，联络城内同志，前往北京火车站勘察地形，谋划暗杀的种种细节。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五大臣出洋，名义目标是考察学习，以资政改，其实，经过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和日俄战争，以及这些事件引发的长年累月的政治辩论，政改路线图早已成形，实行君主立宪已经成了唯一选择。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消息一放出，就成了朝廷准备改革的活广告。五大臣中有满人，也有汉人，大多口碑不差，向来被视作朝中的改革派。他们一动身，就是为了昭示中外舆论，意在表明紫禁城内的改革决心。

　　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火车站位于正阳门外，距离紫禁城不过一箭之遥，五大臣预定动身时间是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出发之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谁也没想到，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吴樾都更应该是个暗杀的理论家，而不是实践者。他遗留下一张照片，看上去样貌普通，尽管很年轻，但绝非头角峥嵘、锋芒毕露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桐城距离江城安庆——安徽的首府——不远，在整个清代都以文化昌盛而著称。桐城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出过一些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们的散文风格风靡100多年，影响十分深远。最后一个桐城派的散文大家吴汝伦是吴樾的同族，按照辈分，吴樾应称吴汝伦为叔父。这位族叔显达一时，但吴樾的家庭却很贫困。吴樾在后来的自述中说，他8岁就失去了母亲，真正抚养他的是他的二哥，但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兄长也去世了。吴樾的父亲在外地担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官职去做商人——这种转变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吴家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吴樾回忆说，父亲“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

　　吴樾的青年时代和大多数官宦家庭的后代无异，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13岁开始致力于科举考试，但似乎并不擅长此道，科举之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吴樾连考7年秀才不中，从来没有得到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功名。21岁时，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从此绝意于科举。两年后他到南京找事做，同样不顺，最后只好孤身北上，到保定去寻找机会。

　　在中国古代，游宦在外的官员有为同族晚辈谋出路的义务。吴樾离开家乡到北方之后，因吴汝伦出力，他先入保定的两江公学读书，随后考进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两江在清代指的是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份。从字面意思看，这所学校是苏、皖、赣三省在保定的同乡集资建立的，目的是为同乡子弟提供一个受教育的场所。

　　吴樾在保定接触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官即幕”，以致他也忍不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传统上，官员都是取得了功名的读书人，而他们的幕僚要么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要么是家境贫寒的候补官员。19世纪中期之后，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出身于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就是一例。社会上普遍将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这种新式学堂作为一种进身之阶，对吴樾这种出身的年轻人来说，有“功名之念”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时代的潮流却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在赴北京实施暗杀前半年，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先是在康梁的影响下，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变成立宪主义者；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转变如此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完，他就接受了其中宣传的主义。

　　现场

　　暗杀的成败系于无数细节，即便是心思最缜密的刺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更不要说功成身退了。所以，无论成败，暗杀的结局必定是一场悲剧。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不乏热情和才华的年轻人，放弃“功名之念”，醉心于炸弹和暗杀？

　　暗杀的历史几乎和政治的历史一样长，但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刺客性格对暗杀行动的影响。刺客并不是军人，更不是职业的杀人专家。他们只是些普通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往往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杀人。

　　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遭遇过某种创伤经历的人，显然更容易做出激烈危险的举动。这通常也符合暗杀者的特征。接连失去母亲和兄长的经历，贫困的生活和一连串的失败，对吴樾的性格肯定有某种影响——也许这让他比一般人更勇于面对死亡。

　　自从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吴樾不再考虑辛苦而前途难测的寻常生活。按照惯例，吴樾早早成了家，并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则过着一种近乎浪游的生活。1903年，他曾和安徽籍的同学一路由北而南，旅行至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陈独秀。没有资料显示吴樾曾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他个人的自述中也完全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吴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加入了若干秘密会社，与安徽和浙江的会党都有联系，其中一些人——比如陈天华、陈独秀——是他的挚友，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生平。

　　吴樾交待，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然而，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

　　吴樾心目中的暗杀对象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包括慈禧太后，但五大臣并不在其内。吴樾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刺的对象，是时任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的铁良。在他看来，铁良对汉族的危害甚于慈禧太后。铁良是满族亲贵中的能臣，代表了异族统治的利益、责任感和能力。这种人存在意味着汉族人黑暗的未来。吴樾认为，相比起刺杀慈禧太后，接近铁良的机会要多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1904年冬到第二年春，他两次试图暗杀铁良，都没有成功。1905年夏，他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也是为寻找接近铁良的机会。

