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之“三圣”（蔡为大护法，陈为精神领袖，胡为急先锋）如今若健在会怎样？

　　这个问题似乎是历史情节或逻辑的必然延伸。

　　立足当今，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怎样”云云，自然指命运尤其是政治命运如何？“如今”是个非确定的时间概念，就中国当代现实而言，当分三个时段：建国初、“文革”中、“新时期”。就对三圣命运的影响而言，本书之“如今”主体指建国初那个时期，兼及其他。以1949年为界，蔡元培（1868--1940）为83岁，陈独秀（1879--1942）为71岁，胡适（1891--1962）为59岁。若不是死神作祟，或命运摆布，他们都应能赶上建国初的种种活剧；而实际上蔡、陈已作古，只有胡适真的健在，不过他已远去海外不在现场。所以这个问题既是假设又很现实。

　　既然不好回答，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话题切入。

　　一、从鲁迅“杀头”诗话说起

　　1990年底，舒芜先生为我的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写了篇短序。其中有段关于鲁迅的话非同寻常。他说：“‘文化大革命’中，鲁迅仅以一个空名被利用了一番，而那场运动实际上正是反鲁迅的，所以当时有识者就暗中传诵两句诗：‘鲁迅今朝若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当时表面上崇鲁迅，谈来谈去也只是谈他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文章，连这些文章也从未重新发表过。”

　　“文革”中“鲁迅仅以一个空名被利用了一番”，这无疑是铁的事实。但我当时对“鲁迅今朝若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云云，却百思不解。鲁迅（1881--1936），享年55岁，若活到1966年当为85岁。鲁迅比周作人（1885--1967）大四岁，周作人在鲁迅死后又活了31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遭红卫兵鞭打，含辱去世。难道鲁迅比周作人更惨？还被“杀头”，并且是在“天安门前”？谁来杀鲁迅？红卫兵？四人帮？“文革”中，毛泽东有“最高指示”特别恩准保护了若干名人，难道他竟让被他屡屡美言的鲁迅“天安门前等杀头”而不施救么？

　　后从资料中看到，1956年当中共清算胡适思想进入高潮时，身处海外的胡适曾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鲁迅与胡适是中共对现代知识分子划分左右的两极，清算胡适时中共（毛泽东）会砍鲁迅的头么？我只视为胡适的大胆假设。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出格的高。从“中国现代的圣人”到“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以至在著名的《新民主义论》中竟一口气用了九个“最”赞美这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可谓登峰造极，在毛著中找不到第二例。在“文革”中，毛在给江青的信还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正由于毛的造势，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总是独占鳌头，“文革”中甚至有红卫兵投书党中央，要求追认鲁迅为中共党员，有的人在文章或课堂上径称鲁迅为“同志”而不见外称“先生”（“文革”中“先生”与“同志”的称谓有微妙区别）。不管是出于诚意还是策略，毛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已成定势，我以为他对鲁迅总不至于有与之截然相反的评说。

　　这种思维惯性令我在看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时，不由得非常惊讶。周在书末快收笔了，以《再说几句》的简短篇章披露了一项“天机”：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罗稷南是位俄文翻译家（致力于高尔基作品翻译），建国后一直任教于华东师大。他虽是许广平的老朋友，生前也没向许广平泄露天机。罗逝世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临终觉得这天机“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信得过的学生吐露这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周海婴1996年在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期间，听那位罗先生的学生的转告，才惊闻此天机。写书时他“撰写之后又抽掉”，直到2001年受到著名学者王元化的鼓动（王也听说过此事），才壮胆披露此“天机”。

　　周书因此引起极大的轰动。当然也有人以形式逻辑来推理，说毛泽东不会有这种言论（如陈晋）。用心良苦，但以正常的形式逻辑难以推测毛的思路。因为毛从来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那种跳跃式的思维，令人难以捉摩。最有力的是，当年亲聆“罗毛对话”者中如今唯一健在的黄宗英的“证词”。黄宗英于2002年7月4日以带病之身写了篇《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周毕竟是耳食之言，黄则是亲聆者，她的“证词”与周书有若干细节上的差异：

　　其一、黄文中“罗毛对话”有准确的时间。即1957年7月7日晚上，非周书所说笼统的1957年。1957年是多事之秋，这年的春天与夏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可大不一样。春天（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如何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著名演讲，鼓吹“鸣放”，“百家争鸣”帮助中共整风，策划了一个古今罕见的“阳谋”。果然有些有识之士纷起放而鸣之，“鸣放”不到半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布反右派斗争的开始；7月1日又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已向“章罗联盟”开刀。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可见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前往上海小住”，而是去上海为反右派斗争督战的。

