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放下包袱才能与时俱进（来信）

�� (原新华社国际部高编) 王子雄

《简报》形式朴素、大方，内容实事求是，读之颇觉可爱。�� 我党历史上有些事情已经被歪曲很久了，现在应当还它本来面目。即如陈独秀这样一位党的创始人，一位当代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被冠以“汉奸托陈派”，帽子之大，莫此为甚，但这是不真实也是不公正的。�� 问题在于我们应当严肃的反思，而后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改正过去的错误。比如今天讲法治，就要承认和改正过去的无法无天；今天讲诚信，就要承认和改正过去的说假话说大话，这才是鉴往知来痛改前非。如果一味的淡化历史，甚而文过饰非，背上许多包袱，这样，要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和“与时俱进”就很困难了。因此，我认为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最近整理旧籍，从北京解放初在东安市场买的旧书中发现一张油印传单《陈独秀同志辨诉状》，字迹小而模糊，今复印一份寄去，未知有用否。�� 随信汇去捐款100元。有关这方面资料，今后能多惠赐，不胜感谢。 (我已行年七十有八，原系新华社国际部高编，今已离休家居，惟读写自娱。2002.4.9)

赛先生反对迷信和霸权�� 朱光烈

在《科学的精神与价值》一书里，作者李醒民先生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气质等三个层面上论述科学精神。关于科学精神，李先生写道，它主要是科学的深层哲学和文化内涵，即科学知识体系的精华或精髓，而大凡科学精神都是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思想能扩大人们的视野，开阔人们的胸怀，启迪人们的心智。它是愚昧的天敌，教条的对头，迷信的克星。爱因斯坦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它喜欢称自己是“异教徒”，别人也称他为“叛逆者”，爱因斯坦在1901年写道：“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这个叛逆者命运注定又是一个“孤独者”。爱因斯坦自称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科学不同于技术，技术的显着特征是它的功利性和工具性，而科学则是追求真知，追求智慧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的独立的、个性张扬的、非功利的对于宇宙的探索精神。��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科学精神中的不少成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异质因素。这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叙述立足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陷的批判，同时更关照到了现实中国的发展需要。爱因斯坦说：“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这是西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科学领域中的展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被引进中国，但是，以实用主义眼光看待科学的文化缺陷至今没有克服。��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科学与民主是一个文化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这个文化问题也是至今没有解决。把科学与民主撕裂开来，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以及把现有的科学(甚至是过时的机械论科学)结论和科学方法当成衡量一切的真理标准，不准有任何异议，把科学推向迷信和霸权，这一切说明，一种把科学当成迷信的科学主义一直缠绕着近代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成为中国发展的新的绊脚石。现代物理学已经发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宇宙之外还有无数个宇宙，它们都具有不同的规则。即使在我们的可视宇宙中，每一个事物都具有无数的层次和无数的侧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只是这些层次和侧面其中的极少数。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我们应当承认，没有这种承认，我们就失去了发展科学的根据；同时我们也应当时刻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保持着怀疑精神，没有这种怀疑精神我们将失去发展科学的思想机制。科学必须给各种思想和设想留下发展的空间，即使在目前看来是错误的思想和设想，也必须给予发展的空间，它的错误与否，应当在发展中去识别。如果科学采取“唯我独尊”的姿态，那么它也就失去科学精神，堕落为迷信和霸权。�� 李先生十分强调个人自由追求真理的价值，他写道：“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因此，尊重那些诚挚的追求真理的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ツ壳翱蒲Ш蜕缁岫冀�入了一个空前大革命的时代，从总的需要来说，目前更需要的不是对于科学的承认，而是对于科学的怀疑，尤其是对于机械论科学的怀疑，科学精神不仅对于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空前的社会大革命时代，“让思想冲破牢笼”这个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在当今具有更为重大意义，它应当成为不仅是科学的而且还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李醒民先生是一位富有人文激情的科学哲学家。他在这本《科学的精神与价值》书的扉页上，写道：“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远离喧闹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徜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的诗意的生活和孤独的美”��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1031期之《赛先生的德识才学》)《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会长） 佐佐木力

编者按：有些人总以为共产党公开纠正错误是为自己抹黑，授人以柄。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掩盖错误，坚持错误。这篇日本著名学者刊于日本著名大报上的文章表明，恰恰相反。我们在陈独秀和托派问题上拨乱反正，是有利于提高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声望，改善国际形象的。

