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为何没出席党的一大，学术界有因事、抵制外国人包办、安全考虑、对大会不重视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都不足成为陈独秀缺席一大的真正原因。陈独秀缺席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此时陈独秀不能，也不便离开广州。二是陈独秀没打算出席一大，这也是陈独秀没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陈独秀；缺席；一大；原因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这在学术界已基本上没有争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苦苦探寻着其中的原因。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本文也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
关于陈独秀没出席一大的原因，归纳学术界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因事脱不开身。
这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据当时参加“一大”的见证人李达、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后来的回忆，陈独秀未参加“一大”， 是由于陈独秀既要管学校，又要办《新青年》，一时不得脱身。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因为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1]。张喆、王正茂认为陈独秀未参加“一大”，是“人在官场”，一时不得脱身罢了[2]。
对于这种说法，王其彦、彭厚文、程金蛟等学者分别以借故、托辞、说不通而提出异议。王其彦认为，陈独秀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中共“一大”，实为借故抵制马林包办倾向的一种行动[3]。彭厚文认为，陈独秀“辞职尚未获准”是托辞。事实上，到了1921年9月，当包惠僧受中共中央之托，再次到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担任总书记职务时，虽然陈独秀向陈炯明辞职仍未获批准，但他还是采取先请假、后辞职的方式与包惠僧回上海了[4]。程金蛟认为，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长本身是有革命目的的。陈独秀是带着传播新文化、社会主义新思潮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这两大任务去广东的。担任教育委员长也是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作为首要任务，在党的成立大会召开时陈独秀却不参加，仅以“公务繁忙”、“为校舍筹笔款子”作为不参加的理由显然说不通[5]。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除了本职工作（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外，还兼有大量的社会工作，“因事脱不开身”在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但任何其它事情，都不能阻止他去从事已确立的要为之奋斗的革命之事。“一大”后不久，陈独秀毅然辞去广东之职到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即是明证。因此，“因事脱不开身”仅仅是一种托辞，并不能成为陈独秀没出席“一大”的真正原因。
第二种说法：抵制外国人包办。
王其彦依据对包惠僧回忆材料的分析，认为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成立大会的真正原因有三：第一，外国人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对包办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这种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最根本原因。第二，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是顺理成章的。第三，对马林包办中共成立大会的错误倾向，陈独秀等强烈抵制[3]。
对于王其彦的观点，张喆、王正茂、程金蛟等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张喆、王正茂认为，陈独秀因共产国际包办、主持、领导“一大”而借口不参加是与事实不符的。原因有三：一是“一大”由于陈独秀未到，大会由张国焘主持，并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持。会议第一阶段在上海共召开了6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只参加了两次。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参加。二是陈独秀与马林的意见不合是“一大”之后。三是在“一大”召开之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的合作是很好的[2]。程金蛟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一大”的说法是无从谈起。陈独秀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缺陷，与同事、下级的关系经常闹僵，客观上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性格脾气使然，但他心胸并不狭窄。他不至于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包办一大”生气不去参加。何况马林并没有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仅是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根本不存在共产国际代表包办问题；且此时陈独秀根本就没见到过马林，对马林不满是“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接触逐渐产生的[5]。
此说不能成立，还可以举出以下三点理由：其一，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事先同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协商的结果。据张国焘回忆，在马林来华之前，“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绝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124其二，大会筹备期间，李达、李汉俊曾函电陈独秀出席并主持大会，只因陈独秀缺席，才临时推举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包惠僧回忆：“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在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7]305其三，建党时期，陈独秀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他的威望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7]54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这是全党的心声，符合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经由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回忆：“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第三种说法：安全考虑。
1944年陈公博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7]419。持此说法的李红涛认为，陈独秀由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而声名显赫。新文化运动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宣传共产主义，“五一劳动节”时又上街发传单，遭巡捕的逮捕。由于陈独秀名气大，又宣传“过激主义”，所以他容易被巡捕注意。陈独秀出狱后被迫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后又接受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洋军阀政府分庭抗礼，在广东陈独秀的活动有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担心巡捕的骚扰。一旦他离开广东到达上海，那么他就有被巡捕逮捕的可能[8]。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又因宣传“过激主义”，被反动当局所关注。他参加“一大”，确实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问题。但安全问题，绝不是阻止他行程的真正原因。陈独秀自投身革命之日起，早已将生死、名利、荣辱置之度外。他先后五次被捕、八次被缉，每次被捕后都从容面对，镇定自若。1932年，陈独秀最后一次于沪被捕，在押解去南京的列车上，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9]409在狱中，他有一副自撰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此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接他到军政部，请他写字，他提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谓心声的流露。面对敌人总是从容不迫、傲骨铮铮的陈独秀，岂能因为安全问题而滞留广州？后来事实证明，安全问题并不能阻止陈独秀的行程。党的“一大”后，当包惠僧前往广州迎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即于8月17日致函陈炯明，请辞广东教育委员长职。由于陈炯明极力挽留，陈独秀只得以胃病复发，需往上海医治为由，悄然离开广州，并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第四种说法：对大会不重视。
