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之石
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于 日
编者按：上期杨启先同志对北欧瑞典、瑞士名为资本主义实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考察报告发表后，反响强烈。那主要是凭感性写的印象记，本期发表我国驻英国使馆十年商务参赞于日先生写的英国社会状况，则是根据实际调查和三位副总理（总理）访英后的真情实感，进行严谨的理性研究的产物。这个资格最老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竟然也在向民主社会主义蜕变。我们老怕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可是人家怎么不怕资本主义演变成社会主义。苏联瓦解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幸灾乐祸，说共产主义完蛋了。现在看来，真正完蛋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则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为此我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如像陈独秀晚年那样。关键还是两条：有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民主”二字。自然，他们也有社会问题，不能说他们的社会就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与当年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现在的英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时俱进，应该得出什么新的结论？我们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经济学家，几十年来总是把自己关在井里，咬牙切齿地狠批“万恶的资本主义”，而不去看看现代资本主义到底变成啥样了。还是陈独秀说得好：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蜴，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原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政论》旬刊第1卷23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被两次派往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工作，常驻时间近十年。回国退休后有朋友问及：常驻英国十年，什么事给你印象最深?我说：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名胜古迹，也不是皇家盛大庆典，是三位副总理(总理)访问英国后对英国某些事务的反应，颇有内涵，久久令人思考，故成为印象最深之事。 一、王震副总理说：如果是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随口而出的个人观感。实际上，恩格斯晚年提议，“共产主义”一词不宜随使使用——编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振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随之也产生了一支坚强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会历来就是社会上人数最多，组织性、斗争性最强的社会组织。一百多年来，在工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始终对社会进程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加上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号称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党不断处于执政地位，使得英国在建立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西方国家中也属前列。 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开始于教会救助贫民活动，经过300多年的曲折发展，已经从小规模、分散的福利措施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统一的保障体系。〖HTH〗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着安全保障，也是社会公正的一种重要体现。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经济法制”，到30年代建立“福利国家”的准备期，再到二战期间带有战时特点社会福利制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从未间断。1945年工党上台，全面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进程。通过大量的立法，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拥有最完备社会保障法典的国家，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成为“福利国家”。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它包括：退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卫生保障、国民保健服务和个人生活照料等。现简述如次：
1退休养老保险 英国养老保险金分为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凡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男女城乡公民均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90年代初每人每月40英镑，1英镑约合12元人民币，下同)，而附加养老金则按退休前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时间长短、金额多少而定。 2失业保险
经过登记并附合条件的失业者每月可领到90英镑失业保险，如需供养妻子，每月还可领70英镑。 3医疗卫生保障和国民保健服务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待遇(包括踏上英国国土的旅游者、外交人员等)，去医院看病只付挂号费，住院只付饭费，连近视眼配眼镜也是免费，只是镜框的选择范围比较小。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保健补贴，如医疗补助金、病假补贴、长期疾病补贴、残疾人补贴、生育补贴、产妇福利补贴等等。 4个人生活照料补贴
