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和老城闲人张健初先生相约，到皖江文化园去翻拍两张民国的老照片。临出门的时候，被来访的两位客户缠住了脚。半个小时后，健初先生来电，称照片已拍好并发现了“猛料”。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料”猛到什么程度，反正放下电话，扔了客户，撒腿就奔到了皖江文化园。 这是两张再普通不过的民国肖像照，虽然是标准的“民国范儿”，依然是入不了我们的“法眼”。然而照片后“葛康素”的签名，却吸引了我们共同的关注。了解葛康素的人不多，我们也仅仅知晓他曾任过安庆女中的国文教师。关键是去年，我们通过《据几曾看》这本书，神交了他的二哥葛康俞。《据几曾看》是由郑超麟推介，启功、宗白华为序，王世襄后记，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图版，出版家范用钦点张琳女士担纲编辑，函套精装宣纸印刷。三联书店推出这个阵势，足见作者葛康俞作为国立安徽大学艺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不同凡响。
不同凡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葛康俞的夫人姜敏先,是清代礼部主事姜颖生的侄孙女，也是陈独秀二姐姐的女儿。姜敏先的外公是清代新民知府陈昔凡，这陈昔凡和姜颖生既是高官又是丹青高手，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说“陈昔凡、姜颖生，皆左清晖而又麓台”，将二人比之于清初著名画家王石谷、王原祁，堪证二人在清末民初的画坛地位。而陈家、姜家和葛家的联姻，自然也就门当户对了。
皖江文化园的店家，从我们喜形于色的脸上，看出了我们的共同关注。于是，在柜子里拿出了一本线装册子，封面有《书画发凡》四个字，内页约30开，用行楷书写。店家说这是未刊发的手稿，以我的经验，这不过是一份抄件。兴奋的是，抄录人叫葛康衮，是葛康素、葛康俞的大哥。葛康衮就学于安徽省立一中和北京大学，后来任职于北京大学、河北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巧的是，健初先生的父亲张道元是国立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我外公张国范是国立安徽大学体育系国术指导，和葛康衮都是同事，三人的名字一并收录在1948年的《国立安徽大学教职员工名册》里。一场52年后的际遇，竟是这样的别开生面！于是，按店家开出的手稿价，我买下了这册葛康衮有“料”的抄录件。
和我们一样兴奋的店家，一古儿脑搬出了高寿恒的跋稿、梁寒操的对联、邓季宣的条屏、方守彝的诗札、何鲁的信函。还有一页葛康俞的课徒画稿，32开大小，题有“懒听谷雨催啼鸟，爱坐春光趁小车”的诗句，确有“精微超妙，不下宾虹”之境。“料”味十足的是一幅六尺手卷，有姚永朴、房秩五、李大防、李光炯、陈朝爵、杨铸秋、冯汝简、汪律本、潘怡然、韩伯韦、胡渊如诸老为葛襄写的悼亡诗。葛襄字温仲，是葛康衮、葛康俞、葛康素仨兄弟的老爸，是邓石如曾孙安徽教育司司长邓绳候的乘龙快婿，是陈独秀在藏书楼演讲的战友、留学日本的同学，是安庆一中前身全皖中学的校长、北京大学的教授。想不到吧，皖江文化园的这间古玩店里，端的是群贤毕至，大咖云集！这些世家流出、传承有绪的，见到都是缘分，而热衷于地域文化收藏的我，自然是照单全收。
钱货两清，买卖双方各取所需。一旁的健初先生弱弱的问了句“您的那件猛料呢？”店家听着，有些语焉不详。我见天色已晚，岔开话题便拉着大家到近圣街的“自家人餐馆”小聚。健初先生是一杯酒看到底，一瓶剩下的，我和店家二一添作五。推杯换盏之间，我知道了所谓的“猛料”是陈独秀的一幅书法。这幅书法我有所耳闻，1984年文物普查时，时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的胡寄樵带着助手黄光新，发现了这幅陈独秀追记在日本和李大钊相遇的书法，并于1990年5月，写了《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发表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老城改造房屋拆迁，这幅书法就此蒸发。再后来，我和店家就隔三差五的二一添作五。店家看出了我对“猛料”的情有独钟，说早有外地的买家盯上，不过毕竟是安庆人，不愿意把安庆人的东西倒出去。诚意让我们成了朋友，成了“自家人”。半月后，这件一度蒸发的字幅再次浮出水面，“猛料”成了我地域藏品中的挂帅之作。
展读这件“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的字幅，一如胡寄樵先生在《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中描绘的尊容。而且上款人就是葛康俞，是舅舅写给外甥的。
于是，我不再着意“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的探究，也不再拘于书写技法和视觉形式上的追求。关心的是趣味内容、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以及地域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后来，胡寄樵先生的《陈独秀跋李大钊书法鉴定始末》、健初先生的《陈独秀与安庆葛氏》《陈独秀书法奇缘》、钱念孙先生的《一位不该忘却的美术家》、我的《安庆历史名人书画集》，不断的让这些带有温度的藏品精彩亮相，给大家展示了一座不同凡响的老安庆，构成了一部安庆人眼光里的教育史、艺术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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