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对“人满为患” 说和“民众国强” 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要采取如下措施：发展生产事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科学技术，增强生产能力；重视教育，提升民智；提高劳动者地位，充实劳动者数量；取消垄断特权，改革分配方法；改革婚姻制度，提倡优生优育；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其人口观具有启蒙主义色彩，但也存在明显偏颇。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人口观中

人口问题，是中国思想理论界长期思考的问题，形成了“人满为患” 说和“民众国强” 说两种对立观点。清朝末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传到中国，更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陈独秀则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

一、对“人满为患” 说和“民众国强” 说的评析

康乾盛世，国泰民安，人口大幅度增长。到1840年，全国人口达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一百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点八。人口急剧增长与生产发展缓慢，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洪亮吉主张采用“天地调剂” 和“尹相调剂” 两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前者是借助自然灾害和疾病瘟疫，后者是依靠社会制度和人力作为。汪士铎认为“乱世之由，人多，人多则穷”；“人多至乱”，主张用经济上的惩罚、节育、晚婚等手段来控制生育。严复担心“吾国它日大忧，将在过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人口过度繁衍，资源过量消耗，必然影响民生。

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则主张“民众国强” ，认为人口多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条件。包世臣提出：“人多则生产者愈众，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梁启超说：“中国今日，动忧人满”；“以余所见闻，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乌有其为人满也！”孙中山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一种亡国灭种的帝国主义理论，主张人口数量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个实质性因素，并举例说：英国“百年以前，人数只有一千二百万，现在才有三千八百万，在此百年之内便加三倍多” ，其“国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口在以往一百年间，没有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依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那么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力，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1]643廖仲恺也批评“开口就说什么‘人满之患’”，认为国家的“地方越大，人口越多，越有用处”^[2]17。张永年在批驳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观念之差异》一文时说：“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避妊之妇，体亦日衰，展转相传，强质愈失，即求幸福，又安可得？”^[3]22

针对以上观点，陈独秀指斥：“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4]115“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4]115陈独秀认为：“国力伸缩，与其谓之以人口多寡为衡，宁谓之以有无人患为衡。所谓有无人患者，亦非以人数多寡为标准，乃以生产额能否教养此人数为标准。生产超乎人数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伸；人数超乎生产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缩。”而当时的中国，“人数超乎生产额，而教养无赀也。”^[3]21因此，中国应正视现实，把注意力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发展生产上，协调好人口与“生产额” 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既不必为人多而悲观失望，更不能认为民众就国强。

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评

当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传入我国后，受到一些学者的青睐。1920年3月，陈独秀在《新青年》7卷4号上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绝这个祸根，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4]107新马尔萨斯派虽然作了一些修正，但其“根本学说”未变^[4]107。陈独秀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进行了批评。

首先，陈独秀指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理论不能成立。马尔萨斯宣称，“人口如果没有受到限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或按照几何比率增加。”^[5]22针对这一观点，陈独秀分析说：“若照马尔萨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4]108。人口的增加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不堪设想。他认为，“生物的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的蕃殖增加的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4]108人类的生殖力固然伟大，但是“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4]108。中国三千年来人口增加也不过是二十倍，德国19世纪的一百年中，人口增长了两倍，而生活资料却增长了三倍。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率离事实太远。马尔萨斯之所以得出这样武断的结论，是因为“在马氏着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出现人口过剩的假象。”^[4]108马尔萨斯没有看到西方人失业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能把限制人口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出路。否则就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4]108。事实上，马尔萨斯死后，欧洲大陆各国不仅没有出现过人口过多的现象，反倒出现了人口不足的恐慌。

其次，陈独秀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的速度可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估计到目前土地的平均状态，在最有利于人类劳动的条件之下，大概不能使生活资料增加得比算术比较还快”^[5]34。所以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陈独秀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自然界中作为食源的生物有不断增加的可能性。由于“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另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所以“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4]109。这里陈独秀是从食物链的角度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反映了陈独秀的聪明睿智。在陈独秀看来，马尔萨斯只所以得出如此不准确的推论是因为他只看到人口增长的一面而忘记了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力，使生活资料以更快速度增长的另一面。“人类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因为“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断定他只能按照算术比例增加呢？”^[4]110“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培养和人力来保护”，食物的范围会扩展，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陈独秀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其高举科学旗帜的逻辑必然。他九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已被当今事实所印证。

