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是陈独秀政治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先是就中东路事件宣传与中共中央发生

严重分歧，继而就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与中

央全面对抗。其结果是，陈独秀另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从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

中分裂出来，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本文就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上与中央的分歧展开

论述，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就教于学界。

中东铁路是沙俄政府根据《中俄密约》建造的，它既是沙皇政府侵略中国的一个结果，更成

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称，

苏维埃“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政府，土

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入、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

报酬。”①(P565)“随后的六年时间里，中国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进行了旷日持久的

艰难谈判，因北京政府的让步，两国代表于1924年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

相关七个说明书。关于中东路，两国声明，1896年中俄订立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的所

有之权利，与本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暨中国主权不相抵触者，仍为有效”②(P

425)，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事关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

务、警务、市政、税务等，由中国政府办理，铁路营运事务由双方共同组建的铁路管理局负

责，局长由苏联委派，各部门人员由两国平均委任③(P430)。按此规定，中国收回了

中东路的主权，中东路的路权由中苏共管。但在实际执行中，苏方并未认真全面地履行协定

，形式上是中苏共管中东路，实际上苏方代表横行霸道，极力阻挠中方代表行使管理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敌视苏俄的政策，宣布与苏俄断交。苏方从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出发

，强行霸占中东路管理事权，侵害中方利益，也给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反苏提供了借口。为

配合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从1929年5月起，南京国民政府以苏方

宣传“赤化”和“垄断路权”为由，鼓励东北地方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查封苏俄驻哈尔滨

领事机关，关闭其商业机构，遣送其有关人员。苏俄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先是宣布与

中国断交，继而蛮横地出兵中国东北，扮演老沙皇的角色，以武力维护其既得权益，击溃东

北张学良部。12月，中苏双方签定《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先状态。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由苏联人掌控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此发表宣言，呼吁中国广大劳动

人民举行各种形式的游行示威，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苏行径，广泛开展“拥护苏联”、“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宣传③；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坚定地站

在苏联一边同南京国民政府作战，尤其是在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和哈尔滨的工运，以实际行动

“武装保卫苏联”④(P212)。共产国际执委会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提出的“变

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把中东路事件夸大成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号召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

    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中央，紧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

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

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宣言认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

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⑤(P328)“

对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般性原则，此等认识无可厚非，是坚持最高原则的正

确认识，但是落实到这一具体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中东路事件时，这种宣传太简单了，也太

幼稚了，没有考虑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情感，难以引起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更谈不上吸引

他们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甚至做出极为乐观的预计，中东路事件会引

发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从而“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

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⑤(P322)。接着，

中央的宣传机构组织系列文章，为苏联在中国中东路拥有权益寻找各种苍白无力的理由，中

央机关刊物载文为苏联拥有中东路权益辩护，“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

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⑥“苏联在中国权利，

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根据地。

”⑦这种只讲世界革命不顾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高调，理所当然地不为普通民众所接

受。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围绕“收回主权”，“维护民族利益”，大造舆论，蒙骗和争取了

大多数普通民众。事实上，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也难以看清中东路事件的实质，

他们凭着天生的民族情感不自觉地接受了国民党的宣传，从舆论上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以武力

收回中东路的行动，并将其视为摆脱外国欺凌的爱国举措。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陈独秀因政见不同有意从党的重大政治活动中淡出，但政治上不甘寂寞

的陈独秀仍密切关注着党的前途和命运，针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上提出了一系列

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力陈己见。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

一封信，特别指出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

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

，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

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

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

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

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

，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

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

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⑧(P432)

针对南京国民政府以民族利益相号召的蒙蔽宣传，陈独秀认为必须向普遍民众解释清楚，在

当前国际形势下，蛮横地收回中东路，看似是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之举，实则导致以中国东

北为世界战场，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向群众宣传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

；应该向群众宣传苏俊与帝国主义不同，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

线的领导考，但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

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中国共产党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在信中还委婉地批

评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待中东路事件的政策，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能象别国的兄

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

”⑧(P433)。陈独秀最后希望把他的意见全文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

中央在信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原有的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

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

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

“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

则上不同”⑤(P340)。陈独秀以为中央没能领会他信中的要点，8月11日再次致信

中央，就前一封信中提出的中东

路事件宣传方针作进一步的解释。陈独秀表示，自己不仅不反对“拥护苏联”这一口号，而

且认为中央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他认为，“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

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⑧(P454)，但把这一口号应用到涉及中

国民族利益的中东路事件这一特殊个案，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注

意策略。陈独秀耐心地解释：“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

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

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方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竞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