　　在北京，吴樾住在桐城会馆里。家乡人都以为这个年轻人来京城是为了考学。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吴樾给人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难以接近；据说他可以和一般的熟人对坐终日而一言不发——这使他看上去让人捉摸不定。

　　刺杀目标从铁良变成五大臣，有点出人意料，但细一想，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民族主义者吴樾反对任何可能延长清朝统治的措施——不管是新政还是立宪。

　　同志们并不都同意吴樾激进的立场。很多人对立宪抱有期待。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不少同志不以为然，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

　　1900年代的暗杀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有人参加暗杀团，并不代表他真的会参加暗杀。暗杀团里的人际关系松散，没人会命令别人去当刺客，即使有这样的命令，别人也未必会服从——相反，决定刺客人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明确地拒绝参加。拒绝执行任务的原因可能是观念分歧，但也可能是出于害怕。一些拒绝出任务的暗杀团员如鲁迅，则解释说，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因此不能从事这种自杀性的工作。

　　但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行动准备时间很长，可能有几个月之久。这期间，吴樾还曾返回安徽去安置家小。

　　吴樾的遗著里有他写给妻子的遗书，提到他的妻子身材矮小而健康状况不佳，但仅凭遗书无法推断他和妻子的关系是好是坏。另一个革命党人林觉民几年后写给妻子的遗书凄切动人，颇具文学色彩，相比之下，吴樾写家书时的笔调要平淡得多。他在信中写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但基本上属于哲学探讨，而不是在表达感情。他甚至没有交待后事。这趟旅行心事沉重，吴樾没有待多久就离开了家乡，他取道芜湖和保定，于1905年夏天回到了北京。

　　五大臣出发这天，正阳门车站内外人很多，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称作“花车”，非常醒目。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登上列车，然后拎着包袱向花车靠近，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在花车的门口，吴樾被卫兵所阻，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吴樾当场被炸死，另有两人死亡。五大臣仅受了轻伤。

　　吴樾事败身死，遗骸被带往家乡，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

　　暗杀没有就此消停，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两年后，正是在安庆，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徐锡麟的暗杀名单和吴樾的暗杀名单很近似。和吴樾一样，徐锡麟要杀这些改革派，不是他们不开明，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国家不利，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开明，是朝廷依赖的重臣，势必延长满族人的统治。

　　记者/汪 伟

　　司马迁花了六千多字，为一群亡命之徒立传，尤其细致地描写了矢志刺杀秦王的荆轲的生平和性格。为了阻止秦王嬴政吞并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荆轲决定接受燕国太子的邀请，前去刺秦。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仔细设计接近秦王的方式，但始终不能稳操胜券。众所周知，刺客面前是一条不归之路。荆轲动身赴秦的时候，燕人在易水边为他送行。他的音乐家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满座衣冠似雪。太史公说，送行者听了荆轲的歌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多年后，岳飞提笔写下悲壮的《满江红》时，“怒发冲冠”这个著名的开篇，正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不管易水之别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出于司马迁的想象，都无疑是一座文学的丰碑。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高渐离等著名刺客一样，荆轲只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最终未能逆转形势的失败者。荆轲的故事充满了不幸。政治刺客的下场总是很悲惨——他们刺杀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必定横死。但历史的讽刺却在于，借助司马迁的不朽史笔，小人物和失败者获得了不朽。200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帝国一次次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又溃散，曾经像神话一样的帝王业绩都已经灰飞烟灭，几名刺客的故事却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 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自从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条，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细节决定成败