其三，陈独秀指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在马尔萨斯看来，社会失业人员的存在，民众生活的贫困，其原因是因为人口的过快增长。陈独秀则认为“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了‘均无贫’ 的社会吗？”^[4]113陈独秀主张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去解决贫困和失业现象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观。

其四，陈独秀批评马尔萨斯限制人口的做法存在着阶级偏见。陈独秀指出：“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是对贫民“生存权”的践踏和“人道主义” 的违背。其实，历史和现实中许多伟大人物往往都是出身贫民，“游惰分子”往往为富人子弟，如果“限制贫民多子” 必然是“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4]114可见，陈独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评是站在贫民立场之上，从一个角度为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鼓与呼。

三、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

陈独秀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的问题是陈独秀时刻关注的问题。五四时期中国的人口已达到四亿之众，有人以此为骄傲，有人感到悲观失望。陈独秀对这两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予以批评，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一，发展生产事业，增加就业岗位。陈独秀认为：“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4]116他十分重视发展交通业，因为通过发展交通事业，既“增加能生产的人口”，又增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4]116。此时的陈独秀就有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想。陈独秀生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交通运输业均十分落后，其它服务性行业尚为手工作坊式，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以农为本，工商皆末” 的中国，农业较之其它行业要“发达”一些，但仍有许多边地、荒山、荒地有待开垦，能容纳许多劳动力，增加就业人口。只要大力发展生产事业，就既能拓展就业岗位，增加就业人口，同时又能增加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提高科学技术，增强生产能力。在陈独秀看来，要增强物质文明，非依赖科学技术不可。“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4]116“无论是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4]116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证实了陈独秀这一观点的正确。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导致了新产业的大量出现，由科学技术因素带来了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力的发展显着加快，人类衣食住行条件得到改善，不但品种不断增多，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无疑有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此时的陈独秀就主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第三，重视教育，提升民智。针对“生殖不繁，国力必缩” 的人口数量决定论观点，陈独秀指出：“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1]20这就是说国之强弱，关键在国民素质。国民素质高就会易于学习新科学、掌握新技术、接受新事物，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物质财富。提升民智的最佳办法乃至是“最后唯一” 办法就是发展教育。振兴中华民族，应以教育为本。“人类之美点，可以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以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慧贤否迥然不同。”^[6]322陈独秀十分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主义” 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通过“职业主义” 教育，使受教育者懂得个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树立务实勤勉精神，掌握实用的知识技能，为社会发展、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第四，提高劳动者地位，充实劳动者数量。陈独秀认为，在旧中国，虽人口总数不少，但真正的劳动者所占比例有待提高，即使是劳动者，其精力的投入也远远不够。“在我们‘游惰神圣’ 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4]116在陈独秀看来，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 等“多种学说之危害” ，以及“君主之流毒” 、“ 统一之危害” ，使中国人形成“沉迷于利禄” 、“惰性过强” 的国民性。国民把做工种地视作低贱之事，成天思念争权与夺利。为了获取利禄，不择手段去钻营官职，“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6]210仅北京一地，求官谋事者，不下二十万之众。其实这些人中，不乏“有学识经验之人”，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但为求一官半职，跻身于“摇尾磕头之列”，“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这是一种严重地看不起劳动者的“官迷根性”。对于劳动的提倡，勤勉之推崇，中国人与西方民族大不一样，“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婢仆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馀沥。”^[6]208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宣传“劳工神圣”，“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4]116

第五，取消垄断特权，改革分配方法。陈独秀认为，讨论人口问题应与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否则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太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4]117这种从社会经济制度上去考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可以看出此时的陈独秀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也反映其未能摆脱“不患寡，只患不均” 传统观念的羁绊。

第六，革新婚姻制度，提倡优生优育。陈独秀坚信，民族的繁荣昌盛必须注重优生优育。要做到优生优育：一要戒早婚，倡晚婚；二要“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实行“择种留良”； 三要提倡“异族异姓相婚”， 以利“人种进化”。陈独秀的这些看法是符合优生学原理的。

