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和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作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中共建党前后的主要活动据点的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其声名堪与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历史地位相伯仲，而一段苦涩历史，又一次在人们面前凸显出来。它向历史老人提问：到底哪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

呼唤中国新生的“新青年”杂志再生地

二十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重返上海，寓居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老朋友柏文蔚的住所。此后若干年，他就一直在这里主持复刊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并和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道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又在这里设立中央局，主持中央工作。

“新青年”杂志是当时在中国率先为新文化运动大声呐喊并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新青年”杂志复刊以后，陈独秀邀李汉俊、邵力子、李达、沈玄同、陈望道等共同参与；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它成为其机关刊物。随后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和“共产党”月刊也都把编辑部设在这里。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落脚地

1920年，陈独秀在这里先后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后来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在他的指导下，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等地也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共产主义小组。此后毛泽东以及林伯渠、张国涛、张申府等多次来此会晤陈独秀，共商建党事宜。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无疑是领风气之先，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崛起，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开拓性和历史性的贡献。中共“发起组”，名符其实。“中国共产主义发祥地”更名符其实。

中国共产党孕育期和哺乳期的所在地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了上海，经与陈独秀等商议后，决定七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以老渔阳里2号做为大会联络处，由李汉俊、李达主持，负责大会筹备事宜，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委派代表与会，确定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准备会议的文件。由李汉俊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又都是在这里拟定、讨论定稿的。李汉俊并借用上海博文女校为与会代表安排食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寓所召开。大会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讨论问题、起草修改文件的会议活动场所。老渔阳里2号和望志路106号相距不远，步行只不过十几分钟。因此，李汉俊、李达、张国涛等仍以老渔阳里2号做为处理大会会务的主要地点。7月30日晚，大会因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闯入而不得不中断。毛泽东、李达、周佛海随即在老渔阳里2号研究对策，决定派李达妻王会梧第二天清早乘早班车去嘉兴南湖安排继续开会。

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张国涛、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以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因故未能参加“一大”，九月返沪以后，乃即在老渔阳里2号设立中央局，主持中共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日常工作。此后陈独秀就在这里召集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同志，听取汇报，给以指示，直至1922年8月陈独秀再次被捕。其后不久，张国涛又离沪赴苏，中央局才迁离老渔阳里2号。

与此有关的是，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又就近在离老渔阳里2号不远的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第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指导下的中国青年团组织。1921年4月，又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领导机构——临时执行委员会即设于此。

新渔阳里6号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住所，当时为中俄通讯社社址，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来华创办的。1920年9月，又以通讯社的名义设立外国语学社，其目的，一是掩护青年团的工作，二是培养干部，选派学员，经短期学习俄语以后赴苏学习。1921年春，经此渠道赴苏学习的就有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许之桢、罗亦农、王一飞、汪寿华、梁柏台、任作民、谢文锦等，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重要骨干。

据1949年建国初期知情人所述，那时这个地方与“一大”会址都被定为上海“市级文物单位”，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着，一个升天，一个入地。“一大”会址成为国家级文物，拨巨款屡次修建，如今成为现代化的堂皇纪念圣地；而比其具有更大历史意义的“发祥地”，不仅仍是“市级”，而且还是民宅，无法参观，与远在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兼陈独秀故居（原箭杆胡同9号）在寒风中颤抖的“危房”遥相呼应。

这个怪现象，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故事：谁在篡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