　　长江向东南流至九江，在鄱阳湖区拐了一个深深的U形大弯，由此流向东北。安庆只是个小城，但因为坐落在九江和南京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天平天国时期，安庆是太平军拱卫南京的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1860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部湘军在距离安庆不远的太湖和怀宁两县各设一座大营，围攻安庆。双方血战数月，湘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这是战事的重要转折点。曾国荃夺取安庆之后，由这里顺江而下，进击南京，就可以与江苏的李鸿章和浙江的左宗棠互成掎角之势。4年后，曾氏兄弟终于攻进了南京。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将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研究者对徐锡麟的成功啧啧称奇。虽然同志们传说他“枪法入神”，但此事有颇多可疑之处，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杀死恩铭，并不是因为枪法好，而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绍兴是一座古城，战国时期就是越国的首都。这里上演过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到魏晋时期，绍兴得到了高度开发，变得非常繁荣，并成功地将这种繁荣保持了一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夹在通商口岸宁波和省会杭州之间，绍兴的地位才急剧下降，变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城市。

　　和吴樾的家乡桐城一样，绍兴的文风鼎盛，出过很多著名的文人。近代浙江是激进思想的摇篮。一些著名的浙江文人同时也是革命家——比如著名的章太炎(他是余杭人)，而绍兴人蔡元培考中进士之后，本来在北京的翰林院里担任编修，却做出了一个极其离经背道的举动：辞官回乡，组织会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

　　浙江文人大胆的议论和出格的举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仿效。吴樾就是章太炎的粉丝，遗书中对章太炎的担忧和期许，远胜过他对妻子的关切。徐锡麟生前的名气当然比不上这些名动全国的乡贤，但也并非默默无闻。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流传。徐锡麟的家境比吴樾好，但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他的朋友中的确有些富家子弟，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背后赞助他的革命事业。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名称是章太炎定的，意思当然是要驱除满人，光复汉族的统治。

　　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分别以浙江人、湖南人和广东人为主，1905年在日本共同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统一组织，但老会党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实际上各行其是的成分更多。兴中会的发展重点在两广，华兴会深耕两湖，光复会的人脉和动作，就主要集中在江浙，尤其集中在绍兴。

　　绍兴在浙江的重要性不及杭州和宁波，但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也要弱得多，蔡元培、章太炎都希望能够在绍兴建立一个反满的基地，作为联络会党、策动反政府暴动的中心。具体的工作就落到了徐锡麟身上，地点就在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里。

　　大通学堂创建于1905年，是一间训练兵操的民办学校。筹备时缺乏经费，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和徐锡麟准备抢劫钱庄，因为陶成章的反对而作罢，最终出钱的是徐锡麟一位有钱的朋友。为大通学堂去省城办手续的是陶成章。章太炎忽悠省城官员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团练的骨干，他们回乡后既能组织民团，一旦政府需要编练新军，还可以提供兵源，于是顺利拿到了各种许可。大通学堂学制半年，一开始招收不到学生，于是绍兴、金华、处州各地的会党纷纷前来充数。所以这所学校的纪律，向来是颇受绍兴人非议的。

　　徐锡麟办学时间不长。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通过捐官的办法，混入官场，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这个思路也很常见；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对新军的渗透很厉害——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徐锡麟的第一步是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冬天，徐锡麟带着家眷和一批学生抵达日本横滨，浙江籍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迎接，孰料他已经在神户上了岸。鲁迅把这段故事写进了《范爱农》一文。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负责为老师保管行李，过海关的时候，日本海关官员从行李中检出一双绣花鞋——鲁迅不知道这是徐锡麟太太的衣物，以为范爱农有怪癖，心里很是不满。

　　徐锡麟由神户乘车到东京，秋瑾在东京等候他们。秋瑾留给后世的形象是英风爽烈的“女侠”形象，却对徐锡麟夫妇却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他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就像在异国他乡重逢的邻家小妹。

　　徐锡麟在日本投考军事学校，但没有被录取，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近视。他进过几所短期学校，先是学习日语，后来学习警察知识，但时间都不长，中间还因事回国一趟，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半年时间——这段镀金的经历至关重要。回国后，徐锡麟用朋友资助的钱捐了个道台。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是徐家的亲戚，把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的监督。

　　1906年，秋瑾步徐锡麟后尘回到国内，1907年初，徐锡麟带着两名学生赴安徽上任，走前将大通学堂托付给秋瑾，请她整顿学校的秩序。此后，安庆和绍兴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于当年夏天(农历五月)，由徐锡麟刺杀恩铭，然后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会党同时起事。

