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时期，由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接受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阐述成人民的党，为共产国际支持该政策制造了假象；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抓住把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党内合作”政策辩护。“党内合作”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同时也消耗了陈独秀等人精力，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关键词：党内合作；陈独秀；共产国际
《中共党史研究》（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集中了许多专家的智慧，吸收参考了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研究成果，受到党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但该书在一些观点上仍然存在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对中共在西湖会议上做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该书依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关系重大，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国共“党内合作”政策的形成
1、马林与陈独秀的争论 1921年底，马林在与陈独秀发生冲突之后，到桂林考察国民党，在与孙中山接触时，谈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事情，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但在孙中山看来，共产党弱小，不存在与国民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即所谓“党内合作”。孙中山的意见，得到了马林的赞成。
马林回到上海后，向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人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相持不下。陈独秀向各地支部发出通知，征求全党的意见，回复都站在陈独秀一边，不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时，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写信，谈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采取党内合作的理由。马林见中国共产党及陈独秀本人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于1922年春天回国，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马林离开后，陈独秀知道马林将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遂采取一系列措施，为继续反对马林的计划做准备。是年5月，陈独秀在广东召开了党的负责人会议；7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二大，在共产国际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大会宣言，明确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同时通过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强调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奋斗目标上、阶级性、革命性等方面的区别，主张只能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而不能采取加入国民党的做法。为了建立联合战线，大会决定了会后的一系列行动措施。
2、共产国际和布哈林为什么支持马林 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后，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被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进一步加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1922年8月，苏俄派遣越飞来华，谋求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遭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洋政府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必须在蒙古驻军和中东路问题上让步。在谋求以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势力孙中山的合作来对付北洋政府的意图遭到吴佩孚和孙中山双方的拒绝后，苏联开始把依靠的注意力集中在孙中山身上。在越飞积极谋求与北洋政府合作的同时，1922年初，马林积极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这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是一致的，因此，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孙中山提出共产党需要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后，马林为了国共合作的目标的实现（其中不排除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国外工作时需要的业绩的考虑），采取了让步的立场，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
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一些阶级为了共同反对另外一个阶级，组成暂时的联盟，而各阶级保持自己的阶级的独立性，在必要时，各行其是，分道扬镳。马林清楚这个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为了推动其意见的实现，他在1922年7月向布哈林等人汇报时，将国民党的性质做了歪曲的阐述，说国民党是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华侨和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的“人民党”。马林特别强调了国民党与工人的联系：“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1]235既然国民党是人民党，就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因此，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布哈林的支持。共产国际1922年7月30日通过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认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1]241
3、大革命进行过程中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分歧 1924年1月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逐渐激化，反映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两人对于共产国际的政策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特别是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包围苏联住广州使团的驻地、软禁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认为，退出国民党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的阵地，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
托洛茨基等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对派，试图通过中国大革命方针的形势来证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失败，其主要目的不是帮助纠正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为了党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的意见客观上反映了苏联党内存在“党内合作”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恰好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在党内合作问题上，击中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害。
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大革命进行之中，尤其是在大革命后期，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继续支持党内合作的政策，一方面是维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需要，不给反对派以把柄。因此，苏联的报纸封锁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斯大林继续把赌注压在汪精卫身上，不惜以巨额经济援助拉住汪精卫的右倾，主要的也还是为了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4、大革命失败前夕和失败后，斯大林为什么为“党内合作”辩护 大革命失败前夕和失败后，斯大林、布哈林继续为“党内合作”的政策辩护。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其中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2]此外，为了维护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贯正确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苏联，没有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被追究责任，甚至罗易将共产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绝密电报给汪精卫这一重大泄密事件，也被“忽视”。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以后，在斯大林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新反对派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被赶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罗易也被开除出共产国际，鲍罗廷被流放。这表明斯大林并没有最后原谅他们的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不追究其责任，仅仅是为了堵住托洛茨基的嘴，是苏共党内政治的需要。