策略。”⑧(P455)

陈独秀批评了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上将原则和策略混为一谈，认为为了打碎国民党拥

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为了能够使意识比较落后的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为国民党所欺骗，

只有“拥护苏联”这一口号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口号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不能

在实际利害上运动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党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方针应该是在“拥护苏

联”这一口号外，还必须加上“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⑧(P

455)。

8月20日，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公布了陈独秀的第二封信，同时发表《批评撒翁同志对中

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错误》一文，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最新批示的影响下，中央对陈

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意见的批评升级了，严厉指责陈独秀丧失了基本的无产阶级立场，

分析中东路问题缺乏阶级的观点，是攻击党中央和党的路线，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

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毫无二致。

    综观陈独秀与中央的争论，认真分析双方的来往信函和有关文件，不难发现，陈独秀关

于中东路事件宣传原则与中央并无根本分歧。陈独秀也坚定地认为宣传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原则，支持把“拥护苏联”作为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则口号，只是作为经验丰富、勤

于思考的政治家，陈独秀对原则的运用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反对简单地生搬硬套。做

任何事都必须坚持原则，但因情势的不同，为实现原则可以采用灵活的手段和策略。中央丝

毫不去考虑中东路事件表现出来的中国民族利益，只知一味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

，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中国民族利益之上，这自然会使普遍民众误解中共是受人指使不

要国家利益，这样的宣传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不懂得灵活运用原则的中央反

而指责陈独秀的策略性宣传口号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显得幼稚和教条。究其根本原因是党尚

处在幼年，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不能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很好地结

合起来。

    陈独秀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分析中东路事件，通过向不明真相的普通民

众解释收回中东路的利害得失，使普通民众明白，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之前，中

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只是一个幻想。他明确指出，中苏双方共管中东路是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

的最佳选择，反之，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不管是中苏之间的战争，还是列强为争夺中东路

而展开的战争，其后果都是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后来的事实证明，中东路事件导致了中苏之

间严重武装冲突，正如陈独秀所预料的那样，这场冲突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而告终，中东

铁路又恢复到冲突前的两国共管状态。陈独秀这种冷静理性的分析，透彻入理的解剖，既照

顾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又兼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不失为中东路事件宣传的最好策

略。照此策略展开宣传，无疑会得到广大普通民众的竭诚拥护，从而为党赢得群众的支持。

历史的经验证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在任何时候固然不能迁就

群众的落后意识，但也不能过份地脱离群众的一般认识水平，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需

要有无产阶级以外的群众，包括最革命的和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的积极追随，党的宣传若不

能唤起民众，只靠喊一些好高骛远、空洞无物的口号，这种宣传不管如何卖力，都难以实现

党的根本目标和任务。党的宣传既要体现阶级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还要兼顾中国

的社会实际，兼顾群众的思想认识，这样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一往无前。

    从陈独秀与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上的分歧看，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犯了严重的

教条主义错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照抄照搬，鹦鹉学舌，完全不顾中国的

客观实际，缺乏基本的思考，对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中东路事件的特殊性视而不见。当陈独

秀指出中央中东路事件宣传方针的偏颇时，教条主义者们动员一切舆论对陈独秀的正确意见

展开批判，其结果是既不能戳穿国民党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欺骗宣传，把普通群众引导到正确

的方向上来，又给普通群众造成误解，认为中国共产党被卢布收买，放弃民族国家利益，从

而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革命事业。

    学术界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在挑起与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上的争议之前，已

经系统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常委的信就是例证。我们

并不否认陈独秀这时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某些思想，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关于中东

路事件宣传的原则和策略思想，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并非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压力，更不是

受托洛茨基的影响，甚至与托洛茨基对中东路事件的主张背道而驰。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党内

的反对派，他反对斯大林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但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却

是坚定支持联共(布)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政策和宣传，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

保护十月的胜利”⑨(P313)。中央以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某些思想观点而拒绝其

思

想中的正确东西，党组织必须认真对待党内出现的问题争议及意见分歧，严格区分正确意见

和错误意见，善于从反对意见中吸取正确的东西。陈独秀与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而展开

的争议，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宝贵的经验教训。

注释：

①中华民国外交资料选编(1919-1931).［E］.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E］.北京：三联书店，1962.

③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J］.红旗，1929，(34).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

料［E］.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E］.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⑥中东路中不是属于中国的主权［J］.红旗，1929，(33).

⑦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J］.红旗，1928，(31).

⑧水如.陈独秀书信集［E］.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⑨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