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學術界有人說：“陳獨秀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光輝的一顆明星，他的思想代表整整一個時代”。大家知道，陳獨秀、胡適是“五四”時期最傑出的代表，陳獨秀反帝反封建最徹底，而胡適反封建不反帝，胡適只算得上半個偉人，陳才是真正的偉人。陳說：“科學、民主、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三大文明”，他的一生轟轟烈烈為這個目標奮鬥不息。他的名言：“出了研究室進監獄，出了監獄進研究室”才是最壯麗的人生價值。在國民黨的監獄最潦倒的環境仍在不倦研究，不倦鬥爭。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如此軟弱無力，結果導致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一切封建反動的舊傳統重又席捲全國。陳獨秀第一次舉起文化革命軍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敢為全國學究之敵，以新思想新文學摧毀了封建餘孽的思想巢穴，陳的“德賽兩先生”的偉大旗幟在中國近代史上綻放出燦爛奪目的花朵。此後袁世凱只有羞死了，代表先進文明的白話文流行起來，人們第一次聞到“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氣息。封建殖民地的舊中國，帝制雖未復辟，但袁世凱的徒子徒孫們依舊裂土稱王。他們各有帝國主義列強作靠山，挑動戰亂，百姓淪為水火，衣食不足，又遑論自由民主？中國的出路何在？孫中山革命沒有找到救國之道，中國先進知識份子再次苦苦求索。俄國的十月革命把馬克思主義送到中國，馬克思主義以最先進的科學世界觀透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罪惡及必然末落，贏得我國先進知識份子的信仰，蘇聯革命的勝利實現鼓舞了他們全面改造中國社會的堅強信心。“以俄為師”，陳獨秀李大釗等在1920年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陳獨秀思想第二次飛躍。

陳獨秀以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為社會主義者，在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是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總書記的，這是眾望所歸。此後他連任五屆總書記。黨從開始幾十個人到1927年開五大時發展到57000人，1927年在中共影響下有組織工人已達500萬，參加農會的農民不少於1500萬。短短七年間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取得如此偉大成就，從而推動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取得輝煌的戰果，奪取了中國半壁江山。

陳獨秀思想代表時代的進步，代表全世界最廣大的受壓迫受剝削勞動者的利益。他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能消滅剝削貧窮，人類能夠走向公平公正的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共產黨創建幾年即面臨革命烈火的考驗。1923年“二七”京漢路大罷工受到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1925年“五卅”大罷工，引發了全國600多座城市1700多萬群眾示威遊行；1925年省港大罷工一直延續16個月之久。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樣反帝反封的浩大聲勢中走上北伐。國民革命軍勢似破竹，僅四個月奪取了武漢、九江、直下南京、上海。使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聞風喪膽。眼下革命穩操勝券，為什麼轉瞬之間形勢急轉直下呢？為什麼料想不到的“四·一二”大屠殺會發生？緊接著又出現“馬日事變”、“七·一五”叛變呢？一年前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號稱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竟然聯合起來背叛工農、背叛革命反對共產黨呢？北洋軍閥帝國主義打不敗的革命軍隊倒而被聲稱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所瓦解，將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之火撲滅了

北伐成功了，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在南京建立起來，但仍走老路，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相結合，中國革命失敗了。共產黨在這場革命中失去公開舞臺。陳獨秀陷入進退維谷自動辭職不幹總書記。中共召開“八七”會議，批判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撤回蘇聯代表。史達林說：“革命失敗是中國黨沒有依照國際的指示辦事，中國党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沒有奪取革命領導權。”但事實恰恰是，中國共產黨服從國際主張才造成革命的慘敗。國際強要中共加入國民黨進行所謂“黨內合作”，認為國民革命應該由國民黨領導，但國民黨一直是容共、溶共、滅共對待共產黨。“黨內合作”只是一廂情願。所以，在“黨內合作”期間出現國民黨三次重大進攻，在三次進攻面前共產黨只得三次重大退讓：第一次1925年8月，國民黨拋出戴季陶主義，有意詆毀馬克思主義，那時陳獨秀認為要退出國民黨，遭到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阻撓，結果讓步了；第二次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逮捕共產黨員李之龍，包圍蘇使館。蘇聯顧問布勃諾夫讓步了，撤走季山嘉，使時在上海的陳獨秀怒不可遏；第三次1926年國民黨通過所謂“整理黨務案”專門限制共產黨活動，要共產黨交出加入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名單，不讓當國民黨的中央部長，而且要共產黨公開國際指示。陳獨秀知道後，公開寫信憤怒譴責蔣介石並要求國際撤換鮑羅廷，但蘇聯這位代表依然我行我素。1926年7月，陳獨秀忍無可忍和彭述之在中共第三次擴大會議上聯合提議退出國民黨實施黨外合作，則遭到國際代表嚴厲批評，鮑羅廷說：“退出國民黨正合國民黨右派之意，”布哈林史達林認為“這恰恰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理論，那還了得！”