中国近代史巨人陈独秀(1897-1942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其一生的轨迹罕有其匹。目前，中国学术界正加快展开为他恢复名誉的运动。（中国学者一般不用“恢复名誉”这个词，而用“正名”，以示是“恢复历史事实”的“正义”行动——编者）�� 5月底，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召开了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我也得以列席，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去年同一时期，我还参加了在浙江温州举行的一次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即其托洛茨基主义时代思想的会议。引人瞩目的是有几位曾在1952年底被逮捕的托派老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这些事情，对中国现代史确实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 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作为近代民主主义的倡导者的身份。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时期，他领导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这也是出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大义。�� 1920年春，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是，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武装政变使他认识到国共合作路线的错误，辞去了总书记职务。不久，他省悟到让共产党听命于国民党是斯大林等人的命令，于是于29年与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托洛茨基合流，31年担任了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书记。�� 1932年，陈独秀作为托派分子被蒋介石逮捕，在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中。出狱后他仍与托洛茨基联系，在致力于与共产党、国民党一致抗日之余，还谴责斯大林的恐怖手段，呼吁保卫“无产阶级民主主义”。1942年病逝。�� 也就是说，陈独秀是一位体现了与今天的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倡导的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依靠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他的反对斯大林、支持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如果给这位被称作“中国的托洛茨基”的陈独秀的一生下个判语，最确切的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者”吧。�� 这样的思想，当然也照耀着东亚21世纪的未来。因为与资本主义式原理主义合作的美国式民主主义的欺骗性，自去年“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美国发动报复战争之后，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出来。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已经破产。�� 现阶段，中国为陈独秀恢复名誉的运动还停留在学术层次，其它托派人物的名誉尚未恢复。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正在被树立起来。��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会的闭幕式上，我宣布日本陈独秀研究会在陈独秀逝世60周年的忌日--5月27日在南京成立。在现代中国研究者的帮助下，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陈独秀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传达给日本的有心人。 (载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7月10日)�� �� 求真集:

中国人要说真话�� 鲁 迅

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摘自《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

说 老 实 话 陈独秀��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象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摘自1938年7月30日《青年向导》第4期)

报纸应对人民说真话�� ——1946年《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纪念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实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修改，“让错误披上一件正确的外衣”�� 牧 惠

(编者按：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不仅《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作过重大删改，另一篇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收入《毛选》时也作过删改。但是删改结果并不一定能收到“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效果，反而“让错误披上一件正确的外衣。”)

