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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重谈一下研究陈独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独秀? 在南京大学陈独秀逝世六十周年讨论会的闭幕式上，我已谈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当前的陈独秀研究，我感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术研究，重在事实判断，有几分资料说几 分话，有五分资料不说六分话，追求的是历史原貌。另一种是追求恢复陈的名誉，恢复总书 记的地位，重新请入“庙堂”，许多老同志的研究属后者。这是翻案，是政治的。我认为陈 独秀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所以对后者持否定态度。
正直之士蒙冤是由政治的需要，翻案亦是出于政治需要，历史上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秦桧 与岳飞。同时附带说明一下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岳飞与秦桧是孺妇皆知的历史人物，都知道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忠臣，秦桧是卖国贼、奸臣。 这是史家的评价，不是当时的政治定论。岳飞在南宋力主抗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但不符 合当时皇上的利益。岳飞自公元l129年(高宗建炎三年)开始领兵抗金，迄1140年被召回朝， 驰骋沙场12年，几乎每战必胜，不仅震撼了敌方金国，也振奋了全国上下的民心，但却成了 当时皇上的一块心病。因为如果岳家军直捣黄龙府，必将把被金兵俘虏的徽、钦二帝(高宗 之父及兄)接回来，高宗就将要让出皇位。所以当岳家军节节胜利之时，即成了他的皇位岌 岌可危之际，故此严令岳飞班师回朝，一天发12块金牌，史无前例。秦桧设计诬陷岳飞，以 莫须有罪名加害忠良，不过是按皇上的意图办事而已。最近有人径以《秦桧——宋高宗的殉 葬品》为题撰文。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秦桧主议和，奉行的是当时的国策，岳 飞就是议和国策的牺牲品。有宋一代，其国策之所以形成，是由当时的国内情势与国际形势 决定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六)中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 亡”。“澶渊盟(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这是北 宋强盛之时，打了胜仗尚且要屈辱议和，南宋则更是如此，范文澜先生认为：有宋一代的议 和偷安国策，与赵匡胤取得政权的方式有关。赵匡胤本是五代周朝的大将，他制造假情报， 谎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来犯，朝廷就派他领兵出征抵御，行军至陈桥，发动兵变，即皇袍加 身，建立宋朝。建国后专力巩固中央集权，把拥戴他兵变的功臣，杯酒释兵权，采取牺牲人 民利益满足官僚地主的最大需要。政治上则以各种分化政策，兵将分离、官职分离，对谁都 不信任。对外则不惜屈辱求和，以维持自己的政权。范文澜先生说，宋徽宗、钦宗以及其子 孙“一贯畏惧金人，而且不许中国人不畏惧金人。凡不畏惧金人的人，他们认作最可憎的仇 敌，必消灭而后安。”“南宋依靠投降政策，称臣称侄，偷安苟存了150年。”(见《中国通 史简编》)
英雄是时势造成的，岳飞成为英雄，就是在投降政策时出现的。奸雄亦是时势造成的，秦桧 就是这时势的得益者。公元l155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高宗皇帝为之碑：“决 策元勋，精忠全德”。并追封为“申王”，赠谥“忠献”；“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 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公元l163年，(8年后)高宗皇帝驾崩，孝宗接位 ，主张北伐，为岳飞平反昭雪，并改葬其墓，谥“武穆”。尚未顾及对秦桧翻案，北伐失败 ，议和，称金主为叔父。于是秦桧的“忠献”与岳飞的“武穆”并存。忠奸不分。但民间在 修岳坟时，在墓的阙下，设置秦桧、王氏、张俊、万俊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 跪(四个铁铸人像，是否与岳坟同时建铸未加考证)。这是民间的评价。又隔两代儿皇帝，直 至公元1206年，距秦桧死已15年(宁宗开禧二年)，韩胄倡议北伐，则有人提议推翻秦桧“ 忠献”谥号，改为“谬丑”，夺其封爵。但北伐又失败，斩韩胄的头献谢金人，称金主为 伯父，恢复秦桧封王和谥号。这种忠奸共处的现象，终南宋一代，一直维持到金、宋同时为 元朝所灭亡之时。这种政治上的翻案，与民间的评价是两码事。
关于为曹操翻案。在1999年北京开陈独秀研究会之后，有人提出，郭沫若能为曹操翻案，陈 独秀亦应该翻案。我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为曹操翻案，是毛泽东率先提出的，郭沫若不过是附 和而已。1955年秋，毛游北戴河，填词浪陶沙，其下阕：“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是与当年曹操统一中国作今昔对比，当年曹丞相“ 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以魏统一了中国。但自罗贯中撰三国通俗演义之后，则把曹操丑化 了，在书中成了反面人物。作者罗贯中生于元代末年，由民族观念的驱使，仍站在南宋的立 场，表示不承认起源于北方的元朝，所以在书中承认三国时的蜀汉为正统。曹操在历史上并 不是一个反面人物，这种丑化有必要予以纠正。但毛泽东在诗词里是有特指的，即联合国的 席位，当时仍由偏安台湾的政权所占领，他心中很不平衡，要正位、正名，故填词以抒发之 。今天若把为曹操翻案类比陈独秀的翻案，总觉得两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对陈独秀的历史不公正，同样有一个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它与共产国际有关， 与苏共中央有关。