1927年陳獨秀等在上海領導三次武裝起義，上海工人階級趁北伐軍強有力的攻勢準備建立新政權，一切部署完畢，忽然莫斯科來電要求工人“把槍支藏起來”，待蔣介石來整肅，莫斯科更借汪精衛逼迫陳獨秀發表“汪陳宣言”搞麻痹調和，而蔣介石這時已準備好屠刀堅決反共、發動“四·一二”事變，打亂莫斯科的幻想。史達林發出“五月指示”，要羅易武裝二萬共產黨員五萬工農；要撤換國民黨上層領導；要國民黨軍官組織法庭審判反革命右派。羅易居然將這個批示交給汪精衛看，恰好給汪抓住把柄。如果不是國際思想右傾，相信汪精衛能拯救革命，又怎樣解釋？1927年5月，國民黨一個小小團長許克祥在長沙兵變大殺共產黨包圍農會，沒有汪的鼓勵有這膽量幹這種勾當？武漢“左派”在“四·一二”屠殺僅過三月，就不買賬開始徹底分共排共了。這個錯誤責任難道也是陳獨秀不是共產國際？黨在召開“八七”會議前，瞿秋白、李維漢、鮑羅廷到廬山密議：“中國革命失敗了，如果諉過共產國際，國際將威信掃地，將來如何工作，不如推給中國共產黨，如果說中共犯錯誤，不如諉過陳獨秀一人。”瞿秋白作為革命領袖竟如此護短，不敢犯上，不敢面對事實，可悲可恥！

我國著名黨史專家唐寶林氏經過調查統計發見：聯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到1927年間對中國革命召開122次會議，作了738個決定，有那麼些決策決定令中共執行，你陳獨秀還能施展什麼謀略？鮑羅廷、羅易們實是包攬一切的欽差大臣。

馬恩發表《共產黨宣言》建立第一國際時，宣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都沿著這個傳統發展。列寧發動十月革命是作為世界革命的起點、突破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的一圜，在戰略上並沒有把歐洲或亞洲等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分開。東方民族的解放是整個世界革命的構成部分，當時中共既已加入共產國際即成為它的一個支部，確認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聽從國際領導乃是順理成章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失敗怎麼身為國際領導的史達林不願承認應有責任、這使陳獨秀百思不得其解！史達林在共產國際第八次全會上說：“中國革命只有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顯露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才可“黨外聯盟”。因此汪精衛公開反共而史達林還要中共“只退出國民政府不要退出國民黨”。‘七·一五’大屠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沾滿共產黨員的鮮血，史達林還要共產黨員留在青天白日旗下，以致“八一”南昌起義公開與國民黨鬥爭了，可笑中共還在舉著這面捨不得丟掉的破旗！國際豈能逃脫斷送中國革命的罪責？

“八七”會議是革命失敗危急關頭的會議，陳獨秀一個總書記竟不讓參加會議發表意見。國際代表堅決把策劃好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扣到陳頭上。史達林企圖把陳獨秀召到莫斯科檢討強他就範，遭到陳的拒絕。他說我過去領受國際訓練已太多了，只是聽了他的話而失敗，現在革命失敗了去莫斯科又領教什麼呢？史達林說：“國際政策無論過去、現在都是正確的”，“誰說共產國際政策有錯誤誰就是背棄馬克思主義”！堅決把板了打向中共陳獨秀。1929年8月5日，陳獨秀向中央寫信要求向全黨公佈自己的見解，遭到中央拒絕。凡是與國際有不同意見不准發表，沒有討論餘地。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雖辭去總書記，但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黨，希望黨能東山再起重振雄風，他不斷向中央寫文章提建議。1927年到1929年致中央三封信足見他拳拳之心。但中央的頑固派性再聽不進他的合理意見，錯誤的高潮論及極左的盲動路線不斷驅使工農群眾走向失敗，黨越來越離開群眾，於是陳獨秀對黨徹底絕望了。1929年10月，陳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標誌陳獨秀思想第三次飛躍，與史達林主義徹底決裂。

