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40人，代表党员420人，中心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主持了这次会议，代表党中央作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当选了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三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通过的实行国共合作，既有利于对国民党的改造，也有利于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对于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毛泽东在谈到三大时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广州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参加国民党，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 （1）

国共合作之说来自列宁

国共合作的指导思想来源，追根究底，应来自于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俄罗斯变成了现实。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三国际也随之应运而生。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不到世界各列强国家政府的承认，列宁从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苏联国家的利益出发，只能利用第三国际这个组织，发动和号召各国的革命组织来支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基地与强大靠山，苏维埃共和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实在的策源地》”（2）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时《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完全依靠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不能解决国内外强大的包围，列宁开始调整政策，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认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4）中国是东方大国又是它的近邻，所以，苏联建国之后和第三国际成立之后，多次派人到中国来寻找合作伙伴。在找到李大钊、陈独秀之前就与孙中山有过联系。见之最早的是在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持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侯——就是在这个时侯，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5）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系，一直没有终断，以后才有维经斯基、马林、越飞的联系。孙中山得不到苏联实际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得不到孙中山的实际上的支持。多年达不成协议。苏联的外交人员和共产国际的人员不仅与孙联系，同时也曾与披着民族主主义外衣的军阀吴佩孚、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都有过联系，都是因利益关系谈不拢而告终。|只有与陈炯明联系时，得到比较好的答复。1920年5月，陈炯明给列宁的信中曾这样说道：“目前波塔波夫将军来到此地，曾与我举行会晤，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向我介绍了新俄形势及扩大自治原则的途径，使我极感欣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们的使命，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6）这位伪装的革命家，欺骗了列宁，欺骗了陈独秀，也欺骗了孙中山。苏联政府、第三国际与国民党合作的计划，一直没有大的进展，直到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处境十分困难。北方吴佩孚与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内部的李石曾、蔡元培、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请孙下野。在这种情况下，孙才答应与苏联政府合作，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尚未考虑成熟。1922年12月，孙中山致列宁的信中只提到“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个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一道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并没谈到国共合作的事。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运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孙中山派出的国民党代表）、邓培（铁路工人代表），促进国共合作。两张回国后分别向各自的组织作了汇报，也没有大的进展。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中还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7）从这个宣言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在上一年八月，答应了马林的条件，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然在坚持认为中国不实益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国共合作，陈独秀由反对到执行

国共合作的动因是国际代表马林根据第三国际的决议和他本人在爪哇革命的经验而提出来的。陈独秀和中共的多数人都不接受这个主张。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另一国际代表吴廷康（即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联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巳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6条意见为荷。”（8）马林在上海碰壁后，7月11日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书面报告。说“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只要他们不敢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9）共产国际主席团接受马林的的建议。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派驻中国南方代表一个指令，指令中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有以下任务：其中第二条说，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第三条说：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织；第四条说，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宣传组织，如果可能，这个组织的建立应取得国民党支部的同意。（10）从这个指令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如何看重中国国民党的，又如何蔑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为了给马林更大的权力，在他重回中国时，还给他带回一个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命令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11）马林带着上方宝剑再次回到上海。于8月28日至30日要陈独秀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张国焘在回忆中说马林使尽全身解数，要中共接受与国民党合作。但会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在会上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同时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决定，我们应当服从”。（12）张国焘、蔡和森坚持反对马林的意见，李大钊出面调解，最后以陈独秀的服从共产国际决定为由，通过与国民党合作。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拜会孙中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自此，国共合作正式启动，孙中山邀请陈独秀参加各省在沪党员座谈会，讨论改进国民党事。又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九个成员之一。任命陈独秀、廖仲恺等21人为参议，委任陈独秀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菅宣传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1月，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主张中国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保护工人，增进农人生活。陈独秀在接受国共合作主张之后，接连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造国论》、《国民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怎样打倒军阀》等文章，宣传国共合作。他说：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13）他说：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些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14）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陈独秀说：总括起来说，在每一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战争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共通原则。（15）他的这些言论，是日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们批判他右倾路线的主要依据。他们在批判陈独秀时，从来不敢也不愿查看此前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和决议。现在，因为苏联时期的档案解密，国内研究党史的人们才有机会公正的来看清这段历史真实。

陈独秀在三大会议上的报告，求真务实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国际在会前有两重要文件：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按常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应该依此文件精神，来写这个报告。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亲自起草，字数不足三万，没有一句引用共产国际文件中的话。也没有吹捧共产国际和领袖列宁的话。报告实事求是的讲了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以来的工作。主要是讲党组织的发展，经费的使用，对内反对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各地工人运动开展情况。在报告中当然要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他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更可贵的是，他的报告里还作了三条检讨；一、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二、宣传工作进行得不紧张；三、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三条还不够，他接着要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委员不在一起，这样就使工作遭到了损失。”“中央委员会的知识也不够，````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因在于政治观点不够明确。”“我们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也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说了这些还不够，他又加了一句“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这样有勇气有责任作自我批评的人，是近代政治家中少有的。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