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人。早年从事教育和报刊编写工作，进行反清活动，三度去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五四”运动后，他是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由于他的右倾错误应对当时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被撤消了党的领导职务。1929年他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主张，反对中共中央，被开除出党。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中国人口问题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日益引起人们的议论。1920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人口问题号》发表九篇文章，便是中国第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公开讨论，代表了当时的不同观点和认识水平。陈独秀在《人口问题号》上发表了《马尔塞斯（即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
     
         
     他指出：“生物的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批判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的说法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是违反科学的。因为“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已经武断，“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他认为：“人类的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所以，人口出现过剩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普遍规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主的。“在马氏著书当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     
    

     陈独秀还认为，社会上一部分人贫困的原因，能否归结到人口增长率超过了物质生产的增长率，在不同社会里的情况是不同的，需要具体分析。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阶级社会里，“个人比较的贫困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产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只是“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识觉得生产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的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的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的一种原因”。这里，陈独秀不但初步接触到了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也推想到科学和生产尚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可能出现人口过剩的某些消极影响，是颇有预见的。

    由于阶级社会里“财产私有，分配不均”是一部分人贫困的主要原因，所以陈独秀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的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为此，陈独秀提出七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法：（1）发展生产事业，（2）发展交通事业，（3）发达科学，（4）发达生产技术，（5）增加劳力的数量，（6）分配平均，（7）限制人口。关于分配平均，他提到“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事实上是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是发展社会生产以彻底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前提。关于限制人口，表明陈独秀不同意某些人完全反对限制人口反而要求增加人口的主张，认为“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当时陈独秀正从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过渡，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和分析人口问题，尽管还有所欠缺，显然已经高于《人口问题号》上其他文章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