　　计划漏洞百出。浙江各地的会党根本无法协调行动。预定日期未到，好几个地方的会党蠢蠢欲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觉，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查办此事，拿到的名单上不但有浙江党人，连打入安徽内部的党人姓名也在其中——其中就有徐锡麟本人，只不过用的是假名。

　　恩铭死于不慎，也死于对部下的信任——他居然把这份名单又交给了徐锡麟，让他主持查办。事已至此，徐锡麟来不及与秋瑾商议，仓促发动了暗杀。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恩铭前往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 徐锡麟发表演讲后，和两名随从掏出枪，对着恩铭一番攒射。

　　重伤恩铭后，徐锡麟按计划带领学生前去占领军械库，但到了军械库，发现枪炮都不能使用。清军将他们包围起来，徐锡麟抵抗一阵后被俘。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在口供中说，他想杀的满人有恩铭、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满族中主张新政的当权派和改革派。徐锡麟的暗杀名单和吴樾的暗杀名单很近似。和吴樾一样，徐锡麟要杀这些改革派，不是他们不开明，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国家不利，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开明，是朝廷依赖的重臣，势必延长满族人的统治。和吴樾一样，徐锡麟是个民族主义者——说汉族主义者当然更准确一些。

　　徐锡麟在安庆被捕，旋即被杀，恩铭的卫兵和侍妾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心和肝。在遥远的绍兴，秋瑾没能成功地发动暴动。徐锡麟的死讯传到绍兴之后，秋瑾的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几次为她安排了出走的路线，但秋瑾不为所动。她默默坐在大通学堂里，一动不动，坐等官兵破门而入，将她捕获。第二天，秋瑾被杀于绍兴轩亭口——如果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话，她一定有很多话要和徐锡麟讲。

汪精卫

　　记者/汪 伟

　　前仆后继的暗杀是有效果的。恩铭没有当场被射死，但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而亡；端方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逃过一劫，但仍不免于辛亥革命后的军变——1911年，他带着一标武昌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走到半路上，楚望台一声枪响，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砍掉了他的头；良弼和端方一样，多年来是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良弼和铁良组织宗社党，试图掣肘袁世凯——终于还是死在了革命党人的炸弹之下。暗杀者彭家珍，四川人，在良弼的家门口连放两颗炸弹，自己当场身亡，良弼和恩铭一样，伤重不治。吴樾和徐锡麟的暗杀名单上，只有铁良逃过了炸弹和手枪，辛亥革命后逃到天津做寓公，得享天年。

　　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呼应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动。吴樾暗杀五大臣之下，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发动的暴动，规模较大的就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秋瑾和徐锡麟未遂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1908年，安庆的新军再次起义，1909年，广州的新军暴动，到1911年4月，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和暗杀一样，历史学家从来不会高估暴动的军事价值，但暗杀和暴动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经久不息的对抗现行秩序的暴力行动，制造了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暴力活动显然存在彼此呼应、互相影响的关系。每当起义前景大好，暗杀就不是最优的选择，每当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暴动被压制，就会有人选择有轰动效应的暗杀活动。暗杀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他们为了消除内部分裂、团结同志的常用方式。

　　因为和梁启超论战而声名鹊起的汪精卫，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他提醒自己绝不要抱有这种偷懒的想法。然而他作为革命家名动天下，却是因为一起未遂的暗杀。他是这起暗杀的主谋，不但全程策划，而且准备亲自实施——可惜没有成功，否则，1910年到1945年这35年间的中国历史，很多地方恐怕都要重写。

　　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大多数人把孙中山视作革命理论家——再刻薄一点的，就难免要在理论家前加上“空头”二字了。

　　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刺。他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也许，潜意识里也不无洗刷空头理论家之讥的动机。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孙中山更加着急，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但他还是一往无前，于1909年冬天潜进了北京。

　　汪精卫谋刺的对象，一开始是庆亲王奕劻，因为难以接近，又改作贝勒载洵和载涛，还是没法下手，最后才锁定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幸免于死的载沣。此人后来成了宣统朝的摄政王，家住在什刹海边上，什刹海一端狭窄的地方只有几米宽，一座石桥沟通两岸——这座如今被酒吧包围着的小石桥，就是银锭桥。载沣每天上下朝都要从这座小桥上经过。91年前，汪精卫和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银锭桥下。