儿童(16岁以下)享受定额儿童福利补贴，此外，单亲父母子女、孤儿，另有补贴；全民免费初、中等教育，90%大学生享受各种津贴；低收入家庭补贴，工伤事故补贴，住房补贴……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安全阀，对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保障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需求，保障了公民的生存权，也为保障公民的发展权打下了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是英国政府干予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利于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均等化； 英国政府通过调节社会福利措施来刺激或抑制内需，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国家还围绕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如从中央到社区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医疗保健、职业中介和培训、养老托小等，这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就业机会。英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保护公平竞争。保障制度为竞争失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也为失业者参与再竞争创造了条件。这种劳动力蓄水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英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50%来源于政府税收，其余的由雇主和个人各出一半。而政府税收中最主要部分是个人所得税，其原则是“抽肥补瘦”。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低于一定额度，免征所得税。收入(含工资和投资及其它劳务收入)越高，征收税率越高。二战后收入税起征税率为22%—30%，最高税率是60%—83%，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首屈一指的。英国工党执政时期为实现“抽肥补瘦”原则，还征收“资本转移税”(即遗产税)，此项税收保留至今，深为富翁头疼。“资本转移税”也实行累进制，税率15%—50%，起征点为30万英镑。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正的税收制度，笔者半开玩笑地问过英国财政部主管税收政策的助理次官(相当部长助理)：“你们这种税收制度不符你们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的原则。”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你说的对，我们的做法恰恰是按 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办事，超高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对于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我不知所措，只能按西方的习惯纵纵肩，一笑了之。如果说该官员的说法不完全是调侃，还真说明王震对英国的评论是有一定的根据。
二、朱容基总理为英国“私有化”正名 1993年朱容基作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访问英国。访问中朱很关注英国的“私有化”进程。在访英后期，朱对随行人员和使馆人员说：看来对英国“私有化”在翻译上有问题，英国把国营企业同政府部门脱钩，然后向民间转移股权，并打破行业垄断，这种做法今后应称作“民营化”，我们不能搞“私有化”，但“民营化”也是我们国企改革的一种方法。1998年4月，朱容基作为总理第一次出国访问再次访英。访问期间会见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老布什问朱：英国的“私有化”是成功的，据说你们也在搞，进程还顺利吗?朱表示：你说的那个“私有化”我们叫作“民营化”，我们的部分国企正在这么搞，进展还顺利。老布什说：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叫什么无关紧要，进展顺利就好。 战后工党执政期间，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曾掀起两次国有化高潮，将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邮电、造船、航空、民航、采煤、汽车制造、石油等行业的企业进行国有化。主要做法是将这些国有化企业交给内阁有关部直接管理，经营方式仍是股份制，但由国家控股。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大多数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大、竞争力差，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从总体上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1979年，保守党上台，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经过15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进程，原有的国营公司只剩下3家：伦敦公共汽车公司、邮政局和核能原料公司。 英国“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是：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公司同主管政府部门脱钩，同时失去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该行业实行放开经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所有制方面有三种做法：将整个企业出售给某一民营公司；将股票出售给本企业的雇员；在股票市场上采用招标方式公开出售。在整个出售过程中实行“分散股权”原则，限制大公司过多购买股票，对小投资者实行鼓励和优惠。经过民营化，英国的持股者由300万增加到1200万，占总人口22%，如按家庭计算，70%的家庭为持股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不承认英国是“私有制国家”，认为已变成“公共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这一提法客观上同朱总理为英国“私有化”正名不谋而合。
三、李岚清副总理主持翻译出版“布莱尔文选”
1996年11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英国，会见当时在野党领袖布莱尔时，对方赠送了新出力作《新英国》一书。李询问使馆人员这是本什么书，使馆人员告知，这实际上是一本布莱尔文选，收录布若干讲话和文章，阐述经过改革的新工党纲领和政策，实际上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准备的竞选纲领。不久，工党大选成功，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当月，李岚清副总理指示外经贸部将该书立即译成中文，准备公开出版。外经贸部立即指示笔者购买该书50本，以最快方式寄外经贸部。经过20人的翻译委员会日夜苦战，终于将译文初稿于8月初送到北戴河李岚清手中，李即主动找中宣部长丁关根商议立即正式出版该书事宜，同时指示外经贸部立即摘录1万字的浓缩稿，送其它中央领导阅示。在李岚清副总理的主持下，该书很快出版发行。一个西方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性文件受到中共领导人如此重视，据笔者所知是绝无仅有的。这本布莱尔文选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该书翻译委员会是这么说的：“该书是英国工党多年卧薪尝胆、锐意改革的思想总结，是布莱尔这位英国年轻首相的治国大纲，也是英国新一代领导人把握时机、调整立场、重振英国的政治宣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深刻思考。” 让我们看看这位工党领导人对若干问题的论述： 关于党的性质和定位：
“真正人民的党，全民族的代言人”；
“普通劳动人民的政党，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工党再次代表所有英国人民”；
“党的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的主要价值观，即有坚定的原则，又能对变化的时代作出反应……我们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上个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法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旧的思想意识同时代脱节……党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教条中解脱出来”；