　　其二、黄文说那是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座谈会，“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狄秋等也来了”。并非周书所说的“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参加座谈的固然有毛的湖南老乡，却远不限于此。这次座谈会或许是毛督战上海反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黄宗英当时“预产期将到”，“孕妇可能特别敏感”，这次召见没使她受宠若惊，反而害怕得“虚汗淋淋”，她说：“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发言”，座谈会后“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等着我（所以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其三、“罗毛对话”是那次座谈会中“短短一分钟”的插曲。黄文记载毛对罗“天问”的回答，字句上与周书略有不同。为保留当时的现场氛围，我还是将黄文这关键的一段转录于兹：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

　　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它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到：“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的话，在周书中没加引号，表示了他的谨慎；在黄问中加了引号，是亲聆者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所在。文字的微略差异，不影响对毛圣意的理解。

　　难能可贵的是，黄宗英查到了《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黄宗英坐在毛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的斜对面。这张照片2001年还在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制作的庆祝党的诞辰八十周年摄影图片展中展出过。

　　罗的“天问”，其实早在“反胡风”时文艺界就有人嘀咕过，但哪个敢公开提出，更何况在“反右”的节骨眼，当面给毛呈此“天问”。这反映罗先生的良知与勇气，尽管他听了毛说“惊出一身冷汗”。罗的“天问”实则是对毛建国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疑虑与挑战：假若曾被毛如彼高看的鲁迅活到了反右急风暴的1957年的夏季，他的命运会怎样呢？言下之意，对鲁迅你总不会如此绝情吧！如果连鲁迅都不能幸免于难，那知识分子还有谁能逃此劫难呢？（胡风属差点被砍头那一类，茅盾属“不做声”那一类）

　　毛的政治敏感性是无与伦比的。他立即听出了这位“湖南老友”（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瑞金时代就与毛有交情）的弦外之音，并作了出人意料却符合他的思维逻辑的回答。毛不愧“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深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若活到反右的年头，他可能不管你是阴谋还是阳谋，他虽有“彷徨”终会放声“呐喊”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或“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符合鲁迅的性格，那只是个缓冲的假设。残酷的事实是，即使是鲁迅也只有“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毛似乎是一个唯目的论者，为了达到他既定的目标，可以采取一切谋术或革命策略，用他的话说，就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们要么是革命的对象要么是革命的工具，对象与工具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随着时段的变化而变换甚至互变。当年高看鲁迅以至抬到“吓人的高度”是革命的需要，今天让他进牢房以至可能被砍头也是革命的需要（右派中不乏鲁迅的信徒与学生）。有如恩格斯所云，对于极权主义者而言，几何公式不利他，他连几何公式都要推翻。宪法、党章都不在话下，鲁迅又如何？即使是听话听音，在座的也听出了毛的弦外之音，难怪尽管“五十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座谈会所在的一间不太大的会场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表面“一派随意祥和气氛”。但当黄宗英听懂了毛说之后，不由得惊讶，她事后追述说：“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们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

　　45年来，黄宗英一直将那震撼心灵的“罗毛对话”掖在心角落里，从没向外透露那“天机”。直到终被周海婴“捅”出来，在律师的鼓励下，为对历史负责，她壮起胆写了这份有力的证词。立此存照：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两声暴雷向我轰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的砾石。

　　若将鲁迅三十年代在“两个口号”争论中，对当时文坛党代表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严厉鞭挞：“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云云，与王实味（1906--1947）《野百合花》那轻描淡写的讽喻相比较；再由王实味因《野百合花》仅数千字的杂文却在延安圣地遭从1942年起到1947年的批判与监禁以至神经失常，撤离延安途中，中共晋绥公安总局的人7月1日将王“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的山隅，用砍刀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的悲剧，联系到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糊涂观念批判的背景，假设那有意写红军长征长篇小说的鲁迅趟过了1936年的生死劫，1942年到了延安，赶上了延安整风那一次“阳谋”，他的命运会怎样？其实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偶尔读到毛泽东的某些诗词时，就断言毛是“山大王”。有次与冯雪峰闲谈，他突然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瞠目，不知所措地回答：“那怎么会呢……”历史却回答：“那怎么不会呢？”真令人不寒而栗，甚至庆幸他1936年去世是个完美的结局：得其所也，得其所也！

　　就文章做法而言，这段引桥似乎太长了，但将引桥架好，下面的路就会畅通无阻。“三圣”如今若健在，他们在大陆的命运都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的最爱鲁迅尚且如此，“三圣”命运则大致可想而知。不过历史情节不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它是由种种历史因素组成了合力演绎而成。那就让我们从种种历史因素寻找那历史情节吧。

