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历史机缘，张太雷与陈独秀相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成立；稍后则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诞生，当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矛盾时，张太雷四处奔走，积极调和，进而推动了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以及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之进程。短短5年多的交往，让陈独秀与张太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

　　一

　　1920年春，为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派遣有着“中国通”之称的维经斯基偕同翻译杨明斋等人赴华进行调研，寻机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到达中国后，维经斯基一行由著名进步人士、《华北明星报》记者张太雷担任翻译，先于4月份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拜访了李大钊，后又在李大钊引荐下赴上海会见著名的民主斗士陈独秀，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

　　张太雷原名椿年，字泰来，号曾让，1898年6月17日出生，江苏武进（现属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他从小懂事努力，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优异，遂得到校长的赏识和资助。张太雷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英语课程尤为突出，奠定了其以后翻译革命报刊、与陈独秀携手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与此同时，张太雷还常常与瞿秋白、李子宽、吴南如等进步学生相聚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议论国家大事，思想进步很快。武昌起义前夕，张太雷与瞿秋白等人挥刀剪断象征封建愚昧的辫子，待辛亥革命胜利后更是上街进行革命宣传，融入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1915年秋，张太雷再接再厉，又以张曾让之名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出于对家境的考虑，后转入北洋大学法政科学习。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张太雷利用在《华北明星报》担任编辑和翻译的机会，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此后又秘密翻译马克思主义书刊，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张太雷已对《新青年》杂志总编陈独秀极为敬仰，对他的文章深为赞叹。他曾经在读《新青年》所刊之《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后，对同学这样说道：“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此后，张太雷立志化作“巨雷”，要冲散阴霾，改造社会，并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

　　时隔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张太雷也组织了“社会建设会”，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稍后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等进步师生，张太雷主持讨论斗争和策略，并于8月26日和数百名学生赴京营救，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师生。

　　也正因如此，1920年4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时，外语水平较高、已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张太雷便经鲍立维介绍，赴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据记载，当时张太雷与维经斯基用英语交谈，他潇洒的风度、流利的英语、充沛的精力以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很为维经斯基所赞赏。于是，维经斯基在李大钊引荐下准备赴上海拜访陈独秀时，便指定张太雷担任翻译，从而揭开了陈独秀与张太雷传奇交往的序幕。

　　见到陈独秀时，张太雷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微的分析，都让张太雷深为叹服。而“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张太雷精通英语、思想进步、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陈独秀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张太雷的精确翻译下，维经斯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陈独秀则阐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状况，两人就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作为翻译，张太雷还在会上对于中国建立共产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陈独秀所瞩目。稍后，当陈独秀得知张太雷喜爱文学，还曾在其发起的五四运动中参与领导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时，对其更有相见恨晚之感。

　　二

　　维经斯基拜会陈独秀不久，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便于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此后，北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张太雷还受陈独秀委托，赴上海与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任弼时等一大批团员。

　　星火燎原旌旗展，辟地开天功业成。在陈独秀、张太雷等一批仁人志士的艰辛努力下，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条件已渐趋成熟。于是，1921年7月23日-31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等地的十余位代表便在上海（会议后几天改在浙江嘉兴进行）秘密召开会议，共襄成立中国共产党之盛举。经过数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并推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百端待举，然总书记陈独秀却远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目睹此状，十分着急，遂提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任务是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请他回来。”并派人去广州催请。于是，陈独秀于9月10日回到上海，开始全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并与马林商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项事宜。

　　此次陈、马会谈，张太雷继续担任翻译，这也是张太雷第一次正式与陈独秀共事。会谈一开始，马林便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但接受了经济援助后，中共就要拿出一个“工作计划和预算”来。其实在会谈之前，陈独秀已从中央局李达、张国焘处了解了马林的要求，心里很不高兴，现在马林正式提出，他便面露愤怒之色，高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绝不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会晤无果而终。