关于党的阶级基础： “作为一个脱胎于工会并主要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党，工会在党的机构内有很大的发言权，然 而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党开始意识到它的党员成份、财务和决策基础过于狭隘”；
关于社会主义：
“工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应体现：繁荣的经济、公正的社会和开放的民主”；
关于变革：
“一个为人民执政的工党是一个善于变革的党”；
“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
关于经济政策：
“工党党章1918年以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思想——国有化来标榜自己，这是一种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经济的社会主义失去可信度，工党也就失去了支持……我们修改了党章第四条，放弃国有化，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意味着建立混合经济，也意味着放弃国家统制经济，主张自由市场机制同国家宏观框架调控的结合”； 关于社会公正和效率：
“社会正义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将权益赋于每一个人，它是经济效率的伙伴，不是经济效率的敌人。我们不必在更和谐的社会和更高效的经济之间选择其一。我们可以也必须两者都追求。” …… 以上所引不知是不是该书翻译委员会所说“真知灼见和深刻思考”，但起码使人印象深刻，某些提法也让人感到有点眼熟。 旅英十年，三件难忘的事，结合英国的社会状况，实有助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有助于克服“恐资病”。这里也提出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认识欧洲社会民主工党”和“如何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有个“三个有利于”，西方经济体制中凡对我有利的东西应奉行“拿来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三个有利于”就完全不适用了吗? (2002年6月24日于北京台基厂)
宣传“三个代表”思想
出 身 论 错 错错 刘宇凡
有寓居海外的大陆老资格学者说：“中共确实还没有允许剥削阶级入党的先例。原属剥削阶级分子的，只有在背叛本阶级、完全放弃剥削以后才能获准加入。”即使中共一贯如此，也不代表这是真正奉行共产主义的政党的应有之义。恩格斯是马克思的老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人之一，可他本人就是资本家。他当然早在思想上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是他长年都“没有放弃剥削”,却不妨碍欧美各国共产主义者尊之为导师。对，马克思主义的党须主要以工人阶级为对象，但是早期欧州共产主义组织并没有“资本家绝对不准入党”的教条。不要说资本家，就连有神论者、基督徒、东正教徒，都参加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到今天，在国外许多仍尊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中，资本家党员不会多，但肯定大有人在。美
国苹果电脑其中一个创办人就是一个激进左派党的党员。 那种极度强调阶级出身的做法，表面上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嘛。实质上那是一种极度机械的推理，以为这句高度概括的话可随便套用到每个人身上，以为每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他本人的思想一定绝对吻合——这根本是笑话。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没有这样说过。这倒是斯大林在廿年代末从右跳到极左的第三时期的派生物。为了堵住左派对他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批评，他就实行极左冒险，指使中共大搞城市暴动，接二连三撤换中共领导人，片面强调阶级出身，直至安插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领导。但这位向忠发一被捕便向国民党投降了。另一方面，地主家庭出身的李大钊却壮烈牺牲。可见一个人的出身与思想并无必然关系。中共从来没有认真吸收斯大林主义这方面的错误的教训，在文革时更变本加厉，发展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报道
陈独秀晚年也是一个“最先进的中国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视察江津陈独秀故居
本刊江津通讯员海玉报道：孙英同志率中央研究室各部负责人在重庆、江津有关领导人的陪同下（一行13人），于2002年6月5日，视察了江津陈独秀晚年故居，参观了陈独秀晚年生平陈列室，在了解了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和事迹后，孙英同志表示，陈独秀虽然在1929年被开除党籍，但从他的晚年思想和事迹来看，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还能保持晚节，他还是一个“最先进的中国人”。他还说：陈独秀一生有功有过，都要把它搞清楚，正确的不要抹杀，错误的也不要掩盖，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孙英同志还赞扬了江津市为保护陈独秀故居及即将恢复陈独秀原墓址所做的工作。特别鼓励江津市委党史办和政协文史办正在编辑的《陈独秀在江津》一书，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好，指出陈独秀晚年思想和事迹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应该把史料真实、正确地汇集起来。 （《陈独秀在江津》一书，年内出版，是目前收集陈独秀晚年资料较全的史料书，本会现在代理邮购 ，挂号邮购价：30元）
53年后终见天日——《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出版内情 本刊记者莎莉报道：陈独秀又一部鲜为人知的遗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终于出版了。但其出版经过一波三折，历尽磨难，在中国出版史上实属罕见。为此，记者采访了知其内情的唐宝林先生，他讲述如下： 陈独秀这部不涉政治的纯学术音韵学论着终于由我国最著名的文史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了，是陈独秀研究领域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但捧读这本只有19万字、装桢扑素的小书，不禁感慨系之，叹其命运如同作者本人的经历和逝世后学术界为其正名的道路一样坎坷。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多次拒绝国民党荣华富贵之诱惑后，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于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之后，受北京大学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陈独秀的全部遗着，包括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经誉写校核清楚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双方签订了合同，商务将陆续出版陈独秀的全部著作。首先出版陈独秀的文字学论着。 陈独秀一生以主要精力献身于祖国的民主富强而进行的政治与革命斗争之外，“业余”还从事多种学术研究，最富成绩者，当属文字学。