《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情發肺腑震憾山河的檄文，讀之鏗鏘有聲，盪氣迴腸。第一，它大膽跳出機會主義的舊框架，重新獨立反思，總結大革命失敗之原因是：“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及“對國民黨的階級性”的錯誤認識，從而在軍事上幫助了國民黨取得勝利。中國有句俗語：“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打垮北洋軍閥之後共產黨的革命被國民黨的反革命所傾覆。他說：“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整個党開始就不應加入國民黨，搞所謂“黨內合作”。第二，從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認清了共產國際領導的主導思想是錯誤的，從此陳獨秀正式與史達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決裂。關於革命失敗的責任，陳獨秀說：“我們應該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党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十分明白，而史達林硬要陳獨秀作替罪羊，理所當然引起陳獨秀的反抗。第三，指出“黨的錯誤已不是枝節的局部的問題，是國際整個機會主義政策在中國的表演”，史達林路線已經形成一套頑固的統治勢力。革命失敗後陳屢次向黨提意見，黨不僅無誠意接受，把嚴正意見當笑話傳佈，党無民主只有官僚壟斷，官僚只是維持自己權威，忘記革命的利益，黨的僵化已無法挽回。陳引用列寧在聯共十大上說的話：“黨內有了根本不同意見而又無別的方法解決，小組織才是正當的。”歷史早已存在先例。於是陳儼然站出來反對專橫的史達林主義，那怕“軼出黨的範圍”。第四，明確方向，公開擁護托洛茨基領導的國際反對派。在大革命每次緊急關頭，托洛茨基堅決譴責史達林布哈林的機會主義政策，早就主張退出國民黨，與陳的主張完全一致，陳在《答國際的信》中理直氣壯地說：“當你們將革命的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他說：“如果當時能夠像托洛茨基同志對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之錯誤有那樣深刻的認識，有那樣堅決的爭辯，不致使革命這樣可恥的失敗。”為了挽救黨，必須堅決不可調和地和史達林機會主義鬥爭到底。

接著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起草發表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吹響了號召群眾起來反對史達林主義鬥爭的號角。第一，從理論上、事實上有系統地闡明史達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政治上是以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代替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蘇聯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各國革命的階級鬥爭；以上層領袖謀妥協結合的策略代替推動下層革命鬥爭的策略；以聯合並擁護資產階級之孟塞維克的策略代替無產階級獨立領導農民革命之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以機械的階段論代替不斷革命論；組織上以官僚權威的形式主義代替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主義。史達林的上述政策在各國党中形成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盲動主義官僚主義導致1923年德國革命、保加利亞革命、及1926年英國工人運動的失敗；最後1925年至1927年中國革命大失敗。與之針鋒相對的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國際反對派正在擔負起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及落後國的殖民地反帝運動，進行反對機會主義官僚主義鬥爭的事業。第二，反對階級調和，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自己的獨立旗幟。關於階級聯盟列寧引用巴爾夫斯的話：“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忘記的條件是‘共同奮鬥，分別走路，不混合組織’”。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本身是階級混合，不是兩個獨立政黨行動上的聯盟。加入國民黨把一切權力交給國民黨，這是政策上完全拋棄了馬列遺訓，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引向革命失敗的最大教訓，陳獨秀堅決譴責與反思這樣的可恥的投降理論。第三，堅決反對史達林主義的黨制，反對史達林的委派制度與絕對命令消滅黨內民主，要求恢復列寧時期黨的民主集中制，應當讓黨內不同意見自由發表。不許辯論，不許反對，以教主自居，只能向他認錯檢討，將自己的錯誤強加於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是史達林主義墮落腐敗的致命傷。陳說：“中央以這些無理的理由剝奪我的黨籍，這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樣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於我在黨內發表各種意見，批評他們繼續執行盲動主義和破產路線，成為他們眼中釘之故”。第四，黨內無民主，黨即死亡，党已離開廣大工人階級，離開馬克思主義。明確提出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恢復黨籍和領導工作；恢復聯共、中共被開除黨員之黨籍，並改組聯共和國際及各國支部領導機關。

陳獨秀以這個宣言綱領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實際行動起來與史達林主義作鬥爭。今日史達林主義的破產正證明了陳獨秀思想的偉大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