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再次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和中央总书记。

       中共四大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党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四大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大革命发展的需要。大会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 3 个重要议案。大会闭幕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四大为大革命和北伐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由于受思想体系的影响，在党史研究中对四大的一个重要的决议和活动却被大家忽视了。这就是“国民会议”问题。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国民会议”属于议会斗争，是修正主义的范畴，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因此，四大关于“国民会议”的决议以及四大前后党的一切关于“国民会议”的活动都被回避不谈了。陈独秀关于“国民会议”的思想和活动成为后来被批判的罪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几大段文字记述“国民议会”：

“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己日见膨胀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

       “国民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织群众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将更为扩充。”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

       “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求外兵不得驻扎我们的领土内，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斗！”

       四大宣言，除了以上的记述，在最后的七个响亮的口号中，第三个口号是“国民会议万岁！”由此可见，陈独秀提出的“国民会议‘思想和号召全党来为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的主张，当时是得到全党认可的。

       陈独秀提出“国民会议”，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而定的。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实现统一和独立，而是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每个军阀的后面又都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在操控。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鉴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尚无能力直接与各军阀对抗，选择“国民会议”的斗争方式，是比较正确和切合实际的。因此，陈独秀在1924年12月3日出刊的《向导》周报第93期上发表《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文中说“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又说“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务部行政的首长。”

       陈独秀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中详尽分析了自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国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二十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陈独秀为了促成国民会议的成功，还以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名义发出通告，说“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C，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

       四大前后，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开展起来。这对促进民众的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推动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都起到极积的作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大部分省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4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50余名省和地区的代表。1924年11月21日，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商会，要求以职业团体加入孙中山之国民会议。南京、汉口、九江、长沙、烟台等地商会复电赞同。26日，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通电全国，号召学生拥护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各地学生联合会纷纷表示拥护。11月28日，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大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推邵力子、彭述之、施存统、张太雷等七人为代表，与国内各大学联络，促进预备会议之产生。1924年12月初，浙江旅沪工会、上海青年工人互助社、金银工人互助会联合致函孙中山，表示准备牺牲一切，以实现孙中山为民造福之主张。广东省的广宁、香山、花县、顺德、南海、番禹、新会等14个县农民协会18万会员发表宣言，拥护孙中山之预备会产生国民会议。可惜，这些历史事实，以后裁剪历史的人们，把它都剃除了正史，略而不谈了。

       四大关于“国民会议”的决议，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段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历史，因为错误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连带把这段历来也抹杀了，是大不应该的。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政策的不断落实，“国民会议”的决议，应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