文字学古称“小学”，分“音韵学”、“文字学”两类。陈独秀认为，中国汉字形、声、义是统一的。所以他反对大学里把音韵学与文字学分开来教。他的另一部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就是实践这种理论的代表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研究时，他也写下了不少音韵学论着。1949年3月，“独秀丛着”第一部由商务印书馆排出清样，取名用了外行人看来有点古怪的书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其中《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是陈独秀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该书基本上收编了目前发现的陈独秀音韵学方面的全部论着。而其学术水平之高，用我国最著名的文字学家魏建功的话说：“大改前人陈陈相因之观”，“老聃有言：‘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陈独秀就是这样，有作必创新，绝对反对重复和抄袭。 可是，当何之瑜在清样稿上签名，校核清楚无误，准备开印时，上海解放。这本在国民党时代尚可出版的学术著作（作者曾因“共匪首领”，“反国民党，危害民国罪”判处8年徒刑，因抗战爆发，释放政治犯，执行6年，出狱后一直还受国民党特务监视至死），却因“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反革命”、“叛徒”等莫须有罪名之累，打入冷宫。80年代初，本人收集陈独秀研究资料时，发现此稿，后被某友人借阅，其中几封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和两篇序，得以流落到某著作选上，增加了其篇幅。1993年，陈研气氛有所松动，虽然还乍暖乍寒。此稿即抖胆提供给中华书局。书局领导慧眼识真珠，视其学术价值，当即表示决定出版。于是，本人在这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51周年纪念日，为其写了代序《关于陈独秀的文字学论着》，介绍了陈一生研究文字学的情况及成果。但是，可能是当中华书局明白“陈独秀”是历年来被禁出版选题名单上始终列于首位时，他们不得不从政治出发考虑学术著作，尽量往后拖了。我是不识相，不断地催促，开始时，还给我解释，说是书稿中有许多现已死亡的难字怪字，不能机器操作，而要手工刻字，故而难以很快出版。后来是解释也无词了，就是还没有出版。我也不好意思再问，绝望了。就这样，9年过去了，打败日本鬼子也不过8年。在这9年中，出版界闯禁区，陈独秀著作、陈独秀传、陈独秀书信集出了不少。可就是这本纯学术著作出不来，可见书局领导之慎。我也理解，没有必要为这么一本小书，牺牲掉这个百年老店。 希望往往在绝望之中产生。今年5月27日，本人到南京参加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一友人一见面就说：“祝贺，祝贺，陈独秀音韵学著作终于出版，为什么不送我一本？”弄得我如入五里云雾之中。那人见状，惊讶地问：“怎么，是装糊涂，还是真不知道，《光明日报》都已注销广告了。”我说是真不知道。原来，《光明日报》因为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表现相当极左，所以这份主要对象为知识分子的报纸，在知识分子中的口牌却相当不好，大家也就无形中相约不看此报，本人受了这种氛围的影响，也几乎如此，虽然公家为我们研究室订了此报。回京后，立即与书局联系，才得知责任编辑也在寻我，因时隔多年，书局又搬了家，丢失了我的电话，所以书已出了三个月，却难以联系上我处理后事。 我终于见到了这本陈独秀的新书，第一篇我写的代序末尾还注明：“写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再看出版日期：“2001年12月”。从商务印书馆要出版的1949年到这个日子是整整53年……现在，既然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得见天日，付出这9年和53年的代价，还是值得的。用我在代序中结尾的一句话说：
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日，中华书局按当年商务印局馆的清样稿，将陈独秀的另一部文字学力作《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改名为《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出版。这反映了历史的曲折和进步，同时也表明中华书局在保存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上，又做了一件好事，可喜可贺！
此书本会代理邮购：邮购价每本17元，地址见刊头。
陈独秀研究波及扶桑之国 “日本陈独秀研究会”成立 本刊讯：日本著名的科学哲学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力，日本第三代研究鲁迅专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佑造（我国《参考消息》曾报道日本学者研究鲁迅情况和三代专家的代表人物名单），弘前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梁，多年来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进行学术交流，建立了友谊。5月27日，陈独秀逝世60周年，三人在中国作友好访问时，应陈独秀研究会之邀，顺便列席了全国第七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并于当日发起成立“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佐佐木力任会长，长堀佑造任干事长，回国后即发展会员，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首先要把陈独秀的论着陆续翻译介绍给日本学者，并与中国的陈研会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三位学者还参观了南京大屠杀展览会，表示愿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当局的右倾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新发现 吉野作造曾邀请陈独秀访日，合作进行新文化运动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力
以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选择。此事，“9•11”事件已经给了明证。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高歌猛进的世纪。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有一个与陈独秀相似的人物——吉野作造。他生于1878年，比陈独秀大一岁，逝于1933年。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时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1916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儒家伦理发起猛烈攻击，掀起新文化运动。吉野也在日本国内倡导彻底的议会民主主义，同时，在东亚政策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主义侵略。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不仅支持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众起义，而且在获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后，马上通过去的学生李大剑，向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表明了愿意与新文化运动合作的意愿，提议东京大学师生与北京大学师生互相访问，互相支持。特别邀请陈独秀能访问日本。但是，由于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接着虽营救出狱，但仍受警察监视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双方合作的机会。与陈独秀一样，吉野所以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是受了中国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抗战时期表示拥护民族•民主权利，成为“终极的民主主义者”。吉野只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阶段。在东亚，社会主义理念的再生与“终极的民主主义”的复活是同步的。21世纪，吉野作造、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也许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此稿原名《吉野作造和陈独秀》，发表时，根据作者发言作了一些修改——编者）