　　当时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全力攻击中共及陈独秀是“卢布主义”，“这种攻击让一向清高的陈独秀十分恼火，陈独秀害怕因此被攻击他的人抓到把柄”，遂对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也予以拒绝。发展到后来，与马林开会、报告工作对陈独秀来说也成为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据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当时马林、尼科尔斯基几乎每周都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开一次会，听取他们开展工作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却很少，因为当时的工运，主要都在京汉和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出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就没有多少可以报告的事。”即便如此，陈独秀后来还与马林大吵，他甚至接连几个星期不来与马林会面。

　　此后的一件事令陈独秀更加恼火：马林来华途中曾于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其行动一直被列强作为“赤色分子”严密监视，行动非常不便。不得已，他派张太雷作为自己的代表出使东京参加一次会议，而“张太雷遵从马林严守秘密的要求，未经中央认可，即赴日本。陈独秀获悉大为愤怒，认为马林胡作非为，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中共党员，是无视中共中央，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职务，并指责张太雷听从马林派遣‘为不当’。同时陈又知是周佛海写信帮助张太雷与东京的施存统取得联系，即令周佛海、李达给施发密函，令施不要帮助张太雷。……当马林得悉上述情况，主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作为马林的助手和陈马会晤的翻译，看到陈独秀与马林两人发生冲突，张太雷很是焦急。他明白，当前的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婴儿期，只有与国际大家庭建立密切联系，才能在国际的援助和指导下取得更大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因此，为了调和陈马关系，张太雷开始积极奔走。

　三

　　几天后，经过充分准备，张太雷来到了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陈独秀的办公室。两人寒暄完毕，张太雷一坐下便诚恳地对陈独秀说道：“仲甫同志，你对中共参加共产国际的事情，现在有什么新的见解吗？”“我的看法在与马林交谈时都说出来了。你不是都听到了吗？现在我的看法依旧，毫无改变。”一听张太雷提及此事，陈独秀脸色“唰”就变了，语气也生硬起来。

　　“当今世界是一个整体，共产主义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活动，中国共产党也要加入共产国际……”未等张太雷说完，陈独秀便打断他的话，朗声说道：“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进行！”言毕，陈独秀又大声说道：“中国和别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共产国际并不深知，也不一定领导得好！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我们要自谋独立，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

　　陈独秀越说越激动，他对张太雷的解释置若罔闻，站起来就准备外出。张太雷见状忙拉住陈独秀，婉言劝阻道：“仲甫同志，你坐下来，再听我说几句好嘛！”“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个腔调，我不想听！”陈独秀一边说着，一边整理衣服准备出去。“不过，我是同意你的看法，要保持我党的独立自主权！”然张太雷此语未完，陈独秀便已“绝尘而去”，只留下怔在那里的张太雷。

　　张太雷只好换个方式，请其他同志一起帮忙劝说陈独秀。据中共早期著名人物包惠僧回忆，张太雷就曾要其劝说过陈独秀。当时，张太雷对包惠僧说：“马林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不了解，但他是第三国际的代表，是来指导我们的，我们要尊重他。再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同第三国际建立正常的关系，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路线呢？难道说我们还能走独立社会党的路线？……仲甫先生太感情用事了，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一定要把他和马林的关系搞好。”

　　就这样，在张太雷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陈独秀慢慢冷静了下来。与此同时，张太雷还向马林进一步介绍了陈独秀的情况，“提醒他不要急于求成，因为中共毕竟刚成立，尚未做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张太雷的辛勤努力下，陈马之间的紧张气氛一度有所缓和。

　　1921年10月4日，法国巡捕房特别机关突然查抄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宅，将陈独秀、高君曼夫妇连同当时在他们家中做客的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共5人逮捕。第二天上午初审后，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将其与杨明斋等3人收监，高君曼则被当庭释放。

　　张太雷从高君曼处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当即报告给了马林。马林得此消息亦甚为焦灼，为了营救这位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不惜动用共产国际经费，由张太雷出力营救。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张太雷用马林所给经费为陈独秀聘请辩护律师。26日，鉴于国内外抗议浪潮不断高涨，加上也没抓到什么确切的证据，法租界会审公堂遂按照《新刑律》第221条规定，定了陈独秀一个“《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妨碍租界治安的罪名，“姑念初犯，罚款100元，以示警戒”。“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引起更大的麻烦，马林和张太雷商量，认为还是破财免灾，当即接受判决，不再申诉”。于是，替陈独秀交了100元罚金，免于牢狱之灾。

