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前的春节，1918年的春节，和所有中国年一样，热热闹闹，普天同庆。这一年的春节，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新青年”们的精神导师胡适与陈独秀是怎样度过的呢？

1918 年3 月15 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上，同时刊发了胡适与陈独秀的“除夕诗”，向校内外同仁呈献诗作，同庆1918年春节（当年春节是2月11日）。留美7年的洋博士胡适（1891-1962），时年27岁的青年才俊，意气飞扬；也不改他一贯提倡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本色，就写了一首“纯白话”的除夕诗：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指陶孟和（1887-1960），在中国开创社会学学科第一人，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诗句纯是白话，一清二白的流水账，似乎并无太多深意。说到底，社会改良不改良，文学革命不革命，年总还是要过的。北大教授也罢，资深海归也罢；写春联也罢，作白话诗也罢，在中国过大年，始终就是那么一股子喜庆劲儿和乡愁味儿。只是和同事一起吃饭过节，没有返归安徽老家吃团年饭的胡适，除了一丝乡愁萦绕之外，大过年的，恐怕也没那么多横眉竖眼的理论与主义之争了吧？

与此同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1879-1942），却还依然故我，保持着思想的锋锐与性情的激烈。1918年的春节，在他眼中仍与过往无数个春节一样，都有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讽意味。他为这一年春节所作的《丁巳除夕歌》，与胡适诗作的氛围完全不同。长胡适11岁、时年已39岁的陈氏，没有少年海归胡适那样的志得意满与适意从容；于他而言，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遗留至民国的诸多社会问题，一直是其关注焦点与探讨重点所在，这一视角下的思考与追问，即使在春节这样的传统佳节里，仍然没有丝毫的消退。他为《新青年》撰写的除夕诗中，忧国忧民之意流露于笔端，国人与社会何去何从的思索依旧强烈而深刻。他以一贯的风雷迅疾之笔触，写下这篇诗作。诗云：

古往今来忽然有我，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为何？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为何？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除夕歌，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我自投罗网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新青年”们在过年时表露出来的情绪与思想，总还是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