新思维新方法
为陈独秀正名的一个误区 ——从英国纪念马克思想到的 仲 石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84周年，英国《焦点》杂志发表纪念文章说： 1883年3月，伦敦海格特墓地一角，一小群人聚集在一座新墓前。其中一个人念悼词说：下葬的这位男子“受到无数人的爱戴、尊敬和悼念”；他是一位天才，并且成为“那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对于这个人的去世，某些国家的报界哀悼说是“人类的不幸”；然而英国却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令人惊讶的是，100多年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那天葬在海格特墓地的那个人仍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试图帮助无数受压迫者获得解放。对另一些人来说，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恐惧之情就油然而生。 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个人身上其实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家，却债务缠身，大半生穷困 倒；他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却热情捍卫工人的权益。 这段文字中的马克思，如果换成陈独秀，简直是太贴切了。虽然陈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二者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是集大誉和大毁于一身。有人对他崇敬有加，连毛泽东都曾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有人则对他恨之入骨：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汉奸、叛徒，等等，不一而足。二者的评价看似对立，实际上也有共同点：都表示了自己及一群人的强烈的“感情色彩”。有人说研究历史人物不应该带有“感情色彩”，那是骗人的。世界上哪有不带感情色彩的人物研究和传记。国宝《史记》就是一部史情并茂的历史巨著。学术大师季羡林说：“《史记》中的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代序》。所以，史学著作，特别是人物传记，不可能没有感情色彩，关键是这种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标准是二条：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否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写同一个人的历史传记，《毛泽东传》或《蒋介石传》，决不会有相同的感情色彩。 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辩诬正名，表现了人的起码良知，应该肯定，但与西方相比，有一个误区，好象非要“舆论一律”。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反革命”，非要人人口诛笔伐，否则就要遭到不测；现在给陈正名，也要求搞一个红头文件为他翻案，否则就惶惶不可终日。能不能学学西方对待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当年集大誉大毁于一身，“受到无数人的爱戴、尊敬和悼念”； 同时又是“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逝世10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是有人热爱有人恨，何必非要舆论一律，又何必非要“组织上作一个书面结论”。这是不是中国的封建残余在思维方式上的表现呢！
争鸣
对袁鹰文章的两点意见——致唐宝林 梁有根
读到今年第一期《随笔》上袁鹰先生的文章《陈独秀•太平军》，(本刊上期转载——编者)产生些疑惑，向您求教。袁鹰先生的文章中引有您的大作《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中的话。所以我估计《陈独秀•太平军》那文章是袁先生在读了您的文章之后有感而发的。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当时共产国际硬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结果，“其主要罪责，应该由当时的第三国际(实际上应该是联共中央)来负的，是他们的错误决策和瞎指挥，断送了中国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我觉得袁先生这里“罪责”一词用的似乎过份了。 第三国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是客观存在，正面的也是历史事实。对这样一个当年工人为阶级翻身，为世界革命(姑无计其可能有多少)而组织起来的国际组织的评价，似乎要作得全面。它在革命运动中确有诸多不足，而且随着档案的披露，还有更多的不足会被发现，但它毕竟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个地球上谋求创建新社会的。对它的功过应联系着历史背景来评说。这功过的评说，和“罪责”的指认，似乎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为陈独秀正名；为陈独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国际，除非有材料证明第三国际自始至终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近有学者着文明白表示联共党在后期已离开马克思，其所述社会已非马克思原意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这个污点能成立，对于第三国际在中国所起作用似乎也得一分为二，评论功过，似不宜指认“罪责”。 随便再说一下袁鹰先生所讲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对太平天国(袁先生称之为太平军——我的历史知识少，不知究竟应怎样称呼洪秀全他们)的完全抹杀。袁先生说他是读了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之后，动摇了自己原来的观念，认识到太平军原来是一个邪教组织，对国家对人民之害，大之矣。袁先生说当时的历史状况是“社会急待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百姓渴求安居乐业”，而清政府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奋图强的情绪”。这一切是“被太平军的造反打乱了、中断了”的。袁鹰先生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了太平军的罪过，而我却由他的话陷入迷惘，如果当时的百姓确如袁先生所说那么渴望安居乐业而不思变，那，太平军又怎么会兴起?又怎么能那么快地刮过半壁江山?