　　陈独秀获释当日，张太雷与李达、张国焘等特意雇了一辆汽车前往迎接。见到陈独秀后，张太雷在第一时间代马林转达了对陈独秀的恳切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独秀是很重感情的人，他对张太雷、李达等全力营救自己心中十分感激，尤其是当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5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大力气打通会审公堂各个关节，才使案子顺利了结时，很受感动，于是很和气地对张太雷表示，过两天再约马林会谈。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度过这次劫难的陈独秀，直接体验到了国际援助的重要，消除了对马林的误解和一度的对抗情绪，无形中增进了与马林的感情。稍后，陈独秀便与马林再次就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举行会谈，张太雷仍为翻译。在这次会谈中，陈独秀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参加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要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中国共产党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可以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马林对陈独秀的看法表示同意，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陈独秀与马林“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变成了经常性质了”。

　　经过这次事件，陈独秀也加深了对张太雷的了解，对其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内心里“很看重这位眼界宽广、才华横溢，具有突出政治活动能力和开拓献身精神的年轻干部”，两人关系遂更上一层楼。

　　四

　　1922年4月初，青年共产国际鉴于当时中共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章程，从而造成团员成分复杂、组织不纯、纪律涣散等状况，派出达林来华，指导和协助解决中国青年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陈独秀对青年共产国际此举甚为赞赏，他在接见达林等人后，亲自指定张太雷担任达林的助手和翻译，委派他协同达林拟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主持已停止活动半年的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

　　接受陈独秀赋予的重任后，张太雷又一次感受到了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接下来，张太雷便根据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局的指示，总结了青年团创建工作的经验教训，主持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强调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进一步明确了团的性质、任务和团员的标准、义务等。张太雷此举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评价，陈独秀随后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名义签署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明确要求各地青年团的恢复整顿发展工作“依新章从速进行”。

　　在张太雷的积极组织下，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还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报告。此次青年团一大通过了由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起草的团的纲领、章程及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条件等各项决议案，选举了团中央领导机构，标志着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张太雷主持召开的这次青年团一大为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所充分肯定。随后，陈独秀还接受张太雷等人建议，于中共二大上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7月，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汇报，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建立党内合作关系。当时，陈独秀等人对此持有异议，还是睿智的张太雷百般劝说，为陈独秀最终接受共产国际提议，与国民党合作并发起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打下了基础。

　　张太雷虽然与陈独秀携手战斗，堪称亲密无间，但对于陈独秀的一些做法，并不是盲目赞同，而是保留着自己的意见。在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前，张太雷就与瞿秋白等对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曾经打算推荐陈延年替代陈独秀，但是陈延年没有同意，只同意在会上和大家一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待大会召开后，张太雷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批评陈独秀的一些错误。只是这次大会并没有彻底弄清和纠正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会上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5月10日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稍后，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礼送出境”，甚至武汉的汪精卫也跟蒋介石勾结日益右转。然而，此时的陈独秀不仅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反而迎合汪精卫，赞成他关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的各种措施，在党内压制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人的正确意见，甚至提出“宁可牺牲一千万群众，也不能和国民党闹翻脸”的荒谬论点。张太雷对此无可奈何，常常仰天长叹。

　　为挽救愈来愈严峻的局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7月12日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由鲍罗廷主持。在会上，根据6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改组的指示，改组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但此时局势已无可挽回，7月15日，就在陈独秀被停止领导职务的第三天，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即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便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

　　看着昔日战友接连遭到杀害，张太雷悲愤不已，遂在“八七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陈独秀反对工农革命、对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此后，张太雷暗自立誓，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先后担任中央临时局候补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海陆军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然而没几天，张太雷就被工贼组成的反动武装“体育队”冷枪杀害，年仅29岁。

　　突闻太雷噩耗，陈独秀心头一紧。悲愤痛苦之情，溢于言表。饱尝“世无朋友更凄凉”苦楚的陈独秀，此刻忍不住慨叹生命的宝贵，以及交往时光的短暂。此后，陈独秀先是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后又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走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最终于1942年5月26日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