这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种新说法。持此说法的有彭厚文、程金蛟等。彭厚文认为，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因为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当时陈独秀的心目中，参加中共一大还比不上他筹办大学预科重要[4]。程金蛟认为，陈独秀未能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对“一大”召开不重视才是其不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陈独秀认为建党于1920年而非1921年的“一大”，“一大”前党已有全国性组织；“一大”代表和早期党员承认当时认识不到“一大”的意义；从党的“一大”的内容、参加者在会议期间的表现、“一大”后的反应、广东党小组的代表数、李大钊的不参加、“一大”对建党的意义、代表们都忘记开幕闭幕日期等方面都证明：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历史意义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天我们认为的高度[5]。
“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其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无疑是后来人们所赋予的。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历史意义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天我们认为的高度，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得出因对会议意义估计不足而不重视的结论。我认为“对大会不重视”的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就陈独秀而言，他对“一大”是很重视的。陈独秀在不能脱身参加“一大”的情况下，推举陈公博到上海参加会议。他给大会提出了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公博带给大会，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章时予以注意。陈独秀后来又推举包惠僧参加会议，并让包惠僧代他向上海的同志们说明不能参加大会的原因。在会议召开前的一两个月，陈独秀还叫沈雁冰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7]46。
其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严谨认真。1921年6月前后，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李达分别写信与北京的李大钊和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商量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随后，李达与李汉俊便分别向各地共产党小组写信，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并向每位代表寄去100元路费。各地在接到上海通知后，除日本东京外，均按要求推举出两名代表参加会议，北京、广州等地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推举。北京小组还专门派张国焘提前到上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对会议议程、日程、代表来沪住宿、开会地点等都做了精心安排。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于是代表大会才正式开幕。
再次，参与会议的代表，除少数人没有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外，大多数人均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代表职责，使大会获得圆满成功。从7月23日大会开幕到7月30日，代表们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全体代表除周佛海因病没能参加会议外，都参加了会议。按照会议的预定计划和程序，先由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各地代表汇报工作。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从今天能看到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长达六千余字的发言材料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10]52。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这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后确定。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但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终止会议。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能够继续进行，并保证代表们的安全，最后一次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进行。除陈公博及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因故未能出席外，其它代表都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下午6时左右，代表们以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者万岁”的口号宣告大会胜利闭幕。会后，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最后，党的“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留下的有关会议的资料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人们在回忆这次大会时，竟然连开会、闭幕的确切时间、与会者是哪些人、会议的内容、参加者会议期间的表现等都不能完整地记起。有的论者以此为由头，作为时人不重视“一大”的依据[11]。这种分析判断问题的方式是不能成立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即使当时能预见到这次会议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对会议极度重视，在事隔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在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资料面前，要他们回忆起会议的具体细节而不出现一点误差，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出席会议的代表几十年后的回忆，虽然与会议的具体细节有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但总体上仍能反映出会议的基本轮廓，恰恰说明这次会议在代表们心目中的特殊意义。后来这次会议作为党的诞辰来加以纪念，正是这次会议在时人心目中的特殊意义的外化。当然，后来人们对“一大”意义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现象，正如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引《庄子》上的话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2]291而不能因此得出时人对这次大会的意义估计不足进而对大会不重视的结论。
第五种说法：权力因素原因。
这是李红涛最近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陈独秀不愿意放弃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李红涛从陈独秀的家庭，从小所受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北大文科学长、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方面进行了论证[8]。
此论值得商榷。陈独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投身革命始，意味着自愿抛弃了功名前程，抛弃了安逸舒适，抛弃了自己和家庭的小利益，以国家民族兴亡为最大诉求。陈独秀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党的事业远比个人名利重要。陈独秀开始履行中央局书记职责之时，也就是意味着他丢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开始走上了担当风险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建党初期，对于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的开销。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此外，还有论者认为，陈独秀刚刚在广东打开局面，又正与顽固派进行斗争。他一走，所有努力就会白费，并给反对派以口实[13]265。
二
陈独秀之所以没出席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此时陈独秀不能、也不便离开广州。二是陈独秀没打算出席一大，这也是陈独秀没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陈独秀此时不能，也不便离开广州呢？陈独秀之所以在此时不能离开广州，因为自1920年底到达广州后，他所开展的工作，一是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探索，二是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建共产党广东支部。陈独秀在广东的大胆的教育改革行动及其频频见诸报端的教育革新思想，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触动了相当一部分守旧势力的神经，他们蜂拥而出，对陈独秀进行口诛笔伐。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守旧派给省长陈炯明呈文，斥责陈独秀的道德文章，企图借此来攻击陈独秀，逼迫陈独秀离开广州[14]。这对性格倔强、决不向旧势力屈服的陈独秀来说，此时岂能离开广州一走了之？陈独秀此时不能离开广州，还因为自来广州后，共产主义宣传和建党活动的开展比较顺利，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广州建党活动虽已打开了局面，但建党的基础并不巩固，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仍很猖獗。据包惠僧回忆，1921年5月前后，他去广州见陈独秀，并转告李汉俊让陈去上海，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的意见。陈不同意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7]384。此时陈独秀如果离开广州，对广州建党活动势必带来不利影响。