如果当时的清政府确有奋发之意，而为什么 几次改良都夭折，其自身终于还是被推翻?我是一直认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政府是走到了尽头的。为维护它的统治所作的各种努力都不能成功，证明它的存在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羁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动摇这个封建王朝的行为，似乎都该说是对社会发展有(一定)正面作用的。虽然马克思有话，批评太平军，我却仍以为太平天国对五十年后民国的成立有催生作用，不宜抹杀。 这两个问题，我所以一并提给您，是因为我觉得时下一些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议论，常常从此一端跳入另一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讲历史条件，不讲历史过程，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视历史事件为离开必然的一团团偶然。这么一种现象，我以为似乎是不利于认识历史真实，也无益于正视当前的。以上我这些话都没有新材料作根据，只是凭原有的一点点知识作推动，也许恰恰违背治史的科学精神，有以论代史的遗毒。真心盼望指教，也极望多得一些史料，以匡正自己的有偏颇。(2月28日)
历史不承认假设，但允许反思 ——答梁有根先生谈袁鹰文章的信 唐宝林
敬悉“2•28”来函，本来已安排在上期转载袁鹰大作《陈独秀•太平军》时一起发表，因稿挤临时撤下，延至本期。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又来信，担心我们故意压制不同意见。这一点请您放心：一是袁鹰先生虽然是一个名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而且与我们的关系也不错，但是我们为真理而斗争，决不唯名，也不唯亲。二是我们本身是一言堂的受害者之一，是反对思想压制，坚决执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方针的，特别欢迎不同意见（包括批评我们、甚至骂我们的言论）。这一点，我们自信比起那些口喊拥护“双百方针”，实际害迫不同意见的人开放得多。况且，陈独秀在五雷轰顶、最恶毒的骂声中还能为真理不懈奋斗，我们这些研究陈独秀、学习陈独秀精神的后辈小子，难道听听不同意见的气量都没有吗！关于您的信，我先回答有关我能回答的几点意见，然后转给袁鹰同志，听听他的意见，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下期公开发表。 一、 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中央斯大林）的“错误决策和瞎指挥断送了中国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 革命”，用“罪责”一词，是不是过分？我认为考虑到“四一二”、“七一五”失败时牺牲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罪责”一词并不过分，不过多了一点“感情色彩”。用平和冷静的心态去处理，叫它“错误”，似乎也可以，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您说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要全面评价，有功有过，应当一分为二。“为陈独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国际”。这是我同意的。我一贯认为，1920-1921年帮助中国建党、1922-1923年帮助中共确立国共合作政策、1935-1945年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确立领导地位、西安事变中帮助中共确立和平解决方针、解放战争中帮助中共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中支持中国，以及五十年代的工业现代化建设中给予的援助，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虽然这些援助都是有条件的，但是，没有这些援助，中共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可能会走更漫长更曲折的道路。可是，全面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与检讨在某一问题（如大革命失败问题上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搞文过饰非，使陈独秀蒙受几十年的冤屈）上的错误，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杨奎松教授单单叙述“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就用了52万字（台湾出版），袁鹰同志对陈独秀右机问题在读了我的文章后写了一千多字的一点感想，怎么可能要求他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功过作全面评价呢。本人拙作《联共档案揭开中国革命真相》以及其它为陈独秀某个不实之词作的辩诬文章，也各有主题，侧重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和陈独秀的一生功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辩诬者认为“陈独秀一切都是对的，没有任何错误”。如果用这种无理的指责来干扰我们为陈独秀正名的工作，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头脑。 对太平天国怎么着，我没有研究，无资格发言，而且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群众运动，如何看待改良主义——结合古今中外的历史把它说清楚，需要巨著鸿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袁先生读了潘旭澜专家的著作，全面否定太平军，对于我们这些受过歌颂农民起义传统观念熏陶的人，的确难以接受。但是，这种观点现在能够发表，却说明了现在学术民主的进步，应该欢迎，正像您为“左派”二刊“自裁”鸣不平一样，只要没有违犯宪法、没有颠覆现政权的嫌疑，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和争鸣。同时，我也注意到现在在“与时俱进”中有一个不好的苗头，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考察具体的历史条件及这个条件下出现的进步事件（事物），如您所说完全“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我认为这有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是应该注意的。这些人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不希望历史上出现那么多丑恶。假设没有那么多冤假错案多好啊，假设没有那些战争多好啊，等等。但是，历史不承认假设。那么多丑恶本身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却允许反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写《资治通鉴》，就是这个意思吧，为的是使后人不要重演历史悲剧。在这个视角上来读袁鹰同志的文章，是否会受到益处呢。 一般来说，人老了，再加盛名之累，往往趋向保守，有人甚至利用职权，肆意压迫进步的新生力量。年届八旬的袁鹰，愿意重新考虑原来十分信仰、十分坚持的观念，参加到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队伍中来，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啊！茫茫人海中，您能找出几个这样的老人名人来？我说的“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只是个苗头，要注意，现在的主要倾向还是维护错误传统观念的势力太大。20多年来为陈独秀正名之路如此艰难，就是一个证明。不过我们坚信，进步者必胜，否则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二、 几年来，在为陈独秀正名的队伍中，走进了不少像袁鹰这样的文学家、散文家、记者等非历史工