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经过4年 执政，又提出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的革命外交，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 人民进行世界革命，以期赤化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1920年制定“东方路线”，建立 反帝统一战线，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反帝)解放运动(反封建军阀)来消灭或分化帝国主义的 后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都是执行这“东方路线”的。共产国际是中央集权制，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但中国毕竟不是俄国，指挥世界革命的人 ，对中国所知有限，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既无现成的理论可循，又无实际的经 验可供参考。所有的决策，都是十月革命的模式，空洞的，自相矛盾的，不切实际。比如把 苏俄的工农运动，在中国强行贯彻，结果事与愿违，一步步走向失败。在集权体制指导下， 如获得成功，是领导的英明，如失败了，责任则在基层，这几乎成了贯例。
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集体国际共产党人的组织，但实际上，一切有关革命 运动的政策路线、具体指示、军事援助、党的经费、人事任命等，都要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进 行讨论，做成决议，交付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一样，同是苏共的外事机构 ，不过共产国际专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外交而已。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 国际之后，则为其一中国支部。如把共产国际的“独立的集体”环节去掉，直接为苏共的一 个支部，则非夷所思了。
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想换一种方式改造中国。他所组织的是知识分子 的党，他本人亦是一介书生，其秉性与苏维埃格格不入。1922年陈借刘仁静赴莫斯科参加共 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被国际的执委会书记拉狄克训了一顿。拉狄克说：“在广州和上 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 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 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他又说：“无论是实 现社会主义，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 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不言而喻，拉 狄克所批评的是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并警告中国共产党，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即民族革 命，为赤化全球的世界革命扫清道路，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享 有崇高威信，建党后竟一落千丈，错误连连，“右倾”成了中共的“原罪”，迫使许多党员 不得不背离自己的领袖，直接与莫斯科保持一致。陈独秀尽管屡屡“尊重国际纪律，接受国 际建议”，但总是不时冒出个性化的意见，不能完全驯服。大革命即使不是莫斯科有决策之 误，莫斯科也会更换人选的。今天已有资料证明，陈独秀是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弄清了，实际上已为之甄别平反了。事实判断的任务也就此完成了。
若要恢复党籍，则必须由原决策的组织承担责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它在当时只能讨论，无决策权。陈独秀建党后，1922年“二大”加入国际，是在陈独秀主 持下通过的决议，是功是过，他都要负责。尽管这是预设的圈套，但钻进去是自愿的。嗣后 1927年改组中央领导班子，撤换了陈独秀，1929年终被开除出党，都是共产国际(苏共)决策 的。是甜是苦，都由陈自食其果。否则一个党的创始人竟被自己首创的党开除了，历史上属 罕见，亦难理解。现在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就连苏共亦不存在，谁负其责?今天的中国共产
党，已无法为当年共产国际负责，也不该为之负责。1938年有人要陈独秀声明脱离中央，脱 离托派，陈独秀说这是“画蛇添足”。今天要为陈恢复党籍，同样也是“画蛇添足”。
不过，我感觉到，陈过去为政治的需要而蒙冤，这时为他翻案，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很可能 有一天出于政治需要，再为他“画蛇添足”。这样做不会使陈增添任何光彩，相反有损陈的 原来形象。这样还必须抹煞当年的一段国际背景的历史。当初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有 “独立的国际”假象掩护，一般人并不知情，不知者不罪；今日揭晓了，除非明知故犯。我 认为明智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此，我的意见：“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的好，是非功过由历史公论。”
〖JY〗〖HTK〗摘自《学术界》2002年第4期〖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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