四川的龚明德先生做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校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版本的差别，并一一指出。这样做，有助于读者，特别是研究者通过这些修改窥见作家艺术家思想的变化，同时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做这种工作的不止龚先生一人。梁秉�—Ｐ垂赜诓茇�的书和文章，也谈到过曹禺如何修改自己的剧本，陈徒手介绍老舍修改《春华秋实》的过程，更使人感慨万分。如果把各次修改稿和有关材料编成一本厚厚的书，肯定很有史料价值。�� 某日去于光远家，看见他桌上正放着一份不知从哪里复印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首次发表的印刷品。光远告诉我，这份复印品同现在流行的版本比，差别实在太大了，很值得研究，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多。我于是想，假如不限于文艺界，党史研究者也来做做龚明德先生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的版本研究工作，肯定比研究文艺作品版本变迁更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阅读一些讨论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的学术论文中，了解到过去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帽子基本属冤假错案甚至是诬蔑不实之词，我大长见识，但是，仍有文章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的看法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不一致，乃是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否定正确意见”。作者认为，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我党历史上最系统，最重要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献；得到瞿秋白同志的高度评价和支持”； “然而，这些正确的主张和意见在当时党内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 我以为这当中就存在对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的认识差别问题。�� 我现在无法找到当年瞿秋白高度评价和支持并为之作序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只从一些文章中知道，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篇文章已经有过不少改动。文章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时，有“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句话，再发表时，陈独秀把它删掉了（这里可能有误。据当时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主持编辑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当时陈独秀没有插手《考察报告》的处理。是编辑部按常规作了删改，并决定只发表主报告，未刊“十四件大事”。因为他们认为毛的观点已经在主报告中充分表达了。同时，当时毛泽东的威信还未达到别人不能删改的程度。可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把此事说成是陈独秀压制毛泽东，反对农民运动的“铁证”，狠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编者）。这确实反映出陈独秀不同意把农民中的流氓地痞抬得那么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民运动让流氓地痞领导不得人心。当时的农民运动，有点像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搞得“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乱打乱杀。冯玉祥批评了这种“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的过左现象。陈独秀的删改，是力图降低这种不好的影响。但是，仅仅删掉这些，即使经过修改的50年代的版本， 《考察报告》中歌颂流氓地痞的痕迹仍然可见。为“痞子运动”辩护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论就是其中之一。 《报告》持肯定态度描写当时的农会：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的现象”，这已经相当左。�� 从别的材料看到，这还是不算严重的。当时的湖北农民协会秘书长陆沉曾对苏联人魏经斯基说， “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新阳县处死45名绅士”。陈独秀不赞成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反对农民运动过火，主张不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禁止乱捕乱杀，是保护农民运动、维护革命的声誉的正确措施。其实后来，例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已经从“严重得很”的中间阶级的反叛和贫农阶级成了孤军这种情况中，开始认识到中间阶级也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所造成的后果。遗憾的是，虽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复反对和纠正左的错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之所以如此，原因不止一条，把不正确或不尽正确的东西(包括文字)，作“为尊者讳”的修改，让错误披上一件正确的外衣，是原因之一。�� 80年代，我曾建议主持“毛选”编辑工作的胡绳同志把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的不同版本都公开发表，他表示赞同。但是，除了“文革”时红卫兵编了一套《毛泽东思想万岁》之外，这件事始终没有做，希望有心人向干嘉学派整理古籍的“朴学”取点经，让人们知道历史文本的本来面目和变化过程，从而更清楚历史的原貌 （原名《来点“朴学”》《社会科学报》2002年4月25日）

《毛选》是“整容模特”�� （原八路军一二九师刘邓司令部参谋刘君2002年8月23日电话整理）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几十年党内传统教育，有如鲁迅所说的“因袭的负担”和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很喜欢你们的刊物。现在，我唯一的活动就是看书，而你们过去的《动态》和现在的《简报》，我是每期必看，而且每字都看，可见利用率之高。可是我对报刊的要求并不低，必须要有新意，要有讯息。现在报刊多如牛毛，能吸引我的却不多。读了你们的刊物有如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能使脑子开窍。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条件有多困难，压力有多大，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们。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陈独秀的历史，结合陈的思想遗产，对现实大家关心的问题，说点意见，我看是可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优良传统。过去搞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都能纷纷走上救亡之路，难道现在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反倒要钻进象牙塔中去？这些人就那么放心让别人去操心国家命运？就不怕“七•八年来一次”那样的运动。到那时，即使你不关心政治，人家也会说你“白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你写的文章，包括马列主义、党史、胡乔木、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共产国际，等等，我都同意。据我所知，党内高级干部中，不少人对毛泽东和《毛选》从来有看法（你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几多几少”概括得很好，就是那么一回事）（对第一个历史决议概括为“四多四少”，是一位教授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时的精辟见解，不是我的创见——唐宝林）。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是有大功劳，其它方面，就难说了。他们尤其对毛泽东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用江湖上的话说：“不够朋友。”几乎所有过去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成了他手上的棋子。学斯大林那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朝为座上客，暮成阶下囚。太让人寒心了！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还有那位写若干回忆的高级干部，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整起人来也是不得了。但不管是谁，都不能那样搞。如果“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么搞法，谁还信！对《毛选》，过去也是宣传过份，捧得太高。我深知个中原由，它是党内那些技能高超的“整容师”的杰作，用时下流行话说，它是“整容模特”。实际上哪有那么多正确和伟大。连毛泽东自己都说：“我就那么对？也不一定。我就那么伟大？也没有。是人家那么说。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也不是。”说明毛主席有时候对那些马屁精还是讨厌的。众所周知，他亲口对斯诺说过，对林彪讲的“四个伟大”“很讨厌”。可是，有些人现在还不觉悟，还出来理直气壮地辩护，什么“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呀！什么“毛主席也有权利修改自己的文章”呀！真是可爱。有的毛着看上去不错，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过去也捧得太高。因为他在这个讲话发表后，马上翻脸不认人，从发动反右派运动开始，到他去世，一下子搞了近二十年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运动”，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所以，他的理论虽好，却没有实行过，没有实践，没有实例，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写历史也是如此。不管是中共党史，还是其它历史，其生命在于“真实”二字。你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写陈独秀传，更要注意这一点。掺假的历史，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威保护和炒作，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晚是要“穿绷”的。穿绷之日，也就是其生命结束之时。所以，对现在的新党史也不必太苛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也没有错，关键是不要作假，最多是不让说的暂时不说而已。