　　二、蔡元培：从被质疑到被“孤独”

　　1940年3月10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3月16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并通令全国于24日举行追悼会。3月24日上午，重庆各界公祭，蒋介石、吴稚晖等500多人与会。蒋介石题了挽额“泽永河汾”。吴稚晖挽称：“生平无缺德，举世失完人”。中央研究院同人挽称：“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4月14日，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会，吴玉章、范文澜等出席。毛泽东挽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挽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先生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似乎在他的葬礼上被国共两党联手作了一次难得的践行。那是因为当时正值抗战炽热之际，国共双方都愿借蔡先生之亡灵说事。一旦事过境迁，他们（尤其是中共）对蔡先生的看法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

　　从马寅初的命运中或许能看到蔡元培“处境”的某种征兆。

　　马寅初（1882--1982）是名副其实的“老北大”。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马寅初，1916年应聘至北大，任经济门教授。1927年离开北大。1951年回北大任校长。

　　1951年6月1日，在北大红楼前面的民主广场，马寅初发表了就职演讲。他说：“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任务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此后要为人民服务，尤其要为工农开门”。

　　走马上任后的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工作室、李大钊事迹展览馆和鲁迅讲课时的教室重新布置起来，以供观瞻。

　　1951年暑假，马寅初率先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暑期学习会”，组织本校职员学习40天：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配合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请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作报告，指导运动，就只没有请动毛泽东本人（不知是何缘故，毛泽东1949年以后从来未走进北大）。

　　为期一年的思想改革运动，不少知名学者都在运动中纷纷检讨。只要翻阅一下1951年10月底及其以后的《人民日报》，许多熟悉的名字迅即映入眼帘，而文章的标题却是大同小异。所有的检讨，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自贬、自损、自辱的言辞俯拾即是，也堪称一时大观。

　　我相信初长北大的马寅初，不是在作秀，而是自觉地把自己改成“向阳花”。只是蔡先生若地下有知，将会对这位老“北大人”作何感想呢？

　　不过，马寅初毕竟是个富有良知的学者，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见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超前指出人口增殖过度可能出现的危机。六亿人口的基数，增殖率超过百分之二，长此以往则不可收拾。因这种“不合时宜”科学理论，遭到围攻，甚至毛泽东的龙颜大怒，马校长毫无惧色。1959年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竟有一则《附带声明》：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老马识途。他以“单枪匹马”挑战主流的勇气，回到了他1927年在杭州（为纪念北大建校29周年）所阐述的“北大精神”：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甚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的回忆“北大精神”，“宁死不降”的表现，令当局大为震怒。毛泽东斥之为“又臭又硬”。马寅初长北大十年，终于1960年1月辞职。这位隐居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北大老人仍不断上书，坚守己见。以另一种形式将毛请活着的鲁迅“到牢房里去写他的”的圣意演绎得活灵活现。从马寅初的命运中难道不隐隐可见蔡元培若真的活到了1949年以后将会受到何种“礼遇”么？

　　胡适认为五十年代毛泽东发起批评胡适思想，实质也是在清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他说：“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他们除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更进一步批评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学术平等。他们说：‘这是错误之至：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果然有“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的知识分子，公然否定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如政治学家钱端州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中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正好与胡适的话相呼应，而成了他观点的硬证。

　　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教育界的问题集中在要不要“民主办校”、要不要“教授治校”？高校党委制是不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某些高校党委成员是不是“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专行”的“独夫”？

　　对于这些问题，不难从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里引申出结论。只是蔡元培的思想，显然会成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至少是被质疑、被拷问的对象。蔡元培的名望虽盖过马寅初，但马寅初初长北大时的“向阳”性是他所无法企及的；而蔡先生没有如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营私腐败而先后被囚禁、软禁五年的光荣历史，马寅初没有如蔡先生1927年参与策划“4·12”事变的历史陈迹。以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逻辑推理，应有理由说，如果蔡元培活到1957年，他的结局只能与马寅初相似，甚至还可能等而下之。

　　历史终于走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当高傲的北大师生对任命九八高龄的马寅初为名誉校长而欢呼雀跃时，当北大迎来百年大庆时，人们有理由期待朝野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有个像样的评论与纪念。现实的况境，似乎令北大人很郁闷，有老师（如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中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去“叩问大学的意义”；有学生（如余杰）在铁屋中呐喊，为“孤独的蔡元培”鸣不平。

　　还是借助余杰的呐喊，去探望探望“孤独的蔡元培”吧：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老师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的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何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了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说到蔡元培迁墓的动议，余杰更多感慨：

　　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校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