作者。中国的文史从来是一家，这是好传统。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欢迎，而不应该像水泊梁山上的王伦那样，搞中国的“门罗主义”。当然，二者毕竟各有特点。文学家重于故事与情感，历史家重于学术与理性。文学家在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时，往往用合理想象和形象思维，有时可能会出现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缺点（历史家有时也难免）和历史家难以接受的思维逻辑（有人如果用文学家的某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衡量一门历史学科的研究水平，乃是一个笑话）。缺点错误可以热情帮助，不同的思维逻辑也可以互相讨论切磋。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特别学习文学家的优点： 一是要学习“史情并茂”的写作方法。有人总是批评研究陈独秀的论着、特别是为陈独秀正名的文章感情色彩太浓。如果以情害文，违背史实，拔高地位，那是应该纠正的。如果不是这样，却是应该鼓励的。因为世界上哪有不带“感情色彩”的史学论着？。国宝《史记》就是一部史情并茂的历史巨著。学术大师季羡林说：“《史记》中的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代序》）从司马迁到梁启超，都主张“笔端常带感情”。陈独秀也有诗曰：“笔底寒潮撼星斗”。所以，史学著作，特别是人物传记，不可能没有感情色彩，关键是这种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标准无非是二条：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否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过去动不动说“阶级立场”，现在吃不开了，但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还是站在非正义和保守落后的一边，总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标准吧！另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感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写同一个人物，如《毛泽东传》或《蒋介石传》，不可能写出一样的感情来。这也不必非要“统一”，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至于感情的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有的发发牢骚，说说怪话。不必大惊小怪。一般说来，发牢骚、说怪话者，都是正义的弱小者在受到强权者无理压制时，所作的无奈而微弱的抗争（如果他有权势改变现状，决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一般有良知的人，应该给予同情。如果连这样的表示都不允许，是不是要回到那茶馆的墙上张贴“莫谈国事”的年代。 二是要学习文学家对人性的关怀。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渗透着对人性的关怀。过去，把这一点视为文学家的专利，好象现代历史家都是只知道理性和学术、没有感情和人性的“冷血动物”（陈独秀的冤假错案如此深重，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之外，与历史家的这种人性弱点，不无关系）。所以写出来的历史论着总是味同嚼腊（像《史记》那样的著作太少太少），读者寥寥，影响力自然就小。有的“为虎作伥”就更让人瞧不起了。袁鹰同志写过几篇为陈独秀正名的散文，情况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他们更关照人类的良知和人性。如他在为赵蘅女士的画册《拾回的欧洲画页》所写序中所说，文学艺术家的根本任务“是加深人类的良知，对真善美的维护和对假丑恶的憎恨”，“是对人类命运和尊严的诉求”。正是出于这样的本性，袁鹰并不因自己名大位高而失去对弱小的无辜者的同情心。他总是为他们大声呐喊：“正直和平的普通人民何辜，天真纯洁的孩子何辜，冷战的铁幕竟给他们善良人性以如此深远的无声伤害。全人类有识之士，难道不应该制止这种 害人性的愚蠢和罪恶吗？”为了美好的未来，“真切地希望那种种不幸的事永远不要再来。我想……对一个有良知的人，这应该是最低的愿望、最起码的要求吧”。 这种声音表示了袁先生扶正压邪的鲜明立场。可是有些人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强权者一边，对正义弱小者的无奈而微弱的抗争进行打击，这就有点太那个了。（2002年6月9日）
纠正史实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没有探访过陈独秀
现在有不少著作，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探访过陈独秀，本人在1988年出版的《陈独秀年谱》中，也根据《黄理文谈陈独秀》（回忆录稿），把此事写入年谱。后经核对，抗战时期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予以否认。希望此事不要再讹传。但是，约在1939、1940年，陈独秀因经常发表反苏言论，陈之好友朱蕴山受周恩来的委托看望过陈独秀，劝其去延安，党中央准备把他“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乱说”。当时国共都需要联苏抗日。这个史料比较可信。还有，1938年7月，陈独秀离武汉入川时，受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关照。周根据中共意见，曾对陈独秀打招呼，希望陈入川后“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此事也是可信的。（唐宝林）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无“回党要求” 有很多论着和文学作品，一再声称陈独秀在1937年8月出狱后，有回党（中共）要求。根据，一是他去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亲自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过；二是他派罗汉到延安联系过。这里有误会。我在1989年出版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中特别就此澄清过。陈独秀向叶、博表示的是拥护党的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改原来反对这个政策的态度，并非要求回党。罗汉与叶、博联络，又受叶、博指导，经西安到延安去与党中央联系（因山洪爆发，被阻西安，改由电报协商）。一是罗汉自作主张，事先未与陈独秀商量；二是罗汉也是提陈独秀等人与党合作抗日，不是回到共产党内来。结果，党中央提出要陈公开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三个条件。因罗估计陈决不会接受此三条件，也没有劝陈同意合作。在这两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从叶剑英到党中央，都把陈独秀和罗汉的行为当作陈要“回党”的表现。所以，现在普遍流传的陈独秀“要求回党”之说，都来源于这个误会。为此，因上海托派领导反对陈、罗向党表示合作的行为，陈独秀早在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就作了明白的说明：“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我对于史（即史大林，是当时托派称中共的代名词——唐）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指罗汉）向我也未言及此。” 陈独秀晚年，多次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根本没有要求“恢复党籍”和“回党”的要求。可是，现在为陈正名，却有不少人提出要求恢复陈的党籍。其心是善，其意违陈，不可取。（唐宝林）