鲁迅与《芙蓉镇》�� （香港文学评论家）许子东

大陆的审查制度，为了“不出事”结果出了许多事。如1936年苏联通过胡愈之出面请鲁迅到苏联去治病和疗养，大家都知道鲁迅说了拒绝的话，意思是为了坚持在祖国的土地上斗争。但是，1976年的胡愈之回忆录接着说，鲁迅还问他当时苏联国内的状况，特别对苏联在基洛夫事件后出现的全国大屠杀、冤狱遍地的状况不满。这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发表时被审查官删除了。又如著名导演谢晋的电影《芙蓉镇》起初被禁演，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被迫害成疯的疯子整天在大街上喊“七八年来一次”。因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毛主席说的话。这就意味着讽刺毛主席。在大陆反对毛主席是很大的罪名。政治上是“反革命”，思想上是“砍旗”。当然要禁演。后来反映上去，胡耀邦说可以演，也就演了。我听此消息，一喜一忧：喜是终于遇到了英明的领导人；忧是假如中国这样的大国，什么事都要去麻烦第一把手，还不把他累死，而且把全国人民都当成阿斗。（录自香港《凤凰台》2002年11月6日“锵锵三人行”）

回忆录�� 政见针锋相对 评价客观公允�� ——彭述之《回忆录》中的刘少奇�� 周仁辛

刘少奇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却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多说。另一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彭述之，在众多早已出版的《党史》史册中，几乎消声匿迹了。彭述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特别是四大到五大。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与刘少奇在二十年代中便相识了，并且私谊甚深。1929年后，刘少奇接受第三国际路线，成了斯大林的信徒，而彭述之与陈独秀一样，接受托洛茨基的政治纲领，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从那以后，刘少奇和彭述之，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分道扬镳，但是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中是怎样评价刘少奇的呢?�� 一个人的政治生涯，漫长而又曲折，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有其光辉的历程，也有其落寞的荒径，有时可以揽世纪风云，谋兴国大计，有时也会寒山秋水，凄苍悲凉。凡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必然是实事求是，还其原来真面目，决不可因一时政治需要，以个人好恶来掩盖一切、抹煞一切，甚至以篡改、杜撰的恶劣手段置人于死地。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刘少奇便是这样。�� 彭述之与刘少奇从1929年以后，在政治上已处于敌对地位，但他在《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的评价却是实事求是的，彭述之《回忆录》三卷从1969-1982年以谈话记录方式(大部分有磁带录音)写下，然后由其女儿程映湘、女婿卡达尔译成法文。彭述之写《回忆录》时，正好碰上中国文化大革命，他身居国外(那时正从法国转往美国去)对于他的政敌在中国“文革”中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是不是采取幸灾乐祸、下井落石的不齿于人类的手法呢?决不是这样，笔者读到过一个文件，曾记得日本一位学者(可能叫做对马忠行)到美国采访彭述之，这位学者把彭述之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他向彭氏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有何看法?”彭述之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我与刘少奇虽然政见不同，在一国社会主义建成论与不断革命论之间，我们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但我始终认定，就主观愿望而论，刘少奇是位革命家。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指责他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都是污蔑不实之词”(这里不是原话，因手头我找不到文件，但大体的意思肯定是这样)。彭述之的这一看法，是完全符合他对刘少奇的评价。笔者可从彭述之《回忆录》中谈到有关刘少奇的几段话，足资证明。�� 《回忆录》第一卷第三章“走共产主义之路”原文第120页中是这样写的：“……1920年11月，刘少奇和他的6位伙伴到达上海了，湖南籍社会主义青年之家的成员人数，一下子从6人增加到16人。仅在几天之内，我的处境也倏地改观了，我重新找到怡情悦性之所，在自己人中间也不再是水恶山穷，而是喜气洋洋了。”�� 与此同时，这7位迟来的新战士是乘船来到上海的。实际上，贺民范(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早已在信中一一给我们介绍了。为了使他们不致失望，当他们到达上海后，我就负起照应他们生活的责任。首先，我向他们介绍了“外国语”学校的校风和日常生活习惯，还千方百计为他们找到了离渔阳里不远的一所出租住房，这房子有三到四个小房间，租费低廉而使用方便。我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便发现他们当中的为首者刘少奇，是一个杰出的小伙子。我对他深表好感，而他对我也颇情深。