　　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亲手制作的，用的是喻培伦用夹袄从日本背回来的炸药，裹以北京铁匠打造的一枚铁壳。事后试爆，证明这枚炸弹威力惊人。用来引爆炸弹的电话线不长，汪精卫做好了和载沣同归于尽的打算。

　　埋设炸弹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晚因为动静太大，引得附近一条狗狂吠不止，第二晚所带电话线又不够，都没有成功；第三晚动手的是黄复生和喻培伦，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埋好，不远处有个人打着灯笼走过来。黄复生恐怕事情败露，让喻培伦去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自己躲在一棵树后观察。打灯笼的人到桥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样子。黄复生决定撤退。炸弹太重，带不走，于是就地挖了个坑，将炸弹埋在坑里。

　　打灯笼的人事后交代，当晚他内急了要上厕所，发现银锭桥下有挖土的痕迹，于是报了官——一起策划多时的惊天暗杀，就因为这种无厘头的原因，提前败露了。警察从炸弹上的铁壳找到铁匠，又从铁匠那里摸出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迹，最后一举将他和黄复生抓获。

　　和孙中山早期其他坚定的支持者一样，汪精卫也来自广东。汪精卫的父亲其实是浙江绍兴人，但一直在广东各地充当幕僚，所以汪精卫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在家里，汪精卫是第四个男孩，而且是庶出，尽管读书聪明，但没有证据表明父母对他特别偏爱。他在东京办报时被清廷视作潜在的乱党，于是主动和家庭断绝了关系。

　　1903年，汪精卫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日本论战时，汪精卫脱颖而出，成为激进革命和暴力排满的积极拥护者。《民报》上的论战文章，很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是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最佳阐释者——十几年后，他成为了孙中山的接班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成年后的汪精卫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相貌和风度。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浙江见到汪精卫后，胡适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一定死心塌地地爱她——汪是男人，胡也爱他。这个传说见于徐志摩的日记，即使有若干夸张的成分，相信也不会太过分。从年轻时的照片看，汪精卫的确是个美男子，但能令和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倾倒到那种程度，肯定和他的行为举止、见识谈吐都分不开。

　　1910年负责审判汪精卫谋刺一案的清朝官员——警察内城总厅厅长章宗祥和内务部尚书耆善，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个危险的刺客来。汪精卫写的自辩词乃一流的美文，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大多会将此文附在书后。被捕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相为对方开脱，都自称主谋——这是重义气的好汉重要的标志。对这两人的审判轰动一时，媒体大加渲染，北京城里尽人皆知。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流传一时，结果，汪精卫没有绝命，倒成了传奇人物。

　　暗杀有一种道德的上的价值。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人性的堕落往往是一种触目的社会景象。每当政权更替的关头，道德的约束似乎总是会先行一步宣告解体，卑怯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日益普遍。危机愈演愈烈，普通人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道德危机。从荆轲的时代到汪精卫的时代，暗杀者的初衷除了要逆转政治的进程，还普遍包含有拯救道德和秩序的理想——尽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普通人未必欣赏刺客的作为，因为他们手段激烈，往往不能为社会所容。但平民百姓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们，渲染他们的事迹，甚至把他们变成神话——也许是不由自主地服膺于刺客的自我牺牲精神。

　　常常有人假设，如果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判死刑，历史对这个人的评价会不会简单得多——这符合有历史洁癖的人士的想法。照他们看来，如果汪精卫死于1910年，历史固然会损失一篇声情并茂的总理遗嘱，但也会多一个革命烈士，少一个重量级的汉奸。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对汪精卫这样的亡命之徒，清廷不但没有处以极刑，反而刻意优待，不断笼络。位高权重的肃亲王善耆送书给汪精卫，常去狱中看他；两人议论政治，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汪精卫和黄复生坐了一年多牢。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大赦党人，两人光荣出狱，再次轰动北京。汪精卫出狱后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就这样变成了政客。

　　汪精卫出狱后，“暗杀时代”的余音仍未消散，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暗杀事件，一是彭家珍刺死良弼，一是北方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未遂，对时局都有不小的影响。和谈只是暴力的点缀，此后数十年间，暗杀仍不绝于书，但无论如何，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1912年陶成章遇刺，1913年宋教仁遇刺，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