5、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为“党内合作”政策继续辩护 大革命失败前夕，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3]406
大革命失败后，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依据斯大林的意见，对陈独秀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不邀请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以及1927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这致使陈独秀产生逆反心理，拒绝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
1928年6月，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为“党内合作”的政策辩护，认为党内合作的政策没有错，问题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等人）没有革命的、政治的手腕，不善于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发展壮大自己，没有利用国民党这个有利的条件，作为吸附巨大力量的源泉：“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4]
《中共党史研究》仍然沿用了布哈林的这个观点，说：“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5]
二、国共“党内合作”政策的理论错误
1、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 1920年6月5日，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谈到：“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6]112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正是列宁明确反对的“融合”。而且，列宁强调“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也与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情形完全符合。列宁当时就意识到，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企图控制无产阶级，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特别强调：“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应当反对这一类的控制，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6]128根据列宁的意见，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明确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6]124
马林、布哈林等人不仅违背了列宁（反对“融合”），也违背了共产国际（反对“混为一体”）的观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企图控制无产阶级的预言，在中国大革命中不幸成为现实。
2、马林错误理解了国民党的阶级属性 1922年7月，马林在向布哈林等人汇报国民党的情况时，把国民党的性质说成是人民党。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东方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国家的代表，马林熟悉列宁关于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不能和资产阶级混合的思想，也熟悉共产国际曾经作出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体”的决议精神。他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手段，将国民党描述为四个阶级的联合体，并且为了自己建议被采纳的需要，突出国民党中的工人、农民的成分，淡化其中的资产阶级的成分，甚至把国民党概括为人民党。
布哈林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非常清楚列宁的关于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不能混合组织的思想。同样，他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为了在中国与英美日等国家的斗争中获得利益，他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支持了马林的意见，而把本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看成是一个和中国共产党没有本质区别的“人民党”。
值得一提的，1923年秋天，为争取苏联的大额经费的支持，蒋介石代表孙中山到苏联访问。1923年11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阿姆特尔问蒋介石：“您对国民党员的数量是怎样估计的，工人和农民在其中占多大成分？”蒋介石回答：“党员总数为六十万，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工人和农民。”阿姆特尔问：“您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您根据什么说国民党党员有六十万，而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和农民？”蒋介石：“在我们的上海总部有党员名册。”[3]406蒋介石的回答印证了马林的判断，进一步迷惑了莫斯科。
1927年5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整个共产国际的高层都清楚，中国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托洛茨基猛烈地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1922年做出的“党内合作”政策，认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国民党的性质，把国民党看成人民党，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面对托洛茨基的指责，布哈林反击说，托洛茨基1922年参与了该决议的表决。言下之意，托洛茨基本人当时是支持这个决议的。而斯大林在政治斗争上比布哈林更严厉，认为“党内合作”的决议没有错，中国大革命所以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
3.马林企图以改造国民党来弥补决策失误 马林在共产国际和布哈林的直接支持下，取得了“党内合作”的门票，在西湖会议上，经过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激烈辩论，通过了党内合作的决定。违背列宁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的这个决策，作为纲领性的文件，在1922年8月到1927年7月15日大革命失败的五年里，成为中国共产党行动的指南。
但在实际操作中，陈独秀等人强调的种种困难暴露无遗，国民党并非马林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战线。国民党本身的军阀性、封建主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都使马林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面临了巨大的困难，能否实现共产国际所期望的目标，成为一个问号。因此，马林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在中共中央三大上，作出了让步，即强调国民党要进行改造，以削弱和克服国民党的军阀性和封建主义性质。
中共三大后，陈独秀等人向孙中山陈述了中共三大关于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陈独秀、马林本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国民党，引起孙中山的反感，以致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马林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离开了中国，但他确定、怂恿的党内合作的政策，一直在维持下去，直到中国大革命的最后失败。虽然，马林本人在1923年夏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由他一手鼓动出来的政策在实行中存在巨大困难。
4.党内合作不是统一战线的唯一方式 在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需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员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本人也清楚，党内合作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原则，所以，他在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7]马林一方面表示，中国无产阶级在与国民党的联合中，将获得壮大力量的机会。另一方面，他的本质是站在苏联的国家立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小，不能成就推翻其它军阀，获得全国政权的事业，故把国民党作为苏联在中国的依靠力量。事实上，斯大林在毛泽东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仍然持不同立场，也表明了斯大林的苏联国家利益高于共产主义利益。