我们两人很快就结为好友……�� 刘少奇当时刚好20岁出头，风华正茂，而且又是如此的沉着冷静，那6位比他年龄更轻的好同伴，便自然而然地认定，并且把他视作他们的领袖了。刘少奇是长沙第一中学的老校友，高中毕业后，又有机会读了一两年的补习课。尽管他受教育程度并不很高，但他的认识水平和理解力，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他谦虚谨慎，反应灵敏，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每当听人讲话时，总是聚精会神，十分专心。因此，不论身处任何环境，他都能轻松如意地与别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他有他待人接物的好办法，人们不可能说他是阴谋家，相反地，会说他是个认真严肃的人。他不轻易承诺，但一经承诺了，必定照办……他说的官话显然是长沙官话，决没有北京官话那么纯正。但不论从那个方面来看，他比罗亦农说的，比我本人说的，仍然文雅得多，更加清晰，更加明白易懂，因为罗亦农说的是湘潭方言，我说的是宝庆方言。�� 总之，随着时间的消逝，刘少奇与我之间，更加相互了解，我经常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对我也异常信托，信托到每当他需要解决有关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而当这些问题十分棘手时，他总免不了要来征求我的意见，甚或采纳我的意见。”�� 在同一章(原文第202页)中写道：“不久后，刘少奇继我而来，到达上海，我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志们谈起了刘少奇，夸奖他为人正真、诚实、坚定可靠。总之，我向同志们推荐了他。同志们也就赞同了我的意见。就这样，从1920年11月中旬开始，我们不再是7个人，而是总数8个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中四人代表着‘老资格’的一代，他们是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和杨明斋，另外四个人代表着‘年轻的一代’，那就是俞秀松、李启汉、彭述之和刘少奇。�� 《回忆录》第四章《踏上苏维埃国家》(原文第275页)中有一节标题为《任驻莫斯科中共小组书记》他谈到刘少奇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四位“老资格者”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和吴芳……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在东大中国人小组中发号施令……他们还希图利用在东大中国学生中有“老资格”的这样继承权，树立起有权威的领袖形象，并由他们垄断安排几乎所有的事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从来没有受到尊重，也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实际上，他们很少得到支持……那个特别显得深思熟虑的刘少奇，如同具有文学天赋的、而且注定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蒋光赤、韩白桦、韦素��ND4B0�Ｒ约安芫富�等人一样，不难发觉这些自称“领袖分子”的所作所为了……此外，我作为政治小组的书记，还更掌握一些情况，譬如我有权可以作为青年团员入党的介绍人，实际上就是从青年团员中吸收党员。但我使用这个权利只限于很少的场合，而且是在考虑成熟之后才使用的。1922年，我只在五位同志身上使用过，最明显的是刘少奇(在他离莫斯科回国之前)；与此同时，我还在刘少奇同志的好友任弼时身上使用过……现在我不妨用简单几笔，对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第一届同学中跟我最熟悉最接近的人作一次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要逼真，不可隐讳，也不可拔高，只能秉笔直书。他写到刘少奇时，真的只用简单几笔，再度肯定了刘少奇的品格。他写道：“对于刘少奇的评价，恰如我在1920年底对他所作的评价一样，我看在此再加赞扬就没有必要了。”�� 《回忆录》第四章《陈独秀在莫斯科》一节中，彭述之引了陈独秀的话赞扬了刘少奇(见原文第309页)：“他(指陈独秀)对我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谈到了刘少奇、彭述之、袁笃实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注��1)。他向我表明，我党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因此，最好的办法能使我们继续派遣最富热情的年轻同志到苏维埃国家的首都参加加速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的培训班。”�� 彭述之特地在（注��1）中进一步地指明刘少奇在安源大煤矿工人中的真实活动情况：1922年夏初，刘少奇一经回到中国，便接受党中央派遣，到安源去组织煤矿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去安源的，他还带领三个小兄弟一起去，这三个人即彭黎河，另一个也姓彭，还有一个姓吴的，这个打成一片，紧密合作的三人小组，很快便在安源创造出奇迹来。”�� 《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飞》中，有关刘少奇的几段重要的评价，笔者都已引录如上。从中可以晤出一点道理来，政治立场可以针锋相对，但评价敌手时，要符合历史事实，要客观公正。彭述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之一，在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家。

