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党史文苑》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连续担任了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一生波澜起伏，不时地发生着戏剧性的转变：由中共创始人之一，在党内享有最高的声望，到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被开除党籍，最终被定性为“托派”。他孤独终老时没有激起社会的任何反响，只是带着遗憾和失望静悄悄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今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建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笔者怀着对陈独秀这位历史名人的敬仰，追寻他的曲折革命历程和人生轨迹，试图探索他人生悲剧的根源，解开他为何凄凉而终的历史谜团。

　　共产国际撮合国共合作，陈独秀从坚决抵制到徘徊不定

　　共产国际成立前，列宁已经将合作的目光聚集到孙中山身上，期待着中俄合作。1920年6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在各党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并提议孙中山与俄国联盟。孙中山深表忧虑，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俄国结盟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影响北伐大业，不利于中国的统一。马林随即劝说，即使不联俄，国民党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干涉。一番考虑后，孙中山最后表示：愿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俄国去进行联系。随后马林又到广州等地考察，对国民党颇有好感，认为国民党党纲为不同派别的人加入国民党提供了可能。

　　马林回到上海向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这一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魏金斯基阐明自己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6条理由。马林也于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寻求帮助。

　　1922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达林来到中国，准备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4月初，达林接到苏俄外交使团成员帕依克斯的指示：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对苏俄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在广州政府中的作用。4月底，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出席会议。会上，达林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争论持续好几天，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陈独秀也动摇于各种意见之间，一时拿不定主意。

　　陈独秀出于什么原因反对国共合作呢？首先是出于对革命前途的负责。早在1921年8月，陈独秀以治疗胃病名义请假回上海做党的工作。在同包惠僧返回上海时，他就曾表示：我们没有必要依靠第三国际，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开展了再找国际联系。回到上海见到马林后，陈独秀又向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其次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担忧。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与其合作将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和进步。

　　原标题：陈独秀凄凉而终的谜团：国共“党内合作”埋下伏笔

　　激烈的争论和思想斗争之后，国共合作由“民主联合”到“党内合作”

　　在轮番的建议中，中国共产党渐渐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时，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30日，陈独秀致信魏金斯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小。”随后中共“二大”通过与国民党以党外合作方式进行联盟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道路；“二大”后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此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回到莫斯科后，马林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再次提出中共应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第二天，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迁往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普同志密切联系下进行。8月，马林返回上海后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在他的建议和坚持下，中共中央委员会于8月底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

　　会上，马林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反对马林的国共合作模式，强调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有害于革命形势。当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时，陈独秀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即孙中山要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西湖会议最终决定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实现国共合作，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革命遭受挫折也推动国共合作的确立。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炮轰总统府叛变革命，使孙中山元气大伤，灰心失意；军阀吴佩孚在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使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开始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和联合的必要性。孙中山和陈独秀经历革命的失意后，认识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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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合作后国共变友为敌，陈独秀多次提议退出国民党未遂，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

　　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并不代表国共就走上了一条肝胆相照、互帮互助的平坦大道。合作刚刚确立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如邓泽如、林直敏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国民党一大闭幕当天举行的宴会上，江苏代表茅祖权当众宣称：“如果共产党人接受我们的纲领，那么，他们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纲领，解散自己的政策，否则，就不要加入国民党。”1924年6月，右派分子又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最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不宜党中有党。7月13日，苦闷的陈独秀写信给魏金斯基指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即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而必须支持左派的各种活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的敌人。”9月1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攻击。面对分歧，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不要加深这些意见分歧，不要扩大这些意见分歧”。

　　1925年7月，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只单独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陈独秀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妥协，积极应战。9月，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戴季陶的攻击和污蔑，特别是批判了他的阶级斗争的谬论，论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10月，陈独秀在于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议，为抵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我们应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会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此次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绝非意气用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陈独秀曾有十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继续执行既定方针，“为了秘密工作和避免同国民党不必要的摩擦，共产党的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做了最后的努力，再次给共产国际写报告，主张国共合作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共产国际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坚决批评。陈独秀最后只得妥协。“党内合作”最终导致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凝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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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合作”挽救了国民党却导致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的悲剧

　　“党内合作”方式一直被认为是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进行国民革命的最好的方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共合作的不二方式。不可否认，“党内合作”是当时最有可能实现国共合作的形式，合作也使得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推动革命发展起过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从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及其带来的影响看，“党内合作”的方式值得商榷，它虽然挽救了国民党却导致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的悲剧。

　　第一，国共“党内合作”是苏联在华外交政策的继续和马林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

　　1920年苏维埃俄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变，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对外政策日益提上日程；同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继遭到失败，共产国际的西方战略遭遇挫折，开始把视线转向东方寻求合作伙伴，以求组织反帝斗争的力量；对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推崇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团体在五四运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此后，东方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问题就逐渐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共产国际“二大”公开宣布“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公开宣称苏俄利益至上。共产国际最先选中军阀陈炯明和孙传芳，后来全力支持孙中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制定东方路线的时候，是以寻找一个强大的军事支持为出发点，以巩固新政权，维护既得利益，而并非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马林在国共合作中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首先提出“党内合作”，还推动了“国共合作”最终的形成。马林于1922年7月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的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是不符合实情的，如，他认为国民党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四种人组成，完全忽视了国民党内还存在着封建官僚和军阀分子。在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同时，马林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并不看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如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合作，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他的这些主张严重地影响了共产国际对华政策。