孙中山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目标和宗旨上的不同，为了获得苏联的经济援助，加上陈炯明的反目为仇，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但孙中山只同意党内合作，而且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不是相反）。这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所谓“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党合作的天平是倾斜的、不公平的。
反对党内合作，并不违背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并不影响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的党内合作方式，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有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的军队仍然迅速发展壮大。
三、实践证明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错误的
1、党内合作限制了党的独立的发展 党内合作的政策实行后，首先遭到了中共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陈独秀本人就在西湖会议以前采取了许多方式进行抵制，包括征求各地支部的意见，召开广州共产党负责同志会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宣言，召开中共中央二大，给维经斯基写信，包括在西湖会议上与马林的面对面的争论等等。直到1922年冬，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才转变了思想，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
党内许多同志，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因不接受党内合作主张，与陈独秀先后闹翻，离开了党。杨明斋因不同意该主张，离开上海去了边远地区。蔡和森、张国焘等也因为不同意党内合作政策，与马林闹了矛盾。
此外，国民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等等，都是针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而来，目的都是限制或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因为在国民党内，受到种种制约，其力量受到了严重限制，以致最后遭到大规模的屠杀。
2.“党内合作”阻碍了中共独立地发展武装 1922年西湖会议确立了党内合作的政策以后，孙中山虽然同意改组国民党，但陈独秀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方案并没有通过。1923年秋天，孙中山委托蒋介石到苏联争取军事援助，尽管托洛茨基等人批评了国民党存在不关注政治思想问题等，仍然同意帮助国民党办黄埔军校，并派出大量的苏联军事人员去孙中山的军队，提高国民党的战斗力。在1923年年底到1927年夏天的五年期间，苏联支持国民党的经费高达1400万卢布，其中包括除飞机以外的全部军事装备，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仅为26万卢布。其支出仅仅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维持开会、出版读物和一些差旅费，而不含任何的军事装备[8]。
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加入了国民党。
对于苏联单方面支持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前夕已经察觉到，并请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提出，支持5000支枪组建工人武装，但遭到拒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任何武器的材料。
1927年5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电告中国共产党，指示秘密组建军队，但这个电报被罗伊有意识地出卖给了汪精卫，不仅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设一支军队，而且还给了汪精卫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此外，即便在这个时候，苏联也没有专门划拨一笔经费给中国共产党来组织武装，以致鲍罗廷和陈独秀都承认，无法执行斯大林的电报指示。相反，在汪精卫已经暴露了叛变的本质以后，斯大林仍然于6月23日做出秘密决定“再给武汉政府200万卢布”[3]347，企图拉住汪精卫，不使其叛变革命。
3.“党内合作”帮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壮大了力量 1922年西湖会议以后，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共中央得以通过；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了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党内合作的形成。
由苏联支持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国民党的几乎后来的全部高级军官，其中绝大部分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骨干。苏联支持的坦克等各种武器以及1 400万卢布帮助蒋介石和汪精卫壮大了军事力量。国民党在得到苏联的武器和卢布支持以后，其军事力量获得了急剧增长。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发展党员数量以及发动工农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绝大部分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期间被杀害。因此，党内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北京事变以后，把冯玉祥看成和国民党一样，是国民革命的进步力量，对其进行了大额军事援助。据笔者统计，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前，支持冯玉祥的经费超过1 000万[9]。苏联还派出高级干部帮助冯玉祥训练干部。冯玉祥在大革命后期与汪精卫、蒋介石合流，叛变了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信任冯玉祥，是混淆阶级阵线错误的继续。
4.党内合作模糊了阶级阵线，助长了陈独秀依靠国民党的思想 19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转变了对于党内合作政策的抵触态度，洗了脑子，回到中国，1923年写了两篇文章，宣传党内合作政策，强调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完全和共产国际保持了一致，并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突然夸大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对国民革命的理解，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批评。
中共中央三大以后，由于孙中山不愿意改造国民党落后的一面，与军阀张作霖保持密切联系，与帝国主义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遭到陈独秀、马林的批评后，提出要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以致陈独秀将中共中央迁往上海。
自1924年起，陈独秀不再坚持1923年的立场，在文章中不再强调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以后，直接批评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1927年年初上海三次暴动中，赞扬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因此，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不足以代表其论述资产阶级的全部思想。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了党内合作的政策，加上苏联在国民党身上采取了投机主义（马林语），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以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时候，对他们仍然抱有幻想。这个思想，导致了陈独秀患得患失，在1927年4月5日，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立即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受到周恩来等人的批评。
陈独秀的右倾思想的根源，正是来源于“党内合作”的政策。这个思想不仅搅乱了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阵线，也搅乱了陈独秀本人的思想。国民党作为与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必然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大革命后期的土地革命政策，必然冲击国民党的利益，这个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这也是列宁强调统一战线不可混淆阶级的本质原因。马林在中国做了一个政治上无知者的实验，其结果导致了无数中国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杀害。
四、几点结论