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的好�� ——陈独秀逝世六十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发言�� 沈 寂

在2000年4月10日，南京大学为了召开今天这个会，召开了首次筹备会，我参加了，并有一个发言，说：根据目前所公布的资料，“大革命的原有结论已经改变， 陈独秀生前所受不白之冤已可澄清”， “二十一世纪的陈独秀研究应当是最佳状态”，但“形势大好，问题不少”。我还说到目前的情势：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阳光是天上来的，雨亦是天上来的。不过，历史上对陈独秀的诬陷，现在可说为之翻案的条件， 已经成熟，“但还要东风，不是应该不应该、理由充分不充分，而是说有否这个需要”。此话说得不够明确。我当时是即席发言，无底稿，但奚教授有录音，并据此整理成文，我赖不掉。有人电话问我，是否同意翻案?我今天借此机会，作一补充说明。�� 当前的陈独秀研究；我感到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学术研究，重在事实判断，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有五分资料不说六分话，追求的是历史原貌。另一种是追求恢复陈的名誉，恢复总书记的地位，重新请入“庙堂”，许多老同志的研究属后者。这是翻案，是政治的。我提出“有否这个需要”，是否翻案，是否有此政治需要?作为学术研究，对此是持否定态度。�� 历史上的正直之士蒙冤是由政治的需要，翻案亦是政治需要，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秦桧与岳飞，附带说明一下为曹操翻案。�� 岳飞与秦桧是孺妇皆知的历史人物，都知道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忠臣，秦桧是卖国贼、奸臣。这是史家的评价，不是当时的政治定论。岳飞在南宋力主抗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但不符合当时皇上的利益。岳飞自公元1129年(高宗建炎三年)开始领兵抗金，迄1140年被召回朝，驰骋沙场12年，几乎每战必胜，不仅震撼了敌方金国，也震奋了全国上下的民心，但却成了当时皇上的一块心病。因为如果岳家军直捣黄龙府，必将被金兵俘虏的徽、钦二帝(高宗之父及兄)接回来，高宗就将要让出皇位。所以当岳家军节节胜利之时，即成了他的皇位岌岌可危之际，故此严令岳飞班师回朝，一天发12块金牌，史无前例，秦桧设计诬陷岳飞， 以莫须有罪名加害忠良，不过是按皇上的意图办事而已。最近有人径以《秦桧--宋高宗的殉葬品》为题撰文。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秦桧主议和，奉行的是当时的国策，岳飞就是议和国策的牺牲品。有宋一代，其国策之所以形成，是由当时的国内情势与国际形势决定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六) 中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 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这是北宋强盛之时，打了胜仗尚且要屈辱议和，南宋则更是如此。范文澜先生认为：有宋一代的议和偷安国策，与赵匡胤取得政权的方式有关，赵匡胤本是五代周朝的大将，他制造假情报，谎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来犯，朝廷就派他领兵出征抵御，行军至陈桥，发动兵变，即皇袍加身，建立宋朝。建国后专力巩固中央集权，把拥戴他兵变的功臣，杯酒释兵权，采取牺牲人民利益满足官僚地主的最大需要。政治上则以各种分化政策，兵将分离、官职分离，对谁都不信任。对外则不惜屈辱求和， 以维持自己的政权。范文澜先生说，宋徽宗、钦宗以及其子孙“一贯畏惧金人，而且不许中国人不畏惧金人。凡不畏惧金人的人，他们认作最可憎的仇敌，必消灭而后安。”“南宋依靠投降政策，称臣称侄，偷安苟存了150年。”(见《中国通史简编》)�� 英雄是时势造成的，岳飞的英雄，就是在投降政策时出现的。奸雄亦是时势造成的，秦桧就是这时势的得益者。公元 1155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高宗皇帝为之题碑：“决策元勋，精忠全德”。并追封为“申王”，赠谥“忠献”： “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公元1163年， (8年后)高宗皇帝驾崩，孝宗接位，主张北伐，为岳飞平反昭雪，并改葬其墓，谥“武穆”。 尚未及对秦桧翻案，北伐失败，议和，称金主为叔父。于是秦桧的“忠献”与岳飞的“武穆”并存，忠奸不分。但民间在修岳坟时，在墓的阙下，设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FK（W+3.1mm\.3.1mm][TP<XIN.TIF>;E+3mm\.3mm][FK)]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四个铁铸入像，是否与岳坟同时建铸未加考证)。这是民间的评价。又隔两代儿皇帝，直至公元1206年，距秦桧死已51年(宁宗开禧二年)，韩侂胄倡议北伐，则有人提议推翻秦桧“忠献”谥号， 改为“谬丑”，夺其封爵。但北伐又失败，斩韩侂胄的头献谢金人，称金主为伯父，恢复秦桧封王和谥号。这种忠奸共处的现象，终南宋一代，一直维持到金、宋同时为元朝所灭亡之时。这种政治上的翻案，与民间的评价是两码事。�� 关于为曹操翻案。在1999年北京开陈独秀研究会之后，有人提出，郭沫若能为曹操翻案，陈独秀亦应该翻案。我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为曹操翻案，是毛泽东为自己正位而提出的，郭沫若不过是附和而已。1955年秋，毛游北戴河，填词浪淘沙，其下阕：“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是与当年曹操统一中国（原文如此--编者）作今昔对比，当年曹丞相“挟天子以号令诸侯”，终于以魏统一了中国（原文如此—编者）。但自罗贯中撰三国通俗演义之后，则把曹操丑化了，在书中成了反面人物。作者罗贯中生于元代末年，由民族观念的驱使，仍站在南宋的立场，表示不承认起源于北方的元朝，所以在书中承认三国时的蜀汉为正统。