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推动下，上海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起义的最高决策者。起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北伐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坐镇上海，是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谣，贸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刚举事便失败了。

1927年2月18日，在北伐军攻克杭州后，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提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罢工延续到22日，全上海已有36万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然而，由于罢工前没有“夺取政权”的精神准备，广大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所以，当上海区委于21日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没有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次起义也不得不停止。

当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与特委的讨论中，他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表明，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如果说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那么，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陈独秀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诸如，“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

第三次起义紧接第二次起义，准备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他在具体指导上，也就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在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同时，他又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分歧。他在特委会上提醒：

“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即委派制），此为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他甚至为武装起义提出简洁、有力、实际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17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他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他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他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

北伐军于3月20日晚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次日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80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此时，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上海工人占领全部华界，起义胜利了。

此时，他注意到形势将会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他说：“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共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

“汪陈宣言”的由来

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率北伐军顺利地进入上海，而形势却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异常复杂。

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酝酿期间，蒋介石在江西制造反共惨案，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发表反共演说，扬言要制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他所经之处无不制造惨案，解散并捣毁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这些，陈独秀都历历在目，有所警惕。他意识到，不久，上海将会出现北伐军和上海民众力量并存的格局，起义成功后，应以民众力量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可这只是陈独秀的一厢情愿。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陈独秀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起义产生的市民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面目正式亮相时，开始恐惧，变得十分的不可靠，首先是商界代表退缩了，声称：“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甚至有些商人要退出代表，表示就是要做代表，也要“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

更让陈独秀揪心的是，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的身份多已暴露，而蒋介石所叫嚣的“节制”，无疑是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怎样摆脱面临的危机，陈独秀冥思苦想，就是找不出一条良策。正在陈独秀一筹莫展之际，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些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同时，选举被蒋介石排挤而流亡欧洲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时间，迎汪复职，拥汪护党，成为沸沸扬扬的舆论话题，似乎汪精卫一回来，蒋介石个人专制的种种行径，就都可以得到遏制了。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当汪精卫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予以会见，表示将完全支持汪精卫。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干部会上，表扬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斯大林的态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深刻地影响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驻华顾问。

借汪遏蒋，度过危机，岂止是陈独秀一人所想，当时周恩来就建议，在汪精卫回国时，设法让他直接去汉口，避免他去上海与蒋介石见面。可是，蒋介石的行动更快，早就把汪精卫接到上海，从4月2日起，便和汪精卫会谈，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驱逐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说，按照蒋介石的意见，清共分共“必须马上就做”，只是由于汪精卫坚持“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这场血腥的事变才延缓了一些时日。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同去见汪精卫，当汪精卫提出中共将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的质询时，陈独秀决然否认，并表示可以发表书面宣言，以解除不实舆论的误导，消除两党的误会，共同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时事新报》等报公开发表。这篇文件不足1000字，指出：两党应“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这个宣言刚发表，便得到苏联《真理报》的高度评价，说它“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共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和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的态度。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拥护。

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开诚布公，取信义于天下，便可以约束所有妨害国共合作的越轨行为，化解笼罩在上海滩的剑拔弩张的黑色阴云。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坦诚却被蒋介石的虚伪、奸诈所蒙骗和耍弄。4月7日，蒋介石还笑嘻嘻地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12日，便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

接着，陈独秀、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徐谦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缉。距此三个月，汪精卫也举起反共的黑纛，国共两党终于分裂。至此，《汪陈宣言》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能作为失败的教训，被永远记录在历史中。

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

蒋介石开了反共清共的头，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却在此时给中共下达自相矛盾的指示，一面要中共尽快实现土地革命，一面又让维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相互抵触的指示，到底是如何发出的，他充满牢骚地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陈独秀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这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1926年12月，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等带着斯大林的“新路线”来到中国，他们认为陈独秀是贯彻“新路线”的障碍，有意要撤换他，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

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中共五大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927年5月，武昌和长沙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面对险恶的局势，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为维护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必须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否则，中国革命将难以继续下去。罗易却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意见，大声疾呼推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国民党更民主化，而决不会影响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他们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中国共产党很难统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作为那个时代那一事件的经历者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1927年，中央在武汉时，“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

陈独秀陷入矛盾与迷茫之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下，中共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般逻辑混乱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蔡和森就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瞿秋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甚作用，对各个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于群众及‘大计方针’了。”

共产国际如此地指导中国革命，也就难怪继陈独秀后的瞿秋白在被共产国际罢免，而让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时，才从恍恍惚惚的梦中惊醒，不无感慨地说：“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这种“不合适”，只有体验这个过程的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冯玉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一个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存身，纷纷被逐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再提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由此而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陈独秀是个率性而为的人，索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始终不一的路线，他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于6月下旬指示，批判机会主义错误，调回鲍罗廷，甚至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锋芒直指陈独秀。鲍罗廷得到这个指示，并没有立即传达，而是一直捱到7月12日，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

共产国际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追究，在汪精卫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得承认并执行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其中就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换句话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责任。

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仅1923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共专门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议，几乎每二天半就有一个决议。尽管陈独秀有独立见解，甚至很不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惟命是从，因为这是为共产国际的铁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

蒋介石一手制造四一二事件两个月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就在《真理报》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斯大林甚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没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一直沿袭到1949年。诸如此类的指责，其实质是将直接领导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不过，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倒说了颇有良知、很负责任的话，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继鲍罗廷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明纳兹，这位素以“左”倾著称的国际代表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此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

“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

陈独秀一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