1、“党内合作”的策略是建立在一个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的、低级错误基础上的。“党内合作”政策是苏联谋求建立中苏关系受挫之后，为了在中国抗衡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发挥苏联人在中国作用和影响的变通措施。根据列宁的统一战线理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建立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不能混淆了阶级阵线，即明确不要混合队伍。列宁的思想，与孙中山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希望弱小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孙中山的态度，促使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作了修改，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属性，解释成工人、农民、华侨等“人民党”的属性，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前提。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下做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在被布哈林认可后，进一步得到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共产国际领袖及苏联共产党领袖的支持，以共产国际的决议形式，促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受。
因此，整个中国大革命是在一个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从一开始就带有自欺欺人的色彩，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无数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来说，自始至终就是在一个骗局中充当了玩偶。他们的血因为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而白白地流淌，他们中许多人成了一个蒙昧无知、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的低级错误的牺牲品。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高高在上，理论脱离实际，远距离指导其它国家革命的一个失败的例子。
2、承认“党内合作”正确，客观上是袒护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斯大林因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斗争的需要，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和失败后，强调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全部政策都没有错，以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留下把柄。因此，斯大林强调，要设法证明，共产国际在中国没有错。斯大林的这个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预先确定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人，犯了脱离客观实际分析、主题先行的错误，是主观的政治历史观。这个观点，以历史事实服从政治需要，必然歪曲了对于历史的正确判断。
受斯大林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的党史界和中国的党史界，都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从不谈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曾指出了鲍罗廷犯了右倾错误，但只谈鲍罗廷，而不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对于大革命的失败的经验总结，虽然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克服了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理论脱离的实际的错误指导方针。
3、承认“党内合作”正确，无异于说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无关。 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的。与此同时，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在1930年初的苏联中国问题研究会上都表示，还有其它原因。维经斯基后来写文章，认为有中国共产党弱小、敌人强大等客观原因，但始终不敢正面说出苏联和共产国际本身的错误。
苏联的上述主流观点，作为正统观点，长期被中共党史所接受。毛泽东在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偶尔提到鲍罗廷的错误，但并不联系共产国际。今天，我们坚持说“党内合作”政策正确，无异于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没有犯理论上的错误。这个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仍然不能说清楚中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这个根本的问题，就不能全面解释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4、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坚决反对“党内合作”，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携手。在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时，蒋介石提出派人参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被毛泽东坚决拒绝。虽然谈判异常困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坚持了统一战线的党外联合根本原则。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坚持党外联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无疑是根据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吸取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血的教训而做出的决定。
总之，由马林提出、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政策是错误的，是违背了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原则的，该政策在莫斯科做出，然后在中国强行实施，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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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洪.重话大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1.
Is the Decision on “InnerParty Cooperation” Between CPC and the KMT Right?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the Reseach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PC and CHEN Du xiu
ZHU Hong
(Reseach Center of Wang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Great Revolution, put forward by Marin and accept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the policy of “innerparty cooperation” between CPC and the Kuomintang is a wrong decision. Marin’s description the nature of the KMT into a People's Party created a false impression for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support the policy; In order not to give Trotsky and other new opponents chances to have something on it, Stalin, Bukharin and others argued in favour of the policy of “innerparty cooperation”. The policy of “innerparty cooperation” went against Lenin’s thought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confused the class; it not also limited the party’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helped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 develop their force, but also consumed CHEN Duxiu’s energy, and frosted CPC’s thought of depending on the KM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thorough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Key words: innerparty cooperation; CHEN Duxiu;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收稿日期：2011-06-15
作者简介：朱洪，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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