曹操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反面人物，这种丑化有必要予以纠正。但毛泽东当时所要抒发的，是联合国的席位，当时仍由偏安台湾政权所占领，心态不平衡，则填词以抒发之。今把为曹操翻案比陈独秀的翻案，总觉得两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不公正， 同样有一个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它与共产国际有关， 与苏共中央有关。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经4年执政，又提出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的革命外交，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世界革命， 以期赤化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1920年制定“东方路线”，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反帝)解放运动(反封建军阀)来消灭或分化帝国主义的后方。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都是执行这“东方路线”的，共产国际是中央集权制， 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但中国毕竟不是俄国，指挥世界革命的人，对中国所知有限，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既无现成的理论可循，又无实际的经验可供参考。所有的决策，都是十月革命的模式，空洞的， 自相矛盾的，不切实际。比如把苏俄的工农运动，在中国强行贯彻，结果事与愿违，一步步走向失败。在集权体制指导下，如获得成功，是领导的英明，如失败了，责任则在基层，这几乎成了惯例。�� 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的组织，但实际上，一切有关革命运动的政策路线、具体指示、军事援助、党的经费、人事任命等，都要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做成决议，交付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一样，同是苏共的外事机构，不过共产国际专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外交而已，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则为其一中国支部。如把共产国际的“独立的集体”环节去掉，直接为苏共的一个支部，则匪夷所思了。�� 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想换一种方式改造中国。他所组织的是知识分子的党，他亦一介书生，其秉性与苏维埃格格不入。1922年陈偕刘仁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被国际的执委会书记拉狄克训了一顿。拉狄克说：“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 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他又说： “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不言而喻，拉狄克所批评的是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并警告中国共产党， 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 即民族革命，为赤化全球的世界革命扫清道路，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崇高威信，建党后竟一落千丈，错误连连，“右倾”成了中共的“原罪”，迫使许多党员不得不背离自己的领袖，直接与莫斯科保持一致。陈独秀尽管屡屡“尊重国际纪律，接受国际建议”，但总是不时冒出个性化的意见，不能完全驯服。大革命即使不是莫斯科有决策之误，莫斯科也会更换人选的，今天已有资料证明，陈独秀是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弄清了，实际上已为之甄别平反了。事实判断的任务也就此完成了。�� 若要恢复党籍，则必须由原决策的组织承担责任。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它在当时只能讨论，无决策权。陈独秀建党后，1922年“二大”加入国际，是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的决议，是功是过，他都要负责。尽管这是预设的圈套，但钻进去是自愿的。嗣后1927年改组中央领导班子，撤换了陈独秀，1929年终被开除出党，都是共产国际(苏共)决策的。是甜是苦，都由陈自食其果。否则一个党的创始人竟被自己手创的党开除了，历史上属罕见，亦难理解。现在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就连苏共亦不存在，谁负其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无法为当年共产国际负责，也不该为之负责。1938年有人要陈独秀声明脱离中共，脱离托派，他说这是“画蛇添足”。今天要为陈恢复党籍，同样是“画蛇添足”。�� 不过，第六感官告诉我，陈过去为政治的需要而蒙冤，这时为他翻案，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很可能有一天政治需要，为他“画蛇添足”。这样做不会使陈增添任何光彩，相反有损陈的原来形象，这样还必须抹煞当年的一段国际背景的历史，当初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有“独立的国际”假象掩护，一般人并不知情，不知者不罪；今日揭晓了，除非明知故犯。我认为明智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的意见： “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的好，是非功过由历史公论。”