第七，节制生育，限制人口。陈独秀指出“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4]117陈独秀这一段话含蕴三层意思：一是限制人口是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二是对人口的限制应在游惰的上流社会，对贫苦劳动者不应限制，因为他们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三是与马尔塞斯底限制人口观不同，马氏对人口的限制其逻辑结论侧重点在贫困的劳动者。陈独秀认为，要限制人口可学习西方，采用“避妊” 的节育方法。中国国力贫弱，与“生殖过繁，超出生产” 有关，如“长此不悟，必赴绝境” 。如能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必会有利于开民智，强国力。

四、对陈独秀人口观的评析

陈独秀的人口观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口思想在当时有许多精辟之见，当然也有欠科学之处。首先，充满启蒙主义色彩。“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在思考问题时，常常将东西方进行比较，寻求现实问题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背景,主张摈弃固有传统，输入西方文化。在人口问题的看法上，无论是价值观、家庭观、婚姻观、子女观还是妇女观东西方均有根本差异。在价值观上，“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主张东方应学习西方。在家庭观上，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重家庭，轻个人”，“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6]168在婚姻观上，中国“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以“传宗接代” 为义务，为目的，不是考虑爱情与幸福，从而形成三大“恶俗” ：“ 第一是结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 。“你看中国人结婚的规矩，那一个不是父兄作主，有一个是男女相悦，心服情愿的吗？”而西洋各国“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6]41“第二成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本来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喜事，而我们中国人却要做出一些使人淘气、伤心、受罪的事，遵循一些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西洋人则是文明成婚，喜事喜办，“有文有礼” ，方式自便。“第三不能退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只要“男女不合式都可以退婚，这是天经地义” 的。“我们中国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虽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的事吗？”^[6]45而且“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终身不能再嫁”^[6]45。而西洋“男女不合，都可以禀官退婚，各人另择嫁娶”^[6]44，有利于人类幸福和国家安宁。同样讲同姓不婚，中国与西方也理解有异，中国“乃出于伦理之见解” ，西洋“乃出于生理之见解”。在妇女观上，妇女“本是人类的母亲”，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反变成了人类的奴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的‘三从’ 大义”^[7]475，否则“便不算孝女、良妻、贤母”。而“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提倡男女平权，妇女自主。对溺婴之事，东西方理解也绝然不同，“西方堕胎溺儿，多避贫畏苦；东方溺儿，且因轻女。”^[1]200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其用意在于教导人们要抛弃封建旧传统，学习西方的文明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

其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如果说在“五四” 运动前，陈独秀还是以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来谈论人口问题，但从1920年始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来分析中国人口问题。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人口的阶级构成进行独具慧眼的分析，把中国人口分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六大阶级，并对农村人口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把农民分为“自己不耕作之地主”、“自耕农”、“半无产阶级”和“农业的无产阶级”四大阶级；又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自耕农民兼地主”、“自耕农民兼雇主”、“自耕农民”、“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十个阶层。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农民生活，认为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因此应宣传、动员、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推翻统治政权。这些理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是立足中国实际。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时，他指斥马尔萨斯是讲贫困性质时只注重食物，讲贫困原因时只讲人口过剩，均带有片面性，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的重大原因都忽略了”^[4]113。其实，工人贫困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所致，是“社会制度的罪恶”。因而，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指斥马尔萨斯把解决人口过剩办法放在限制贫民生育时，陈独秀认为马尔萨斯是“劫富济贫”的人口论，是一种违背学者良心的阶级偏见。陈独秀还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土地收获递减法则进行分析，以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立论依据。

最后，认识问题有偏颇。“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毕竟尚未掌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之救亡图存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冷静思考，其人口理论难免存在偏颇。他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因而生活资料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观点时，认为人可以发挥创造力，使生活资料以更快甚至是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陈独秀未能重视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使其理论难免不缜密，而且当物质资料的生产超过人口增长时，人口越多越好，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再者，陈独秀虽然说过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不肯盲从时论”，“佩服他的胆识”，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理解有偏颇，批判也偏激，如在分析人口和食物增长比率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口级数增长的观点是从理论状态上进行分析的，是一种理论假设。他也知道且承认理论状态下的人口增长与实际状态下的人口增长有区别，陈独秀恰恰忽视了马尔萨斯这种假设的价值性。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人口思想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才为人们所接受，使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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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