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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陈独秀头上戴有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 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 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但有些看起来又是似而非。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五四无陈论”与“一大错误选择论”的形成与消失
关于五四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 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分别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 能不能选编陈独秀的有关文章，有关论著能不能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为此，报告提议：“有 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 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的影响。这本书以及50 、60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 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 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1936年自己对斯诺说：1920年在听 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 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书记时，他们也要 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 是全党“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搞五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学者，由于在 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 肉”的批斗。
改革开放后，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都举行了盛 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 和作用。如肖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 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 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 大创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 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 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 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 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 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如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 ，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但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 ”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和2001年的《中国共 产党简史》，以及获得中宣部、文化部奖赏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都 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这时才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 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念。
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 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 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 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 虽未对簿公堂，但此事其实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 掉。
1979、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 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
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的观点，随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 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进行论证。1984年13号文件 终于明确：“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 ”罪公开作了平反。
邓小平理论为“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作了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我党领导人及几乎一切大陆学者 ，都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 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 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1938年，陈独 秀更是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 义》等文章，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观点，进行全面论述。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视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 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违反毛泽东的民主革命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
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笔者指出： 今天，当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总结毛泽东在建国后反对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教训时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 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那么，还能批判 陈独秀的观点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吗?在场的多数学者都表示不能这样说了。于是，2 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新版毛选取消了五项“反革命罪”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 ，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 共产国际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 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 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 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 陈独秀与托派接触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白 色恐怖下、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 ，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 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夜里，一声 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 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从一切角落中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 格管理起来。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 暴露。1980、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 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 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 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 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 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 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 反蒋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一些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 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 一个：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而他与 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 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 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但 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两方面的强烈反响。学术界认为填补了一项空白，1983年纪念《历史 研究》杂志社成立30周年时，与其他8篇文章一起，获得《历史研究》1980一1983年优秀论 文奖(这次评奖不分等级)。
另一方面，1984年有关主管部门发文指出“不能为他(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 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于是，不允许《历史研究》再发表有关陈独秀研究的文章。从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至50辑，共632人中没有陈 独秀。而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并连任党的五届中央第一把手。虽然年数不是最长，但连任 届次是建党以来最多的。
更有甚者，还把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和中央党史 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两个内部发行刊物刊登陈独秀1934年在国民党 狱中写的一组七绝诗《金粉泪》五十六首全文及手书墨迹影印和著名学者陈旭麓作的注释一 事，说成是“很不妥当的”，《中共党史资料》为此被迫作了检讨。而这五十六首诗的全部 内容是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集团腐败、卖国、独裁罪行的，一 点“反共”的色彩都没有。
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的陈独秀文集，只能用《陈独秀文章选编》(不能用“ 文集”、“文选”，更不能用“选集”)之名“内部发行”。《陈独秀文章选编》主要收录 了解放前出版过的《独秀文存》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本来在它之后，还要在更小的范围内 部发行、出一本由我们参与提供的另外一些内容更尖锐的文章补编，以及由我们编辑的《陈 独秀后期研究资料》，也因此就胎死腹中。
但是，学术界继续沿着求真求实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 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不 仅再次全文披露《金粉泪》五十六首并作全面注释，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 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不仅再次收录《金粉泪五十六首》，而且收录了以上陈晚年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 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再次收录《金粉泪》，并作详 细注释。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 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以上传统 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的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 ”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 时，所谓“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与此同时，1991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关于“陈独秀”的注 释，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 、“叛徒”之类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 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按我党的章程， 提出并坚持宣传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是不允许的；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更是违纪 。所以，执行党的纪律定他为“反党”，并开除出党，别人无权置喙。但不能因此说他是“ 反革命”，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毛选的这条注释是可以视作为陈独秀的“取消派”、“反 革命”、“叛徒”非正式地平了反。
新版毛选还有一条令人瞩目的注释，是对托派“汉奸、反革命”的明确否定。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反 革命”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的旧版毛选，在注释“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HTK〗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 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 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 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 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 敌的匪帮。”〖HT〗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 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 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 “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 定中，也已经否定。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 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l 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 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 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2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 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 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和公安机关都派人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新版毛选对毛泽东说的“我们的 敌人”托派作了新的注释：
〖HTK〗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 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HT〗
这条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汉奸 、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这对于“陈独秀反革命”是最彻底的平反。因为当年说陈独秀是反革命唯一的根据是他“与托派相结合”。现在，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HS2〗〖JZ〗〖HTH〗“陈右机”——解铃还须系铃人〖HT〗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 。这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 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联共对各国共产党又以“老子党”自居。中共作为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虽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党”还在。再加上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弱势，特别需要苏联援助，因此“陈右”的真相还是不能揭开。所以，1945 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HTK〗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 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同 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HT〗
解放后，斯大林成了“老大哥”。我党采取“一边倒”，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苏联的经验和 经济援助。于是，党内定了一个规矩，检讨党史上的错误，只批判我党领导人，不批判共产 国际，更不批判斯大林。直到1983年秋，虽然以上种种理由已不存在，像北京大学向青教授 等学者刚涉及到这个问题，某个领导人马上把“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定为当时在史 学领域搞“精神污染”的第一个表现进行批判。这个打击通过当日的全国新闻连播节目一下 子传遍全国各地，于是，学术界的这个努力立即被打了下去，一闷就是20年。
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革命中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 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 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 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 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混身是嘴也 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所以，这个问题真相的揭开，还要靠当年的档案来说话。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 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 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套资料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 登在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 念。这时笔者也已经读到公开出版的这套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振动，认识到过去对陈 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认识。
恰巧，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一1927年部分修改稿 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 ，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上的三大机会 主义让步、汪陈宣言、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 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当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 次修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
这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 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 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 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笔者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 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 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 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 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训令，在莫斯 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 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 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 己的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转眼就是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全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中 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 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 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也 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 林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提法指出：〖HTK〗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 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 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 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HT〗
作为一部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分难能可贵。这是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独秀研究成绩的最大肯定，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胜利。学术界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精神照耀下，既然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开端，对以后的发 展，也满怀着信心。
〖JY〗〖HTK〗摘自《世纪》2002年9月号〖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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