前苏联被“专政”人数(电话整理)�� 北京离休干部 钱 洪

请注意2002年第5期《历史研究》上社科院研究员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 》一文。该文可注释晚年陈独秀为什么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法西斯。文章摘要指出本文依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和权威单位公布的数据，对苏联“镇压反革命”内涵进行了考证

，指出不能把俄文“镇压”一词完全理解成“枪毙”，“镇压”实际包括死刑、监禁流放和驱逐出境等几种形式；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统计范围、政治犯含义及大清洗时间，并对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的人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基本上搞清楚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总体情况，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 在苏联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130-150万人左右。由此可见苏联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范围之广、冤假错案之多。按照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苏联共有16 200万人口，就是说大清洗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 从1937-1950年总共关在劳改营的有8 803 178人，其中政治犯有340-370万人；1937-1938年关押的总人数为1 140 647人。1921-1940年被判死刑者总数为749 421人，19

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是681 692人。1921-1954年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总共是765 180人。 在大清洗高潮时期1937-1938年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共28 411人，显然这一时期以判处死刑的镇压为主。

胡耀邦废除思想犯死刑�� ……专政下的世纪奇冤�� ——《王申酉文集》（含世纪奇冤纪实）出版

本刊特约通讯员邓王丽瑾香港报导：一位被大陆中共高级领导人士称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学生，由于在60-7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个人迷信，指出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错误，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改 革思想，竟然在四人邦被粉碎半年以后的1977年4月，被匆匆忙忙地处决。后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女士等到上海进行调查，写了案件经过，已经在《人民日报》上排出整整

一版，准备象报道张志新案那样，宣传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在上报终审时，一位主管宣传的

最高领导人，虽然也为此案震惊，对王表示钦佩和同情，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了

八个大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然后，这本汇集王的供词、书信、日记、读书心

得和情书的《文集》（含金凤写的长篇案情纪实《血写的嘱托》），无论编者、审阅者、出

版者、读者及一切铁石心肠的人，看了无不热泪盈眶的血书、大书、奇书、史书，大陆任何

一个出版社都不敢出版。编注者金凤、丁东为此奔波了20多年，终于在2002年8月，感动了 香港一位爱国人士出资，由高文出版社出版。�� 在该书未出版时，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出身于贫穷工人家庭的、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忠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只因追

求思想自由，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反对当时批判“利润挂帅” 和“唯生产力论”，指出“中国目前的不正常状态终究会改革”，而在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二 年，“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杀害了”。而在被处决前一天，他在条件极恶

劣的牢房里，还在阅读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写

下了千余字的该书《内容提要》。�� �� 编者按：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假猴王打倒真猴王、假李逵杀死真李逵 的事件，充分说明陈独秀当年说的话多么正确：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一个斯大林倒了

，会有许多个斯大林产生出来。陈独秀晚年还把当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专 政相提并论，真是惊世骇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向 法西斯。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页）�� 毛泽东曾提倡“五不怕”精神，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其中包括不怕杀头。中共一位领导同志说：头只有一个，搞错了可以平反，头却不能恢复。为此，胡耀邦做了一件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事：废除思想犯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