陈独秀研究史上又一次学术盛会 本刊讯：5月27日至29日，为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而举行的全国第七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顺利举行。研讨会作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一部分，由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主办，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十几家单位协办。由于江苏省、南京市和南京大学党政部门的支持，此会是继1999年北京第五次全国研讨会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73人，开幕式120人，论文67篇。丁守和、任建树、唐宝林作了大会发言（三人发言的题目分别是：《再论陈独秀与五四运动》、《陈独秀研究的新趋向：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学术界研究陈独秀成果被中央有关部门吸收的情况》）。研讨会紧扣“陈独秀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一批新资料、新观点，表明我国陈独秀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为推动陈独秀研究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陈独秀研究与学习宣传“三个代表”思想相结合，探索了新路。
上海将筹备“全国第八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报名
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七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经酝酿，上海陈独秀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同济大学历史系，将筹备全国第八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主题是“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时间初步定在2003年12月。即日起开始报名。2003年10月31日之前，视论文数量和质量具体落后。 联系人：孙其明。地址：200092上海四平路，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 唐宝林。地址见刊头
关于哈尔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为了总结和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研究的新成果，南京会议提议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区，在条件成熟时，分别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研究新成果学术研讨会”。2003年1月4、5日，在“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期间，由黑龙江大学中专部等单位承办东北地区的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地区的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人员，全国各地的陈研会会员也可有一部分参加。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大家讨论相结合的办法。与会者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免费伙食及参观费，交100元会务费。欢迎提供赞助的合办单位加入。即日起开始报名，由于名额有限，准予参加者，以今年11月份发出的《请柬》为准。 联系人：郭立田。地址：150080哈尔滨南岗区学府路74号（黑龙江大学203信箱） 唐宝林。地址见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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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研究动态(1-22期合订本，并送2002年《简报》，唐宝林主编，提供大量珍贵资料和信息)50 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新发现的陈独秀遗着）17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吴江着，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惊人力作）13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冯建辉着，重新评价中共六任领袖的新视角）22
走出个人崇拜——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冯建辉着，对关系到民族命运的一个敏感问题的深刻思考）21
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奚金芳着，陈独秀在发展中国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功绩）20
王力反思录（披露文革中高层决策内幕和珍贵史料）225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着，告诉你另一人鲁迅和逝世后的苦涩）33
血祭金门（洪小夏着，解放台湾前哨战悲壮史）25
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杨奎松着，披露大量珍贵绝密档案) 150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陈研会编，反对错误的传统观念) 50 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7) (第1-6辑，解 密系统惊人绝密档案) 230
昨天的革命 (获奖论文集，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史的几个问题)) 20 中国革命史述论 (曾庆榴、洪小夏编，获奖者总结改革开放20年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25 中国托派史 (唐宝林着，中共唯一反对派、反对党的曲折历史) 80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 (多伊彻着、周仁辛等人译，特殊的思想，传奇的经历，精彩的文笔，多年来国际畅销书) 110 十年的路——与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吴江着，改革初期的高层斗争) 60 中国的新路 (吴江着，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变错误的传统观念) 3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江着，深刻论述理论创新，中国才有希望)26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史，观点惊世骇俗)36
双山回忆录 (增订本)(大革命、陈独秀与托派关系及中国托派史的真切回忆) 50
郑超麟回忆录 (关于中共早期领导人、大革命、陈独秀与托派关系及中国托 派史的真切回忆) 70 彭述之选集(三卷本)(对上世纪20-80年代中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另一种评论)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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