　　1922年12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后发现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已经占了上风，非常恼火。在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马林在谈到西湖会议时说，“参加讨论的执行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表示赞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可以看出，马林并没有将西湖会议的实情和盘托出。会后形成的国共“党内合作”战略，一方面强调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特殊工作，成为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的准则，也为共产党人开展工作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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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共“党内合作”客观上挽救了名存实亡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已经名重于实。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复杂，组织松弛；党员动机不纯，大多是为了升官才加入国民党；常年军阀混战，使得国民党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孙中山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未能掌握有自己的军队，只得求助于南方一些有实力的军阀，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更让他深恶痛绝，心灰意冷。此时，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伸出了橄榄枝，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

　　1923年对于孙中山和国民党来说是转变命运的一年。这年１月，孙中山和越飞谈话，极力争取苏联对他的军事援助，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苏联是否准备向孙中山立即提供200万金卢布？第二，苏联是否在必要时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把他从北京引过去？第三，苏联是否准备在一两年内给孙中山的10万军队供应武器和一定数量的军官？越飞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天赐良机。《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最终确定。

　　黄埔军校成立后，3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一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此后共产国际还派很多军事、技术顾问和专业人员到广州。自1925年3月到1926年7月，革命军得到苏联方面的军火援助有：步枪38828支，日本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佩戴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1926年6月北伐开始时，国民党军共编有8个军26个师9个旅，不足20万人；据统计，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国民党正规部队共扩编了38个军和部分独立师、旅，北伐出征的总兵力一下子就扩大到40万人以上。

　　第三，国共“党内合作”不利于中共力量的保存和独立成长。

　　国共合作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纷的焦点。对于“党内合作”方式，国民党内思想有分歧，共产党内思想也不统一。1923年李达愤然脱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党内合作”后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是共产党员，要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方面是国民党员，必须执行国民党党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及纪律，被困住了手脚。随着时局的发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使得国民党看到了共产党的实力。国民党“一大”后磨擦逐渐明朗化。共产国际一味主张同国民党右派妥协，陈独秀的主张和建议一再为共产国际所拒绝和批判，再加之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使得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狂和嚣张。此时，既保证统一战线不破裂又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矛盾变得愈加突出，难以和解，1927年4月，国民党终于掀起反共高潮，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虽然国共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取联合战线的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在遭遇外来侵略的同时，也掀起了内乱的风潮，实行这种政策的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国共两党进行长达10年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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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国共“党内合作”一定意义上造就了陈独秀的旷世悲情。

　　对于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工作上的指导错误，确有相当责任，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一切责任都一股脑地推到陈独秀身上，无疑有欠公平和合理。在莫斯科的干预下，陈独秀从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视事”，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拒绝陈独秀参加，并对陈独秀进行了猛烈的批评。陈独秀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舞台。大革命失败后对陈独秀的不良斗争，直接影响了晚年陈独秀的政治道路，为其旷世悲情奠定了基调。

　　大革命失败的重锤使陈独秀开始了投身“托派”事业的艰难旅程。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路线分歧，站在两条路线上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张实现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苏联共产党的“莫斯科反对派”。列宁逝世后，两派的政治斗争走向残酷，托洛茨基最终被开除出党，直至放逐国外，后成立“共产国际反对派临时国际”，指导各国托派运动。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陷入一种感情纠葛的思想状态之中，自责、苦闷、孤独等时刻侵袭着他。他不想推卸责任，却不满莫斯科完全推卸责任；他对中共中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责倍感难受。1929年5月，苦闷的陈独秀看到了归国留学生王一平从苏联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竟然与自己不谋而合，受到强烈的触动，大加称赞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评价。随后，陈独秀毫不顾忌地致信共产国际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开始逐渐系统地学习和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就中东铁路有关问题交涉失败。7月10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张学良下令强行接管中东铁路，逮捕和驱赶苏方人员，苏联全面反击，于12月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宣告中方失败，结束战争，史称“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因对共产国际欲牺牲中国革命的做法深表忧虑，就中国革命问题致函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却逐条驳斥陈独秀的观点，认为陈独秀的两封信“离开中央路线”，并对陈独秀进行严重警告。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精神的影响下，在整个大的反托反右斗争的大背景中，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怀着满腔忧愤的陈独秀断然表示与共产国际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并表明自己站在中共中央“反对派”的立场。就这样，陈独秀痛定思痛，带着对共产国际的怨恨和中共中央的嗔怒，带着“中国的革命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希望和执着投身“托派”事业。

　　1937年8月，经历4年多国民党牢狱之灾的陈独秀出狱，随即为抗战奔走呼号，为民族存亡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提出了与陈独秀合作的三项条件，其中“先于一切条件”第一条要求陈独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寻求合作似乎变味为“招降”！陈独秀“不知过从何来”，遥望着延安敞开的大门，郁愤交加，断然宣布“不隶属任何党派”！陈独秀移居江津之后，周恩来等在1939年春拜访了他，并劝说他去延安。陈独秀认为党中央那里没有可靠的人，予以拒绝；也有国民党显要胡宗南来访，陈独秀亦谢绝公开反共。5月，陈独秀住进石墙院后，病魔与贫困时刻困扰着他。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孤独与失望中与世长辞。

　　可见，国共“党内合作”不仅开始了陈独秀与莫斯科20多年扯不断的恩恩怨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