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毛泽东曾经是师生，是同志，后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毛泽东早年为何会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后又为何与其分道扬镳？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后期毛泽东对陈独秀的狂热崇拜及其原因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亲自担任主笔。在发表于该杂志的第1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他开宗明义向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宣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希望青年人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以此“自觉而奋斗”改造社会。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号召青年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促成了民国初年的一次思想解放大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进行了必要的补课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上充分的准备。

　　《新青年》创刊后不久，经杨昌济介绍，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等人便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的日记中记录下了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依旧毫不吝惜地对陈独秀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认为研究室与监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所希望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语，更是成为当时青年的座右铭。在《研究室与监狱》发表3天之后的11日晚上，陈独秀因散发旨在反对北洋军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随后，毛泽东便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在文末，毛泽东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何会如此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呢？这固然与陈独秀独特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源自于毛泽东与陈独秀两个人对于“冲决网罗精神”的推崇，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晚清时期，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便提出了“冲决网罗”思想，以此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纲常名教的伦理道德，主张妇女解放、人民应该拥有选举罢免君主等诸多权利。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延续了冲决网罗的思潮，强调以个人的奋斗冲击封建纲常网罗的束缚。陈独秀认为青年人应该积极战胜恶的社会，而不应该为社会之恶所屈服，亦不可逃避现实。1919年11月14日，长沙赵五贞女士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出嫁当日用剃刀在花轿内自杀，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十篇文章，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并指出“假使这三件中(指赵所处之环境—引者注)有一件不是铁网，或铁网而是开放的，赵女士决不至死”。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或可视为毛泽东斗争哲学的萌芽——是毛泽东与陈独秀两个人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也是青年毛泽东崇拜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根源。

　　当然，更为重要是，两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与信仰。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五四运动的刺激，陈独秀已经不满足于对抽象的“民主”与“科学”的追求，而转变为对具体的俄国式革命的向往，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演变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建党初期的经历，他说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大革命前后两人的合作与分歧

　　1919年毛泽东等湖南学生创办《湘江评论》刊物后，以此为阵地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旨在摆脱湖南军阀统治的“驱张运动”的开展，并在年末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自杀事件中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这一切均受到陈独秀的关注，1920年1月初，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对于湖南青年学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1920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於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的才干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绩深受总书记陈独秀的欣赏。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多次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从此，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重要助手，与之共同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形势的要求，他们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1924年)等文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同时在中共党内，他主要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湖南农民的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该文章里表示的意见，并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在该时期，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问题。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隔膜，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时隔十余年后，毛泽东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2.国共合作问题。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依旧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主张退让，导致大革命功亏一篑。对于此事，毛泽东认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3.领导作风问题。陈独秀在他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了自信甚至自负的一面，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甚至认为其具有“恶霸作风”，不免伤害到同志的自尊心。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是这么指责陈独秀的：“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陈独秀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式和命运密切相关。两个人起点相近，继承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冲决网罗”的精神，不满于社会现状，力图改造中国社会。在陈独秀的带动下，毛泽东与其几乎同时成了共产主义者。开始，他们因思想相近、目标相同而成为师生，进而又成为同志；但后来又因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差异和对斗争策略选择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两人命运的迥然不同，也暗示我们只有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只会成为历史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