陈独秀此时不便离开广州，因陈自来广州后，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建党活动，多得广东实力派人物陈炯明大力支持。当陈独秀遇到困难或阻力时，陈炯明总会予以帮助。1921年3月，当广州市面上发现攻击陈独秀的传单时，陈炯明发布省长令严行查拿派发传单者，对陈独秀给予了保护[15]。陈独秀于8月17日向陈炯明呈递了“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当时，陈炯明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他接到陈独秀的辞呈后，立即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15]陈炯明的倚重和支持，既增添了陈独秀战胜困难和阻力的信心，也使一向重感情的陈独秀在面临困难与阻力时更不便轻易离开而有负朋友之托。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因反对加入国民党专门给维经斯基写信，其中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字里行间，仍透露出陈独秀对于陈炯明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绪。
陈独秀不打算出席一大，有多方面考虑：
其一，如前所述，大会主要议程事先已基本商定，包括制定纲领和章程，选举中央机构等。甚至陈独秀很清楚自己是内定的未来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他是否出席并主持一大对整个会议进程影响不大。
其二，他不愿和马林直接打交道并避免与马林发生正面冲突。马林来华后，在与李汉俊、李达的最初接触中，即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与李汉俊和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6]124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要求了解中国共产党工作计划和预算情况，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对此，李汉俊及李达提出异议，表示党的组织还处于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它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还得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李汉俊、李达与马林之间存在的分歧，不能不影响到陈独秀对马林的看法，因为陈独秀和李汉俊、李达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陈独秀十分清楚，以自己的个性，在会议期间与马林发生分歧，甚至产生不愉快将很难避免。因之，陈独秀不出席一大，一则他不愿和马林直接打交道。与陈独秀有着相似性格特征的李达，就因与马林意见不合而不愿与马林打交道。张国焘回忆：“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般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戆头，恰好碰个正着。”[6]124-125党的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开始了和马林的接触。由于二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并且性格都很倔强，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发生冲突。李达回忆：“马林和尼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工作报告。”“陈独秀回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7]15-16再则可避免与马林发生正面冲突。陈独秀与会，与马林发生分歧或正面冲突很难避免。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一旦与马林发生直接冲突，调整与马林关系的回旋余地就有限，这将不利于协调即将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张国焘回忆：“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帮助。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来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6]96-97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般也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的。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写信给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7]220-221既然陈独秀如此看重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那么，尽量避免与马林过早发生正面冲突，就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其三，他不愿和李汉俊等人发生正面争吵。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李汉俊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他们曾经为创建共产党，携手合作，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情谊。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汉俊则为新成立的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类似党纲的文件。同年11月，陈独秀因陈炯明邀请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便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的信任和看重。但在党的一大召开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之间却因经费和“党章草案”问题闹得意见很大。陈独秀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则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对李汉俊的主张很不满意，他对从上海前往广州的包惠僧说：“我要搞中央集权制，他要搞地方分权制，这不是明着与我对着干吗？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达觉得党刚建立不久，如此情形有损于团结，就调停于两者之间，希望以团结为重，但李汉俊执意不从，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并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李达，要李达担任书记。后又因经费问题，使二人的关系几近水火不容的地步。二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之影响到他们对建党工作的热情。李汉俊在上海仍然积极筹备党的一大，陈独秀则在广州担负起一大的指导工作。对于性格倔强，重视友谊的陈独秀来说，回上海主持一大，将很难避免与李汉俊发生正面争吵，甚至会出现难以修复的个人关系的破裂。因为李汉俊性格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同时又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茅盾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16]。为了避免与李汉俊发生正面争吵，陈独秀以缺席的方式来回避。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意见不一，以同样的方式不愿与之当面交换意见。党的二大时，陈独秀曾电邀李汉俊返沪参加会议，但他始终没有到会。只是托人带去了一份意见书。党的三大时，中央多次请他出席，他予以拒绝。李汉俊的行事方式，也为我们理解陈独秀没出席一大这方面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参照。而让广东代表将自己对大会的指导性意见带到会上，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既可以让代表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又可以避免与不同意见者发生正面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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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云根.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J］.炎黄春秋，2009(10).
More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CHEN Du xiu’s Absence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HUANG Ai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academic circles, views varied about the reasons why CHEN Duxiu was absent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mong them are his leaving for business, resistance for foreigners’ running the whole show, consideration of security, indifference to the congress, etc. However, none of those could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one is that Chen could not leave Guangzhou at that time and the other one is that Chen had never intended to attend the congress, which is the ultimate reason.
Key words: CHEN Duxiu; absence;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reasons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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